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enage Wasteland

1968年5月，巴黎及法國各地幾近革命似的遍地峰火，對全世界的年輕人都有種直接的刺激作用：部分原因出於它是第一次被電視完整轉播的城市暴動，部分原因則是它標記了一個要求政治權利的世代。美國轟炸越南或許是個導火線，但在1968年，藝術型式搖身一變，成了政治主張。1964年起彌漫全世界的流行文化生猛能量，轉變為對烏托邦願景的公開請願：這世界是可以被改變的。

無政府狀態 (anarchy)的病毒也帶著符合這時代的癥兆重返人間，普遍被套用在1968年暴動者身上的名詞「忿激派 (les Enragés)」，便呼應了法國歷史的關鍵時刻：法國大革命 (the Revolution)的晚期。當時「無政府狀態」與「無政府主義者 (anarchist)」等字眼首次被廣泛地-且輕蔑地-引用來描述社會混亂的狀態。到了下一個世紀，透過自由主義者 (libertarians)諸如蒲魯東 (Proudhon)與巴庫寧 (Bakunin)的著作，無政府狀態演進為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喬治‧伍德科克 (George Woodcock)這麼闡述，「(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思潮，旨在社會結構的根本變革，特別要求以某種自由個體間非政府式的 (non-governmental)合作型式，來取代威權政府 (authoritarian state)。」

正因為無政府主義缺乏教條，所以從許多方面被定義或攻擊：儘管它的論點既嚴肅又中肯，卻仍然很容易遭到誤解，並被更教條式的政治學說所吸納。蒲魯東在他的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 (Economic Contradiction)》裡寫道：「我破壞，而且我建設。」在大眾眼裡，前者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更緊密，對許多人來說，這更是蒲魯東學說裡較鼓舞人心的部分。但正如伍德科克所言，無政府主義的力量，其實來自於它付之闕如的定義：「它可以在外在環境適合的時機開枝散葉，然後，如同沙漠裡的植物般，進入休眠期長達數季，甚至數年之久，等待著那場使它萌芽的甘霖再度降臨。」雖然1968年的事件，並非直接啟發自當時被視為"老派知識份子"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但群眾的言論，與自發性的相互串連，連帶促成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與手法與時俱進。

1968年巴黎街頭最具辯識度的符號，便是海報與塗鴉。這些隱密的表達方式是這場反抗同化 (mediated revolt)的最完美傳播媒介-新奇、易於包裝又似是而非。諸如「志存高遠 (Demand The Impossible)」、「想像力正在奪權 (Imagination Is Seizing Power)」等短句翻轉了傳統邏輯，讓複雜的思想在一瞬間變得似乎簡單易懂。這些是藝術作品，但不像傳統定義那般可歸諸特定的作者身上：匿名的噴漆口號例如「絕不工作 (Never Work)」或「人行道底下，就是沙灘 (Sous les Pavés, la Plage)」，其作用就像記錄當下的拍立得照片。

但這個當下很快就消逝了，5月30日，戴高樂 (de Gaulle)透過電視轉播的最後通牒重申他的政權-但對那些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參與這場行動的人來說，這反而成了一個有力的象徵，那個世代的許多人都被這光輝的時刻所感動（1988年的20周年紀念報導可為見證）。對那些在克羅伊登水泥牢籠裡百無聊賴的學生來說，這等同於宣布起跑的鳴槍。比起矯柔造作地像個好學生般去上課，何不幹點大膽的事：何不乾脆擺脫老師呢？

馬爾坎‧麥克拉倫很早就踏入了當時基進思潮的領域，他還在雀爾西的時候，就常常從一位名為亨利‧艾德勒 (Henry Adler)的南非人身上學到一些想法；傑米‧瑞德的成長過程本來就伴隨著烏托邦政治思想；羅賓‧史考特則熱衷於破壞。不論他們的動機為何，在著名的荷恩賽藝術學院 (Hornsey Art School)行動過後一周，三個人都參與了一場克羅伊登的靜坐示威。6月5日，藝術學生們架設路障，把自己圍在南諾伍 (South Norwood)的校區分部，發出了一連串不可能被滿足的要求聲明。

「我們提出一篇第六學級 (sixth-form)宣言，要求取消所有的界限劃分。大部分的要求都針對教職員而來，並未超越這範圍，」羅賓‧史考特說，「我們覺得他們的角色毫無意義，而存在於校方與學生之間的高牆應該要被拆除。荷恩賽的學生比我們有更多的憤慨不滿，但我們的態度比較冷淡，主要還是在抱怨生活無趣。該是給這個體制出點考題的時候了：測試一下到底哪裡才是極限。」

