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enage Wasteland

1964年秋天，馬爾坎進入哈洛藝術學校，根據佛瑞德‧維蒙瑞對麥克拉倫早年生活的記載，這裡被描述為「蔓延數哩的波希米亞狂熱中心，糝雜了當地同性戀社群、敲打族、毒販、性犯罪者及摩登族。」從前，藝術學院並不那麼注重成就導向 (result-orientated)。「這裡是格格不入之人相聚的場所，」馬爾坎說，「這是個超棒的去處。」

他的首任老師席奧多‧拉莫斯 (Theodore Ramos)是一位短小精桿、貴氣十足的皇家學會會員 (Royal Academician)。「我不怎麼喜歡教書，」他說，「但我很喜歡跟那群充滿好奇心、在郊區長大的青少年相處。從許多方面來看，他們成功地將自己從過去的生長背景中解放出來。馬爾坎也是這批怪人中的一員，他當時還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要往哪裡去。他皮膚蒼白、一頭紅髮，比其他學生更憤怒、更激情，他的才幹完全與眾不同。」

「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找我談話，我不認為他會隨便找人談話。他讓自己與同輩之間保持距離，而且會對難以理解的事物感到興奮。我完全不認為他是一個好的藝術家，如果拿他與我這一輩比較，我們的繪畫技術好多了。但藝術學校就是這麼奇妙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藝術之外。所以，我從不覺得馬爾坎會成為一位畫家，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在玩弄藝術。他享受藝術學校賦予他的一切，但那並不必然指涉繪畫能力，而是發現真正的自我。

他視自己為創造家、思考家，這就是他在藝術學校學到的東西：在繪圖紙上草草畫出、激發出某些點子，然後馬上丟掉，再想點別的。但因為他受的訓練不完整，所以他學到的是藝術的概念 (ideas)而不是藝術的動機 (motives)。他因緣際會身處一個學生們驚慌又無知的時代，大家拚命想為自己尋找藝術的動機，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其實每個學生都可以是他自己的創造者、評論者、毀滅者。」

這是馬爾坎‧麥克拉倫邁向獨立的起點，開啟了他在高等教育系統裡長達七年的遊蕩時光。1965年馬爾坎重返藝術學校復學後，便開始嚐試各種點子。他說：「透過藝術史，我學會了政治策略與對世界的理解。」馬爾坎對知識本身與其實際用途都很有興趣：「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剽竊。如果你深受某些事物影響卻不能運用它來觀察、抄襲，那你就是個笨蛋。」

馬爾坎漸漸地視自己為一位前衛藝術家，尋找一把能夠開啟他內心深處憤怒與憎恨的鑰匙。1965到1968年間，他用一連串編造的假名，成功地從許多藝術學校與技術學院 (polytechnics)—雷格特 (Reigate)、沃森斯道 (Walthamstow)、雀爾西、契斯維克 (Chiswick)—騙取到獎學金。這段期間流行的藝術思想，都被他用過即丟：福魯克薩斯運動 (Fluxus)、普普藝術 (Pop Art)、安迪‧沃荷 (Andy Warhol)。藝術無法與生活中分割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之處，尤其無法自外於商業及周圍環境。

空間，是馬爾坎首次裝置藝術作品背後的概念，1966年春天，他承接了加納比街外圍、現已不存在的國王街藝廊 (Kingly Street Gallery)。「那件作品只展出了48小時，」他說，「小野洋子 (Yoko Ono)風格的即興事件 (happenings)對我影響很深，我將一批六呎長的瓦楞紙板全塞進了藝廊。」在這座堆砌而成的迷宮裡，電影聲轟隆作響、閃光燈眩目照耀。一系列的照片，記錄了穿著摩登族服裝的馬爾坎，如何精心策畫一場徹底的混亂。

當馬爾坎在克羅伊登藝術學校 (Croydon)學習職業繪畫 (vocational painting)的第一年，他在普普藝術風格的包裝上進行各種形狀與色彩實驗。從調查與研討中，他學到了在書面宣言上運用語言的技巧。「受到環境經驗的刺激，」他當時記載，「我在商店櫥窗、博物館、廚房各種環境之中，努力找出彼此的關聯。鞋店相對於雜貨店、雜貨店相對於肉品店、肉品店相對於珠寶店。」

1968年他在克拉罕公園區 (Clapham Common)所拍攝的系列照片顯示出，這些想法所產生的作品—破碎的黑色重疊色塊、幾何圖形、看起來像展示架的硬紙板構成物—就地展示在麵包店外，與霍維斯 (Hovis)及日恩 (Sunblest)牌麵包混在一起。另一幅畫作則將兩個重疊了粉紅色、黃色、橘色的圖形舖陳在暗淡的黑色背景上，與沃荷1967年的著名系列畫「花 (Flower)」極為類似。

