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小孩，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最先指出這筆薪資補助由就業安定基金來支付，不甚公平，因為這個保障勞工就業的「互助會」似乎不應該來買單大家育嬰假的補助經費。雖然主事者很「單純」地想，既然這是為了提高女性的就業率，也為了提高女人生產的意願，所以往就業安定基金裡「開源」似乎是可以不必加稅又能大發「紅包」的絕佳方式，加上育嬰假與育嬰津貼，男人也可以領，所以就業安定基金就成了政府不思長遠規畫相關托育、育兒配套措施的肥羊。不過這項政策，還是依然受矚目，至少我已經看到不只一個女人在說，如果這條真的過了，她真的會「跟他拚了」，決定生老二。

不過我很關心，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申請育嬰的補助嗎？在我懷孕前幾個月，已經先辭掉工作，後來為了勞保不中斷，就在一個工會裡繼續投保，勞保、健保都一起繳。聽說有很多無一定雇主的人，也是透過工會投保。朋友說，若是生育津貼，只要有付勞保的保費就可以申請，至於留職停薪的津貼，因為工會裡的會員所繳的費用不包括就業安定基金，因此就沒辦法申請。朋友淡淡地說：「勞工是弱勢，女性勞工則是弱勢中的弱勢」。

女性常常因為家務、兒童照顧、甚至病人、老人長期照護，而無法擁有穩定的且長期的工作，表現在投保的紀錄上，更加不利，因此把留職停薪的育嬰津貼放在必須是職業婦女的前提之上，早已經排除了一大半的女人。當然，樂觀一點想，這樣的制度很有利於驅策男性請有育兒補助的育嬰假，因為依照父權的邏輯，大部份的男人都是在上班的，而且通常不會因為生小孩、照顧病人、甚至家中變故而必須中斷職涯，所以他們繳的勞保、就業安定基金都比女人穩定，想必這些男人請領育嬰假的合法「資格」，遠多於女人。這樣想想，突然有點「欣慰」起來，這種四不像的設計，會不會到後來反而成就了男性參與更多育兒或家務工作的可能性？

4/7我參加了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主辦的南區工作坊，雖然情商好友去幫忙照顧小孩，可是女兒不時還是會想要進來會場找媽媽，甚至就賴在我身邊說東說西，偶爾會高聲唉個一下，為了怕打擾到別人，後來大部份的時間我都在會場外，偶爾站在門口聽一下，或趁女兒又跟阿姨去婦女館外的遊樂設施玩耍的空檔，趕緊再溜進去聽幾個段落，心想還好主辦單位有錄音，到時我還可以補聽一些內容。

下午，課程開始沒多久，女兒又在跟我「講話」，有個人轉過頭來用手勢跟我比，意思是太吵了，我想如果這樣讓她沒辦法聽清楚，的確干擾到了與會者聽的權益，就帶著女兒到會場外，並且跟好友說，如果女兒還是不肯跟我待在裡面，那我們待會就離開好了，明天孩子的爸可以帶她，我至少可以專心聽一場。

中場休息時間，那個人來跟我說不好意思，因為她怕「吵到講師」，想說畢竟外國人來，不然「她是沒關係」。這句解釋令我大為錯愕，她要求我「清場」竟是出自於一個她的假設，而不是實際發生的情況。而一樣帶著女兒擔任翻譯的楊佳羚後來經過我跟女兒時又順便打了招呼，為了求證，我問她，我們這樣是不是太吵了？她立刻睜大眼睛說：「一點也不會，我們本來就應該慢慢習慣這樣的聲音」，並說她要在開場前跟大家講這件事。她不但說了，而且還「故意」把自己的孩子也帶進會場，她說瑞典的講者還跟大家強調：「請不要拿她們當藉口」！

我帶著孩子在會場外，沒聽到佳羚說了什麼，但那個好心的學員後來特地跑來跟我道歉，反而讓我覺得尷尬，因為也在台灣這個環境長大的我，也將一個會場需要「安靜無聲沒有小孩干擾」的理所當然規則給「內化」，因為極度想要參與工作坊而帶小孩去，反而被我視為是一種越界的行為，沒被阻止算好運，打擾到別人，離開是理所當然，所以別人那樣感覺及要求我，似乎是也再也正常不過。我捫心自問，假如我今天沒有生小孩，沒有托育的需求，在會遇到個囉哩囉嗦的小孩，搞不好也會覺得吵，似乎也很難要求人家有所謂的「同理心」去「體諒」這樣的聲音。而且那種女性出於「為別人設想而預先停止某些事」的恐懼心情，讓我感到更為心疼。

