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enage Wasteland

如同米雪兒‧伯恩斯坦 (Michèle Bernstein)在1964年所言，「情境主義國際創立於1957年於義大利所舉辦的一場會議，有許多歐洲各國的藝術家參與其中。一部分人來自於1950年左右發起，但當時仍罕為人知的北歐眼鏡蛇畫派 (COBRA)與巴黎字母派 (Lettrism) 前衛運動。做為先鋒的他們，企圖讓藝術超越專業分科，將之視為一種獨立的活動。」

「在第一階段，」彼得‧伍倫 (Peter Wollen)在《艱苦的勝利 (Bitter Victory)》一書中寫道，「情境主義國際發展出一系列源於國際字母派 (Lettrist International)的主張，其中最顯著的便是總體都市主義 (urbanisme unitaire)、精神地形學、自由創造的戲劇活動、漫游 (dérive)、創舊 (detournement)。藝術家要去打破個別藝術形式間的隔閡，藉此創造出情境，在都市環境中建構出交會與創造性的生活片刻，這正是轉化日常生活的例證。

這是一個野心勃勃但變化不定的計畫。皮諾‧伽里齊歐 (Pinot Gallizio)的工業繪畫 (pittura industriale)-透過機器與噴槍任意製作出的大批油畫-不但足以掩蓋整座城市，也是對精緻藝術 (fine art)走向產業化的尖銳批判。1959年，艾斯傑‧約恩 (Asger Jorn)展示他在跳蚤市場買來的庸俗畫上塗抹而成的作品：變異 (Modification)。其他諸如「惱人的鴨子 (The Disturbing Duck)」或「前衛絕不投降 (The Avant-Garde Will Never Give In)」這類讓人潛意識裡感到不安的畫作，不只仿擬，更擁抱壞藝術 (bad art)的觀念。

60年代早期，情境主義國際被更富理論性與教條性的紀‧德博 (Guy Debord)所支配。他在1962年出版了《奇觀社會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一書，竊取自哲學家如沙特 (Satre)、列菲佛爾 (Lefebvre)、盧卡奇 (Lukács)與路易士‧孟福德 (Lewis Mumford)這類的都市研究學者。德博手法高明地拼貼了前衛藝術、馬克思理論與厭惡生存 (existential obnoxiousness)的見解，塑造出一種有如惡咒般，衝擊潛意識的語言。《奇觀社會》是一連串經過編碼的醒世箴言，一如他以抄襲的舉動向洛特曼 (Lautréamont)的《詩集 (Poésies)》獻上敬意。

這本書切時地批評日常生活、描述戰後人們被單面相的媒體系統宰制的狀況，包括了電視、報紙、流行音樂與文化。「文化徹底成為商品，」德博在編號193的箴言裡寫道，「也必將成為奇觀社會裡的明星商品。在本世紀的後半，文化將會掌握經濟發展的關鍵角色，在本世紀的前半，這個角色是汽車，在上個世紀的後半，則是鐵路。」

德博的人格特質在1960年代逐漸支配情境主義國際，透過一連串的內部分裂與驅逐行動，體現在這場運動的內在動能裡，也體現在情境主義國際的想法與產物開始滲入英國社會的方式。早在1960年，英國就曾召開過情境主義國際的會議，地點恰巧就選在狄更斯筆下的悽慘環境-倫敦市白教堂 (Whitechapel)區，與會者不乏英國成員，例如畫家雷夫‧榮姆尼 (Ralph Rumney)與蘇格蘭詩人兼敲打派小說家亞歷山大‧托魯奇 (Alex Trocchi)。除了托魯奇的西格瑪 (Sigma)烏托邦運動之外，英國本土普遍忽略了情境主義國際偏重傳統藝術觀點的第一階段，而只將之視為語言修辭的指導手冊。

