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27,2018

母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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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日記(不堪回首大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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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室===

幾個月前,媽媽生病了,
是中風。
第一時間大家都很驚恐。
自覺還很年輕的紙片人媽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她說的第一句話是:「不要給人家知道。」

不要給人家知道,
原來身體壞掉是一瞬間的事,
你用一輩子學會的事情,一下子就被奪走了。
醫生說,就像有一天突然忘記怎麼騎腳踏車了,
現在你必須用很大的努力讓身體一樣一樣想起來。

現在回想起來,
或許因為自己沒有小孩,
所以在精神上可以一直像個少年一樣不負責任的活。
直到母親生病,驚覺時間一直在走,
在兩人世界裡,小孩不會長大,可是爸媽會老,
原來自己就要變成一個中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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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ciao發表於 樂多22:54回應(0)引用(0)★ 她者

July 26,2018

香港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晚進者 —— 專訪蕭阿勤

「一旦人們感到有不平等的存在或權力被剝奪時,你就會感覺到當中的差異,而對於剝奪者是誰、誰在壓迫我們也會特別敏感。到時候你就會開始注意『我是誰』,我究竟要靠什麼來證明『我是誰』。」這時候原本無意識的文化便成為了有意識的身分認同的重要基礎。

「從前不起眼的、覺得沒有意義的東西,現在看來都變得很重要。」蕭道。無意識的文化生產在沒有政治刺激的前提下或不能成為民族主義的棟樑,然而一旦人們察覺到自己的身分認同與他人存在差異的同時,無意識的文化便能被有意識引用為重新定義自己的一個基礎。例如台灣1970年代時大量的鄉土文化、民俗傳統等都能在政治刺激下有著全新的定義,令無意識變成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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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ciao發表於 樂多23:23回應(0)引用(0)★ 學院

June 9,2018

劉以鬯寫六七暴動:〈動亂〉

劉以鬯(1918-2018),
〈動亂〉,《知識分子》創刊號(1968.03.16)。



  我是一架吃角子老虎,不是老虎。老虎有生命;我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沒有生命的東西才可以吃角子。我與我的同類被幾個人用貨車載到這裡,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那幾個人在人行道上挖幾個洞,將我與我的同類像小樹般「種」在洞內。小樹有生命;我沒有。鎳幣是我的食糧,我吃了不少,卻不會像小樹那樣長大。人們對我的印象都不好。有錢人將鎳幣塞入我的口中時,臉上的表情不好看。窮人雖然不將鎳幣塞入我的口中,卻常常對我怒目而視。我肚中的錢,他們拿不到。他們對我不滿,我不在乎。我甚至對自己的受傷也不在乎。這天晚上,幾百個人像潮水一般從橫街衝出來。有人大聲喊口號。有人用紅漆在壁上寫標語。有人焚燒計程車。有人搗毀垃圾箱。有人走到我面前,兩眼一瞪,用很粗很粗的鐵棍擊破我的面孔。我受了重傷。他仍不罷休,繼續用鐵棍打我,直到我彎了腰,才快步走去別處。 ...繼續閱讀

dearciao發表於 樂多22:30回應(0)引用(0)☆ 殖民

June 8,2017

《歧視》導讀:〈不只歷史、不是他者、不要同情〉



讀歧視史,經常會有一種歷史的不愉快。因為,社會有不公,歷史多不義,讀歷史的人,很容易感到義憤。這麼說或許有點殘酷,但旁觀他人之痛苦,取而代之的素樸正義感,經常是一種有效的情感動員。那促使我們向歷史發問,或是解自己的身世之謎,或是為了他人而憤怒,在各種倫理規範與價值衝突之中尋找政治正確,嘗試改變社會的可能,或者不讓社會改變自己。

歷史的不愉快,可能還有其它副作用。因為,受歧視者的歷史裡沒有英雄主義,欠缺時代美感,勾不起懷舊與鄉愁。過於沈重的歷史,往往很難引起讀者消費的興趣。這種歷史一點也不甜,甚至還有一點痛。掀開歷史的傷口使人不堪,讓人惱怒,給人傷害。而站在過去歷史既得利益的一方則要更善於反動的修辭。他們會說:忘掉那些讓人不愉快的歷史吧!那只會引起人民矛盾和社會對立,讓歷史走入歷史,社會才能繼續前進。忘掉歷史的不愉快,不如遺忘。

歷史冷感的最後一種危險,就是將他人之歷史,讀成與我們無關的歷史。我們閱讀,而書本也張臂保護了讀書的人。紙上世界油然而生的距離感,使我們感到安全。關燈闔上書本,歷史還是歷史,我們還是我們。台灣讀者看到眼前這樣一本書,或許會問,那畢竟是別人的社會、他人的歷史。我們為何要讀他人之歧視史?

梁秋虹,〈導讀:為什麼讀歧視史?不只歷史、不是他者、不要同情〉,黑川綠、藤野豐著,《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台北:游擊文化,2017),頁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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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ciao發表於 樂多22:50回應(1)引用(0)★ 學院

May 29,2017

〈台灣犯罪攝影前史〉,2017



一、土匪與木乃伊:殖民地犯罪影像的黑盒子
二、犯罪人的臉:犯罪指認的視覺權力技術
三、誰是土匪?殖民地戰爭下的土匪影像檔案系譜
四、土匪之死:戰場死亡攝影機下的戰爭暴力
五、土匪或良民?犯罪指認與身分識別的三種機制
六、製作匪首:西來庵事件余清芳的三張臉
七、英雄或土匪?歷史影像化的見真與欺偽

摘要

本文以「製作」「土匪」(臺灣武裝抗日勢力代稱)為研究主題,初探1895年至1915年「殖民地戰爭」狀態下的臺灣犯罪攝影早期發展階段。研究材料以總督府法規、官方文件及殖民影像為一手史料,包括原具政治機密檔案性質的戰爭攝影與司法攝影,並一一列舉與事件相關但尚未經研究探索的寫真帖。本文將聚焦最早期的三種犯罪影像生產場域:戰場、國境、監獄,考察兩種犯罪指認的視覺權力技術之爭:人相特徵書寫與肖像寫真攝影,最後對殖民史上最大規模的漢人武裝抗爭事件「西來庵事件」及其影像出版品進行文本分析。

研究發現:一、就犯罪指認的身分機制,戰爭狀態下催生了如何區別「土匪」或「良民」的政治需求。臺灣史上最早的視覺身份證照機制(護照與簽證),來自於國境對特定可疑對象從嚴查驗的出入境管制與通關檢查。二、就犯罪指認的權力技術,在1910年代前,人相書寫在實務上是比司法攝影更主要的技術。三、就犯罪攝影的影像敘事,在戰爭暴力性的視野管制下,再也不見「土匪」之死,後期轉為強調「暴徒」暴力性。其次是,「匪徒」群眾影像的缺席及其「匪首」肖像的類型化,早期強調戰敗受降的匪首特寫與歸順式,後期的犯人照則更訴諸於司法審判意義下的影像罪犯。最後則從展示的政治,考察英雄或土匪影像的見真與欺偽,提醒歷史影像化的危險。

關鍵字:殖民攝影、犯罪指認、身分證照、視覺政治、西來庵事件

梁秋虹,2017,〈台灣犯罪攝影前史:日本殖民凝視下之身分證照、犯罪指認與土匪影像敘事〉《現代美術學報》33: 71-120。 ...繼續閱讀

dearciao發表於 樂多16:49回應(0)引用(0)☆ 攝影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