最後，當工務局調來的拆除大隊重機械怪手開始破壞屋子的時候，只剩下我跟小許了。我們都沒有哭。社會局來協調的時候，阿公的目屎流落在臉頰；環保局和電力公司拆管線的時候，小許和我都哭了；但是這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沒有哭。
社會局協調會前一星期，我才知道妳還是決定出國的消息。我知道妳的決定是對的，這不能勉強妳，我與阿公殘破的屋宇不能當作阻止妳前進的藉口。那幾個星期妳像興奮的雀鳥，拉著我述說許多出國說明會上面的見聞：花州大學完善的RA制度、親切的博士班學長、女性主義史的豐富研究資源。妳用「夢寐以求」形容花州給妳的獎學金。我聽的時候只覺得心在翻滾，像是七月颱風過後房子旁邊洶湧的溪流。那天下午小許告訴我妳決定要跟學長一起去美國，大概他也跟妳說我跟阿公住了二十五年的房子即將要拆除。在這個時候，妳不知怎麼面對我，正如我不知道要怎麼跟妳說。
阿公的身體原本就不好，前年中風時候摔斷右大腿骨，我們就眼睜睜看一個堅強的老人每天從窗口看他那原本生機盎然的小菜圃，日漸荒煙蔓草，終致荒蕪。我休學以後，花了幾天把滿園的雜草鋤掉，可是阿公他老人家就只是一直搖頭。現在房子要拆了，老人家不忍心看到這些，可是我們無處可棲；阿爸的水鑽、斗笠還有背心都仍舊掛在後面，好像他明天還要上工；媽媽從越南家鄉帶來的刺繡跟木偶嫁妝還有風景明信片，我既不忍心看也不忍心丟。我口才遲笨，根本沒有辦法像妳那樣有條有理談妳的追求、妳的夢想。我擅長的熱力學，現在什麼忙都幫不上，房子要拆了，而妳從來沒聽我親口說過。
協調會根本就是市政府對我們家佔有公地的罪行確認儀式，倒楣的事情還不止於此。我休學的時候，實驗室的學長和同學幫我發動系上募捐，我拿那四萬元繳了一些帳單，買了一輛機車，可以載阿公去作復健；可是我去民政局辦戶籍移轉的時候車被偷了，向保險公司索賠，卻因為保單上面受保的是車行，一毛錢也領不到。義務幫忙的小許氣得全身發抖，而民政局也因為我們非法居住河川保留地，拒發戶籍移轉證明，這樣子社會局跟著也無法安置我們，小許對他們拍桌子，罵他們冷血，但是代表工務局出席的高科長就只是笑著搖頭，政府的左手永遠制肘右手。
阿公嘴裡咿咿唔唔，也對我搖頭。小許介紹我去找林記者，希望媒體可以報導這件事。林記者說市政府於情或失之冷酷，於法卻絕對有據，轉介紹我去找在野黨的周委員。周委員在城區他豪華的世界會館五十四樓辦公室見我，他覺得我可以塑造，願意開記者會、公聽會，把我包裝成政府治國無能的受害代表，年底時候可以角逐黨內提名，競選市議員，不過我必須接受他幕僚的擬稿、配合衝撞抗議造勢行動及加入他的派系。周委員身邊的資深助理告訴我，一旦擁有權力、地位，也就有了公道，我腦海浮現阿公的搖頭，我知道他是拚命想告訴我，理屈的是我們，還能夠爭什麼？我也搖頭，謝絕了他們。
房子被斷水斷電那天，小許跟我好說歹說，終於把阿公抱上小許的車，他暫時可以住在社會局安排的療養院。阿公上車的時候梗著脖子臉漲的通紅，我知道他不捨得我們住了二十幾年的鐵皮屋，可是我又怎麼能讓老人家親眼看到房子被怪手搗毀。那天的報紙塞滿了制憲建國的爭議、市長競選總統的新聞，沒有登一個字有關我們的事。下午雲很厚很黑，隱約有轟隆的雷聲，我把那台陪阿公好多年的電晶體收音機放在他身邊，被阿公推開。小許載走阿公以後，我拿著工務局強制拆除的通知文，在沒有光線、充滿回憶的鐵皮屋裡坐著，以為還有阿爸可以依靠，還有媽媽可以傾訴；一直強忍著的、對妳的思念突然決堤了。我想起好多妳的事情，也想起上次見到妳時妳流的眼淚。在這個時候，妳要走了，妳要遠走了！我把頭埋在兩臂間，扭開收音機，愛樂電台播的是德弗札克的〈悲歌〉。不知為什麼我想起媽媽曾經唱著哄我入睡的那首越南民謠，收音機電波有些干擾，正如記憶中我母親的歌詞已經混淆不清，剎那間無盡的無助感將我吞沒，我哭了，哭得非常傷心。
早上十點三十分，強制執行拆除。我木然站在小菜圃旁，眼看拆除大隊在半小時內，一下子就把我們二十年的記憶搗毀。上午風很大，瓦礫捲起的風沙連同滿地掉落的蕨葉撲上我的臉頰，又刺又痛。我沒能聯絡到妳，也不知道妳今天幾點的班機，我們的感情結束了，是不是就在我的違章被拆除的同一時間，妳也飛向未知的未來了呢？我瞇起眼睛，看見灰色的天空跟怒水奔流的小溪，風很大，我把頭低下來，在這個空無一物的方場上踱著踱著，用腳用力地抓牢地面，妳走了，我沒有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