情境主義國際的素材是一點一滴地滲進英國的。在它自身的文本內，情境主義國際份子 (Situationist)變成一種流行，而這正是英國人理解它的方式：一種普普藝術上的哲學革新。因為英國與美國的臍帶關係，人們看待未來的方式，並非從哲學的角度，而是藉由李察‧漢米爾頓 (Richard Hamilton)在1956年提出的宣言所切入，「藝術應該是一種大眾所歡迎的作品，富有年輕的氣息，充滿性感味且花招百出，具有普遍性，價格低廉又迷人，可大量生產，是一筆好生意。」在1966年，這所謂的未來，透過充滿活力的流行樂隊如披頭四、奇想樂隊 (Kinks)與滾石，傳送到了世界各地。

英國早期針對情境主義國際的回應，是一本名為《熱浪 (Heatwave)》的雜誌。1966年7月發行的創刊號，取材自阿姆斯特丹的搗蛋小子 (Provo)運動與《工人反抗 (Rebel Worker)》這一類的美國無政府刊物。雜誌的文章基調則是英國流行文化：其中有篇由約翰‧歐康諾 (John O'Connor)所寫的評論，乃針對第一本"青少年掌權"的小說-戴弗‧瓦歷斯 (Dave Wallis)的《唯情人倖存 (Only Lovers Left Alive)》。書中描述在不遠的未來，「所有的成年人服用方便丸 (Easyway Pills)自殺後，青少年就此掌權」。

在"毀滅的種子 (Seeds of Destruction)這篇文章裡，查爾斯‧雷克里夫 (Charles Radcliffe)為接下來20年的次文化理論奠定了基石。雷克里夫列舉出六項「非官方青年運動」--泰迪族、飛車族 (The Ton-up Kids)、狂歡族 (The Ravers)等-這代表了戰後資本主義的病癥與為人垢病之處。他下了這個結論：「事實顯示，青年的反叛，在社會的歷史留下了永恆的印記，挑戰了既定觀念與社會地位，隨時要把內心的不屑嘔吐至街頭。它做出了步履蹣跚卻即時反應的政治宣示，革命份子不應峻拒，反而應當欽羡。」

第二期的《熱浪》重現了情境主義國際的文章，雷克里夫、雜誌編輯克里斯多福‧葛瑞 (Christopher Gray)、提摩西‧克拉克 (Timothy Clark)、唐諾‧尼克遜-史密斯 (Donald Nicholson-Smith)曾在1966年晚期加入這個組織。情境主義國際的文本正在滲透：「《震撼大學的十日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University)》在那些對當代基進運動感興趣的學生之間廣泛流傳，」第一位將哈伍爾‧范內哲姆 (Raoul Vaneigem)作品《日常生活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翻譯成英文的劍橋學生保羅‧謝韋金 (Paul Sieveking)說，「這是一趟發現之旅，你會感覺自己擁有一種優勢，能察人所不察。後來又有了范內哲姆的《孩子的所有 (Totality For Kids)》，有著深藍色的書皮封面，還有一位名為馬丁‧豪斯登 (Martin Housden)的奇怪人物走遍全國推廣此書。《熱浪》的發行量相當少，我猜大概只限倫敦地區吧。你只能在老康普頓街 (Old Compton Street)的木鞋書店 (Wooden Shoe Bookshop)與自由權 (Freedom)這種無政府主義者據點才弄得到那玩意兒。良品書店 (Better Books)的地下室充滿了俄國地下刊物 (samizdat)、演說稿與宣言。情境主義國際最初對都市主義者 (Urbanist)的衝擊較小，我想當時他們稱它為"神祕恐怖主義 (hermetic terrorism)"。」