朋友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與許多更為吵雜的聲音共存，可是卻沒人抱怨，但孩子的聲音，卻立刻被視為是干擾。令我想起，前陣子有個演講，會場外樓梯間正在整修，電鑽的聲音在二小時的期間迴迴盪在會場內，而講者就著麥克風努力當作噪音不存在，大家也強忍著噪音的不適，聽完那場非常精采的演講。學校整修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且那是「公領堿」的事，所以沒人想過要去阻止工人們先停止工作或調整工作時間以便讓大家可以有個清淨的空間，可是一個被理所當然視為該待在私領域的孩子，出現在「正式」的公領域，就成為了一種禁忌，讓大家渾身不對勁。

鼓勵生育措施還包括一些「優惠」方案，例如開車可以免費停車或是開上高速公路可以免過路費等建議方案，則是完全不顧社會現實，漠視階級差異的觀點。沒有車，買不起車的家庭比比皆是，除非國家要送每一個生小孩的家庭一部車，不然這個優惠還不就是只有那些有車的家庭才可以享用，不只沒有「排富」，根本就是「排窮」；同理，遊樂場所的門票優惠，到底一年可以用到幾遍？

每個月二三千塊的育兒津貼，對於有小孩的家庭來說，拿起來真是不痛不癢，這點錢，並沒有辦法解除育兒家庭的根本問題，錢沒用在刀口上，花上千億的支出造成政府財政的龐大負擔，，搞到破產還是沒人要生小孩，甚至生小孩也沒辦法好好養。育兒家庭每天張開眼就要面臨的托育需求，才是真正要去努力的方向，儘搞那些人們偶爾才會用，甚至一輩子根本使用不到的好看「優惠」，花了大錢卻完全不知道可以幫助誰，那些擬政策的人為什麼不拿這些方案來問問自己，這些條件是否足以讓自己有信心在這個環境生小孩？

一千多億，應該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普及照顧制度，提供平價專業安全的社區托育服務，對於有需要的育兒家庭來說，擁有至少每個月一萬五（若生一個小孩）的價值，除了托育費用，還為家庭減輕龐大壓力，有更多餘力為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繼續打拚，更是無上的重要價值。這麼簡單的數字題，那些決策者，為什麼都還是不懂？

職員B說這是圖書館的規定，我對著那張「規定」看了很久，『教職員及學生不得帶十六歲以下的子女進入』，那如果我真的需要進去使用圖書館的資源怎麼辦？職員B說：「上次是有一個帶小孩來，後來是把小孩留在櫃台外，我們幫她看，不過那小孩已經很大了」，職員B趕緊阻止職員A說：「你可千萬別說要幫她帶」，我告訴她們二位：「我也不可能把小孩放給你們帶」。職員B用一種看似友善的語氣問我：「你怎麼沒把她留在家裡請家人帶呢？」，我用堅定嚴肅的眼神及堅硬的語氣告訴她：「我只有自己一個人」……

我自己一個人，從中部帶著小孩回學校完成我研究所的學業，不奢求學校也許能提供宿舍給有小孩的學生，更不敢指望可能有什麼托育的協助，但是連使用圖書館這種基本權利，也因為帶著小孩而被拒於門外，算不算是影響了我的受教權？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要維護懷孕女學生的受教權，在「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也提到保障的對象還包括育兒的學生，而學校圖書館那張在95年10月9日修訂通過的規定，是否明顯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相抵觸？性別平等教育法的位階高於圖書館的館規，這樣一種公開，甚至明文違反性別平等精神的制度，竟然可以通過。在此之前，不知道已經阻止過多少帶著孩子的學生進去使用圖書館的資源。如果連使用圖書館的權利都被剝奪，我們何以求學，何以完成教育？我不禁在想，我是一個研究生，擁有的資源、敢於向行政人員argue的勇氣已經算多，卻仍受到如此不友善的對待，至少我很清楚問題不在我，但那些中學、大學育有孩子的學生，她們遇到這樣的遭遇，是否只能將之視為自己的「錯」，從此不敢再踏進圖書館一步？