「我們當時的想法並不具體，」傑米‧瑞德說，「但更要緊的是在這場運動裡提出貢獻，並採取行動。索邦 (Sorbonne)、克羅伊登與荷恩賽這些學校間，有著堅實的串連。」比起其他行動，這次示威更像是一場媒體造勢：在校區分部裡，學生們拋出一份又一份的新聞稿，並且控制了電話網絡。到了6月12日，靜坐示威被媒體披露。針對泰晤士報 (the Times)的電話訪問，羅賓‧史考特當場的回答是：「我們被耍了，」他說，「校方將情勢引導至醜陋暴力的方向上頭。」

「對於學級結構以及各年級系所間自由選課的討論，我們提出的解決之道便是拆除這些樊籬，我們便是這麼幹的，」傑米‧瑞德說。但當最初的熱情消逝後，大家仍然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我被選為學生代表」，羅賓‧史考特說，「去對抗教職員。我才不想出面呢，但時間追著我們跑；大家撐了好久沒都睡覺，我們必須殺出一條血路。」

當暑假來臨時，靜坐活動解散了。「就像周末野餐，」史考特說，「遊戲結束了，我不認為馬爾坎的動機是認真的，因為面臨危急關頭，該說或做些有建設性的事情時，他一聲也不吭。甚至在真正有機會改變體制、或者為克羅伊登藝術學校做點事的時候，他人就消失了，他媽的就落跑了。一直以來，他只為自己在金匠大學之外建立一個根據地罷了。」

傑米‧瑞德的記憶卻不太相同：「身為靜坐活動的發動者，麥克拉倫與我都曾遭受壓力、毒打、與警察的阻攔。學校董事會還一度企圖要把麥克拉倫送進精神病院。」對瑞德來說，這場靜坐示威令他眼界大開：「我從一個成天擔心自己職業生涯規劃的學生，變成一個能確切感受世界各地大事的人-巴黎正在發生的事、瓦茲暴動 (Watts Riots)。我真的覺得，當時我已經能主導自己的生活與外在的環境。」

概括地來說，這也是1968年5月神話的一部分。即使騷動發生時，並沒有任何一位克羅伊登的學生身處巴黎，但仍然足以讓該年稍晚才到過巴黎的麥克拉倫與傑米‧瑞德宣稱他們曾經親臨現場：對他們將來創造性手槍樂隊的神話來說，這次經驗再完美不過。究竟他們在不在事發現場，無損於他們涉及這場神話的程度：兩人都覺得自己受到那個重大時刻的刺激與改變。一旦喝下了那杯仙丹妙藥，他們真正的挑戰不只是讓感覺持續，而是要讓它再度發生。

與1968年的暴動同時發生的，是一場認知的反動。第一批戰後"媒體"世代進入成年期，他們看見世界運作的方式與過往的經驗產生齬齟。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頑皮手法不只協助煽動暴動本身-受情境主義國際啟發的著作《學生生活的貧困 (De la Misère en Milieu Etudiant)》點燃了鼓舞這場事件 (les événements)的南鐵大學 (Nanterre)學生抗爭-更確立了海報與塗鴉裡那種似是而非的風格，這些都被當場 (in situ)拍攝下來，收錄在雜誌裡。

「從當時基進的周遭環境裡，我已耳聞情境主義國際，」麥克拉倫說，「你必須到概論書局 (Compendium Books)走一遭，如果你想找書的話，還得通過眼神測試。然後你才有辦法拿到這些漂亮的雜誌，封面閃爍著各種顏色：金、綠、淡紫。書是用法文寫的：我試著去讀，但真的很難懂。但正當你開始覺得無聊時，又會峰迴路轉，出現一堆精彩的照片，讓你大開眼界。我就是為了這個才買書的，並非對其中的理論有興趣。」

就像充斥在英美地下刊物裡的迷幻圖畫，這些擬仿、破壞傳統媒體常規的標語與海報，顯示出一種危疑不定的可能性如何轉化、進入那些並未親臨現場的人們腦袋裡。假使這種戰鬥性強烈的語言模式糝雜了當時的毛派主義 (Maoism)，那麼情境主義國際所發展出的感知閉鎖技巧 (occluded perceptual tricks)，便會像無政府主義一樣進入休眠狀態，直到情境適合時被再度引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