1967年12月，葛瑞、雷克里夫、克拉克與尼克遜-史密斯等四人，被情境主義國際以「過於狂熱」的罪名開除，成了組織內這項最受歡迎提議下的受害者。「他們決定對狗娘養的 (Motherfuckers)這個曖昧模糊的街頭組織所提供的援助，或多或少被視為喪失批判精神」，謝韋金說，「范內哲姆去美國時認識了這個熱衷塔羅牌 (Tarot)、名為霍夫曼 (Hoffman)的小子。葛瑞與史密斯拒絕退讓立場，並辯稱自己遭到曲解，所以就被開除了。」

一部分被逐出的人組織了他們自己的團體，一個在情境主義國際/狗娘養的脈絡下的變種組織：惡棍王 (King Mob)，透過自力發行的小開本雜誌《惡棍王回聲 (King Mob Echo)》宣揚其政治信念。1968年4月發行的首期刊物封面上，是一名手持莫洛托夫汽油彈 (Molotov cocktail)的蒙面黑皮衣幫 (blouson noir)，以及一句引自馬克思 (Marx)的話：「我一文不名，但終必一呼百諾 (I am nothing but must be everything)。」內頁則是一連串融合了馬克思、黑格爾 (Hegel)與愛默生 (Emerson)思想，以"詩意化"寫成、慷慨陳詞的格言：「我的烏托邦 (utopia)是一個運作良好的環境，讓我們能在其中盡情撒野。」

惡棍王之名取自克里斯多福‧希伯特 (Christopher Hibbert)在1958年出版的同名書籍，在當時是唯一記載1780年6月戈登動亂 (Gordon Riot)的著作，這場動亂被約翰‧尼克遜 (John Nicholson)盛讚為「偉大的自由暴動」，為期一周的無政府狀態，近似於數年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惡棍王藉由向英國歷史上這段被隱瞞的時光致敬，意圖重新突顯一個曾經無法無天但已被掩飾的失序英國。在下個月的大事爆發前，這個動作已試圖為日益喧嘩的不滿心聲，賦與英國的歷史關聯性。

惡棍王並非獨一無二，他們只是持續進展過程裡的某個階段，另一個宣揚情境主義國際的團體：金菲爾比進餐會 (Kim Philby Dining Club)在1968年10月於劍橋成立，可資證明。由此觀之，運動中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雖然有爭議，但絕非關鍵。惡棍王的要角克里斯多福‧葛瑞就說：「內在精神比外在身份更重要。」麥克拉倫涉入惡棍王的程度，在後來許多宣揚情境主義國際的手冊裡一直爭議不斷，雖然葛瑞本人不願多說，但就他對麥克拉倫的回憶是「一個天真的藝術學生，他的參與程度其實不深。」

唯一算得上是麥克拉倫主動參與的，是惡棍王參考紐約無政府團體黑面具 (Black Mask)的梅西百貨亂入行動(Mill-in at Macy's) ，所策畫的類似事件。時值1968年12月，25名會員及周邊分子，一人扮成耶誕老人，衝進塞福瑞吉百貨公司 (Selfridges)的玩具部門，把玩具分發給路過的小孩與他們目瞪口呆的父母，這場行動還有一張匿名的大幅海報宣言，標題上寫著：「好端端的耶誕節，今日卻變得糟透了。」「讓我們戳破這場大騙局，點亮牛津街，圍著營火跳舞吧。」

麥克拉倫是25名成員之一：「我們全都忙著遞交玩具出去，小孩子們跑來跑去，然後店內的保全與警察便開始撲上來：我跑到電梯裡躲起來。那裡只有我跟一位老太太：電梯門正要打開，警察就緊追在後頭，我緊緊地抓住這位老太太走進電梯，假裝攙扶她。逃出百貨公司後，我開心不已，放聲歡呼。」

馬爾坎觀察得很仔細。惡棍王不只對英美的反叛流行文化與法國的理論同樣熱衷，而且試圖與「15到20歲之間的不良少年或憤怒的人們」建立聯繫。他們認為足球流氓 (football hooligan)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鋒」。諾丁丘裡裡外外充斥著塗鴉，匿名的標語如「逾越常規，即是通往威爾斯登宮之路 (The Road of Excess leads to the Palace of Willesden)」引導出一種稍縱即逝的隱晦對話。