對於圖書館職員來說，她們只是遵守圖書館的規定。可是我始終相信，即使不了解目前多元社會中家庭的多元樣態，不知道原來不是每個家庭都有充裕的人手可以照顧小孩，不知道有所謂單親家庭有時真的無暇解決托育問題……，但基於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在你們認為是忠於職守的同時，至少，用一種較為友善的態度。而大學圖書館，學術的神聖殿堂，即使怕學生帶著孩子進去破壞了裡面的安詳寧靜與學術氣氛，至少，想想辦法，讓這群早已疲於奔命的育兒學生，仍可以像人般地擁有基本的圖書館使用權。

（知之跟許禎）

當天早上我推著她到火車站，遠遠看到車子停在站牌，趕緊加快腳步推著車子衝過去，連小孩帶推車一起扛上客運，我是最後一個上車的，錢還沒投完司機已經準備開車，而且還唸我，「應該先把小孩抱起來再拿推車」，我說因為我趕著上車，他一副嫌我浪費他時間的口氣說：「趕不上可以等下一班」，我投完錢喘著氣，車上的乘客還幫忙我固定推車，回他說：「我趕時間」，又左搖右晃地抱起小孩在行進的客運上找位置放推車。下車時，他開了車門看我一手抱小孩一手扛推車，結果一個在站牌等車的阿婆衝來幫我扶推車，那司機門一關就呼嘯而去。  

都市人受過「文明」的教化，照理說應更理解人性，但他們被分秒必爭的工作所困住，覺得誰浪費他們任何一秒鐘，都是該死。在其他國家，公車通常會有讓推車、輪椅上下車的設備，如果沒有，司機也會幫忙扛著上下車，更不要提大人小孩加推車根本還沒就定位，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開車走人。每次一想到要經歷這些，就讓我想要自己一個人帶小孩搭公共運輸系統的勇氣一次又一次地喪失。  

這次從彰化回基隆，我帶著小孩搭台鐵，要在第二月台上車，但是彰化台鐵站的月台間沒有電梯或手扶梯，我尪跑去買月台票把我們送過月台才離開，我為了小孩跟推車多買了一張半票，不然不知道推車可以放到那裡。在車上，遇到一個帶著一對雙胞胎女孩的媽媽，她說小孩會走路前，她根本都不敢出門，因為上下樓梯或是搭車都非常不方便，有次她帶著剛會走路的小孩回基隆娘家，從基隆火車站的月台下樓梯上樓梯走到出口就花了她們半小時。  

這真是一個不自由的國度，帶著小孩我們常常那裡也去不了。不是我們不想，而是不敢。除非我們可以練就超人般的體力耐力以及應變能力，才能面對這個國家對於行動不方便人們的種種不友善環境以及行為。當我抱著小孩揹著包包跳上滿是乘客的電聯車，滿車有座位的人都在裝睡，環顧週圍一分鐘，我放下小孩請她站著，再放下包包拿出揹巾，揹好小孩再把包包丟上置物架再緊捉住扶手，在擁擠的車廂中小小聲跟小孩感謝她不吵也不鬧。若不是後來人們下車座位空了，不然一路從板橋站到基隆，都沒人讓位，我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好驚訝的。

軟硬兼施要我們女人生小孩，連點基本的尊嚴自由都沒有，叫我再生？門都沒有！

炒得比生育保健法更為火熱的全民話題，應該是樂透，這個星期我跟家人都在討論，假如我中了頭獎，要怎麼分配？為了真的有一點點的希望，我還真的跑去買了一百塊樂透，可是大部份的時間裡，我根本連買都沒買，也一直在想，「假如我中了樂透」可以如何如何。今天，我突然意識到，「懷孕」這件事跟「中樂透」，還真有些相似之處：

人人有機會

凡是女人，在青春期之後，更年期之前，除了有疾病、結紮或特殊原因，不然一旦發生了性行為，就有懷孕的可能，即使做了避孕措施，但也沒有絕對百分百的把握，保險套會破掉（或沒全程使用），避孕藥會失靈……。總之，就是人人有機會！