馬爾坎躲過了學校企圖強加在學生身上的紀律，不免讓他早期的藝術表達帶有沉重的反抗性思考。他在克羅伊登藝術學校的作品輯裡，有一幅以兩張椅子為題的畫，抹上了狂暴、大量的黑色，幾乎不留白。其他的素描與粗糙石版畫則描繪出一個被摩天高樓群巨大、抽象的形狀所主宰的黑白世界，這個主題，若干年後的藝術指導們再熟悉不過了。

都市空間—這個針對折衷化 (mediated)商業世界所做出的超越現代性 (hyper-modernistic)表彰—的想法，不只貫穿了戰後烏托邦藝術，也串起了戰後英國社會的各種潮流。馬爾坎在藝術學校的那段日子，恰巧是戰後建設發展—辦公大樓、高速公路、大型國宅 (council house)方案—的全盛期。在這段時期，他創作了幾件受法蘭克‧史特拉 (Frank Stella)啟發的雕塑作品：水泥空間裡，懸掛著一些在潛意識裡浮現、令人不安的尖銳形狀。

這些雕塑作品，某種程度上啟迪自克羅伊登獨特的空間性質。正如在克羅伊登土生土長的傑米‧瑞德於《崛起 (Up They Rise)》一書中所言：「1950年代早期，克羅伊登正要一飛衝天。新式摩天大樓、嶄新的購物中心，以及克羅伊登的市政計劃早已安排妥當，這裡將成為戰後英國的新商業堡壘，倫敦的小曼哈頓 (Manhattan)宣告誕生。」馬爾坎拍下了月神樓 (Luna House)這一類的辦公大樓照片，將它們轉化為具威脅感的炭筆畫或全然抽象的圖樣設計。瑞德在1968年出版的水彩作品輯《崛起：騙子的遊樂場 (Up They Rise: A Playground For The Juggler)》裡，將馬爾坎描繪成一位煉金術士—一位新式都市空間的竄改者。

馬爾坎在1967年秋天進入克羅伊登藝術學校就讀，學校課程提供給他迄今最大的自由度，以及更重要的，一群臭味相投的夥伴。日後成為流行歌手"M"的羅賓‧史考特對職業繪畫課的回憶是「全都是闖出名堂或老成的學生。課程內容充滿了可能性，但也相當模糊」。傑米‧瑞德亦證實：「因為你不需要先修其他學分就能上這堂課，這學校裡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聚在一起了。此外，你在這個課程也拿不到任何學分。」

瑞德與史考特都是克羅伊登的當地人。傑米‧瑞德出生於1947年，父親約翰‧麥奎格‧瑞德 (John MacGregor Reid)是每日畫報 (Daily Sketch)的財經版編輯 (City editor)。傑米‧瑞德成長於雪莉區 (Shirley)，30年代克羅伊登東邊的「夢幻郊區」。這是一個既整潔又非常有秩序的環境，依那個年代的空間神話—次都市主義 (sub-urbanism)—打造而成。「基本上它是個很好的制度，」瑞德說，「誰說人們不能擁有自己的花園呢？但我對郊區有種愛恨交織的情結：我痛恨它後來變成的模樣。」

他的家族在政治上相當活躍：傑米的祖父喬治‧華森‧麥奎格‧瑞德 (George Watson MacGregor Reid)曾經是德魯伊信仰團體 (Druid Order)的頭頭，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選過英國國會 (Parliament)議員，當時正值當社會主義政治與烏托邦神祕主義 (utopian occultism)混為一體的年代。傑米的哥哥布魯斯 (Bruce)在1960年代早期是百人會 (Committee of 100)的新聞聯絡官，也是倫敦資訊的包打聽：他不但對燃料庫與核子指揮基地所構成的"神祕"地下世界瞭若指掌，還懂得鮑斯威爾 (Boswell)與霍加斯 (Hogarth)筆下這個豐富熱鬧的大都會。

傑米在約翰‧羅斯金中學 (John Ruskin Grammar School)的時候並不快樂，之後他便直升溫布頓藝術學校 (Wimbledon Art School)。他曾在足球與藝術間猶豫不決，最後繪畫還是勝出。瑞德對傑克森‧波拉克 (Jackson Pollock)相當著迷，視他的油畫為風景。瑞德對溫布頓極傳統的教學方式頗為反抗：「我是一個典型不討喜的年輕藝術學生。」這提供了他轉學到克羅伊登藝術學校的充份條件，那裡的課程更為自由：充滿對藝術的浪漫憧憬的他，在1964年進入該校就讀。

羅賓‧史考特在青少年的時期，覺得克羅伊登相當刺激：「這裡不像其他地方，」他說，「薩里街 (Surrey Street)星期六的早晨市場妙透了，就像置身於加勒比海群島 (Caribbean)—到處都有人在動鬼腦筋、打歪主意，非常恐怖。」離開克羅伊登技術學院 (Croydon Technical College)後，史考特四處流浪，成了一個敲打族混混。他承認自己是投機者，去克羅伊登藝術學校「只是為了抓住當時倫敦風行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