為尋求烏托邦的隱喻對象，惡棍王熱衷崇拜革命暴力與流行文化，女性主義經典「閹割男性會社宣言 (SCUM Manifesto)」的先鋒作者威勒麗‧索拉娜絲 (Valerie Solanas)則是他們樹立的榜樣，索拉娜絲曾在1968年槍擊安迪‧沃荷，作為實踐其理論的手段。《惡棍王回聲》的封面曾刊載了一幅受狗娘養的啟發而成的圖畫：一個留著鬍鬚的人物破框而出，一旁的對話框內寫著：「萊希 (Reich)、傑洛尼莫 (Geronimo)、塔塔 (Dada)：這些人是為英國帶來啟示的革命者。」畫面上散落的手槍間，則有篇文字說明：「我們在找喜歡畫圖的人。」

另一本惡棍王發行的小型刊物，則刊戴了狗娘養的在1968年印製的傳單與標語，例如「我們是混亂與無政府的動力來源」，底下的句子-「我們一概承認別人的指責且引以為傲，我們是下流的、無法無天的、粗鄙的、危險的、骯髒的年輕暴力份子」-這段話後來收進了傑佛遜飛機 (Jefferson Airplane)樂隊暢銷專輯《自願者 (Volunteer)》的專輯內頁裡，樂隊並宣稱，雷克里夫是他們的「官方政治顧問」。克里斯多福‧葛瑞也曾想組一個人見人罵的流行團體，然後在維多利亞巴士總站 (Victoria Coach Station)附近為其塗鴉宣傳。

惡棍王結合革命言論與流行文化的成效不彰，部分原因來自他們所選擇的革命份子對象-恐怖份子團體如美國的氣象人 (Weathermen)、德國的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 (Baader/Meinhof)、英國的憤怒軍旅 (Angry Brigade)後來都轉向真正的武裝鬥爭；部分原因則來自惡棍王這類團體的邊緣化。60年代晚期，流行文化成了一頭巨獸：即便披頭四與滾石樂隊針對1968年事件各自寫下的含糊觀點仍奠基於革命精神之上，但跨國企業的資金還是侵入了波希米亞文化。

當時，披著叛逆形象的流行偶像，沒有一個人能勇於面對這種中心的矛盾：他們之所以能發聲，是因為受到英美音樂產業的有力支持，到了1960年代晚期，這產業已經足以提供大筆資金擺平一切的麻煩。沒有人提出批判，除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出版品如哈伍爾‧范內哲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他在1963年寫道：「"青少年"概念的定義，已經落在個人購買的商品上頭了。」這段話，直到1972年才被完整翻譯出來。

惡棍王在流行文化與革命理論間搭建橋樑的企圖也失敗了。如同創立者懷氏兄弟 (Wise brothers)在一本 (匿名的)手冊《音樂終結 (End of Music)》裡所宣稱：「它後來給了分眾行銷 (marketing of disintegration)額外的助力，諷刺地是，因為附庸風雅的反藝術大眾市場規模成長，它在70年代末期獲得的注目遠超過60年代末期。」畢竟在1960年代末期，"青年文化 (Youth Culture)"的夢想仍是所向披靡。

1960年代末期的解放風潮，形塑了許多曾經接觸到它的人的生活，對馬爾坎‧麥克拉倫及其同伴如佛瑞德‧維蒙瑞與傑米‧瑞德來說，他們的一生就此改變。他們可以在泅泳於那些風潮裡，選擇適當的語言，表達他們種種的憤怒、怨懟與理想。正因為情境主義國際的影響，他們才得以體驗到新式媒介的手法：宣言、海報、拼貼、惡作劇、假情報，這些給了他們膽量，讓他們認為即使某些事物無法徹底改變，仍可撼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