你不見得一定會有，但你一定會先想

    有買樂透的人，心裡盤算著要是中了20億，扣掉稅金我要怎麼分怎麼用，連沒買的人也會幫中獎的人隔空規畫一下，要是我……。

    跟懷孕也好像呀！每一個女人在得知自己是一個具有生育能力的個體時，也常常在想這件事：「我想不想要一個小孩，我想生嗎？我想養嗎？假如沒結婚就懷孕我要生嗎？假如結婚後但生活還沒穩定要生嗎？我能不能生一個跟我的拉子伴侶一起養？」

    我記得好像從我高中開始就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生小孩這件事，那時明明我根本就沒談戀愛沒有男友甚至也沒有過性經驗，有男友及性行為後會想，如果懷孕了我要生嗎？有一陣子還覺得，我要生，但我不想結婚。已經決定結婚了，仍然在想，如果懷孕了到底要不要生？後來醫生說我有子宮肌瘤又經期超亂可能較不易受孕，結婚後我就沒認真避孕，沒想到沒多久就懷孕。

自行驗孕後再去婦產科檢查，醫生用一種很客觀的口氣看著超音波對我說：「你懷孕了」，之後問我「你有打算要生嗎？」（因為要發媽媽手冊），我說「應該會」，但其實我知道心裡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在我過去三十年的人生中早有太多機會反覆思考這件事。雖然答案會因當時的人事時地物而有所不同，但我其實很清楚判斷的準則在那裡。假如現在我懷孕了，因為學業未完成，女兒還小，經濟不穩定，都不允許因此我也不打算生，都已經想得這麼清楚，醫生或諮商師不會比我們夫妻更了解我們的處境，國家也不弄好托育措施造成我們的困境，憑什麼還要我們思考幾天？

    當我回過頭來看宗教團體所謂的「強制思考期」這件事，因此就覺得更加荒謬，因女人對於要不要繼續懷孕、生小孩這件事的思考，通常是在懷孕前好多年就已經開始，說不定在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個女人的時候就開始了，都已經想了這麼多年，為什麼還要被強迫多思考幾天？

    我的高中同學琳琳隨尪赴德國工作一年。期間她懷孕、生子、育兒，對德國的環境有另一番深刻的感受。孩子生病時，醫生認為不需開藥，只告訴她：「母奶最好，只要繼續喝奶就好」，所以在德國時，她餵母奶成為一個很自然的選擇。雖然她當初不知道有哺乳（內）衣、親密背巾這類工具，在公共場所、電車上，真的就直接把胸部翻出來餵，她說「可是他們都沒有人會看你，即使有人看到了，頂多會對你點個頭，然後轉過頭去或是移到旁邊多讓一個空間給你」，所以即使胸部袒露在外餵奶，也不會有不自在的感覺，「除了有一次，有個日本男人一直用一種色瞇瞇的眼神盯著看，感覺很討厭」

    如果餵母奶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為何需要立法保障？在一個連這樣的事都需要立法保障的國家，就表示當地的民情與人們的認知都處在一種對哺餵母乳不了解、不認同、不支持的態度。就如同台灣早有法律規定要設立哺乳室，但由於沒人重視，哺乳室形同虛設，要嘛鎖著養蚊子，要不當倉庫堆雜物，沒地方可去又乖乖聽政府「宣導」餵母乳的女人只好「被迫」公開哺乳。即使忍受了色瞇瞇、異樣的眼神，卻還要被趕來趕去，被認為破壞了空間的景觀。也許立法可以阻止不友善的行為，但究竟可以撼動多少人心裡「嫌惡」的心態？由於我有穿哺乳衣，在公共場所餵奶很少被看見，即使在學校，由於大家的體諒，我早已不用躲在廁所擠奶，通常就坐在所辦公室的沙發上或教室的座位上擠，平時大家忙著做自己的事，不會刻意注意，即使旁邊坐著男同學，也不會有人存心要看或訕笑。身處這樣讓我覺得自在的空間，我覺得可以無懼身體的界限，自在坦露。但是在公共場所，在一個無法讓人信任或自在的地方，即使有法律保障，女人們不會願意打開自己的胸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