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enage Wasteland

在麥克拉倫的言論裡，一直迴繞著童年的理想狀態。不論在他公開放映的電影作品《牛津街 (Oxford Street)》裡的旁白、在他1984年的專輯《迷 (Fan)》裡，或者在他幻想投射的人物邪惡席德 (Sid Vicious)身上，他都把這放在流行神話的核心位置。這並不是什麼原創的點子：早在麥克拉倫學生時期就已在地下文化界流通，不論是基進精神學或者當時的流行歌曲。

麥克拉倫之所以出類拔萃，在於他格外堅持致力於這些想法，這與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大有關係。做為一位名人，他相當適應，並將這種身份視為「一種成人模式，讓仍處在青少年模式的人可以想像自己身處其中—因為它並非真的是一種成人狀態，而是青少年對成人身份的一種終極幻想。」在父母宗教與文化迥異的婚姻下出生，不受重視，更經歷一段不尋常的童年時期，他已經制定最好的復仇計畫：成為一個社會的局外人。

麥克拉倫出生於1946年1月22日，是家中的么子。父親彼得‧麥克拉倫 (Peter McLaren)是一位蘇格蘭工程師，母親艾蜜莉‧艾薩克斯 (Emily Issacs)則來自一個高傲的猶太家庭。這對夫婦不論年齡、種族與智力都不相配，結婚18個月後便離異。彼得‧麥克拉倫在1948年最後一次見過兩位兒子後，從此被艾蜜莉與她勢力龐大的家族”從歷史上除名”。

父親這個人彷彿從未存在過，這讓麥克拉倫花了四十年的時間、經歷心理治療與私家偵探的協助，才在1989年重新找到父親。「事情是由信件促成的，」麥克拉倫說，「他住在隆尼沼澤區 (Romney Marsh)，結過六次婚，現在的模樣看起來就像詩人奧登 (W. H. Auden)死前所拍的照片。原來還有另一個我從不知道的家庭存在：上次我人在英國時，與同父異母的妹妹及弟弟見過面，那位弟弟還是劍橋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Cambridge)的院士。

這場離異，對麥克拉倫與他的哥哥來說都是一次嚴重的傷害。「我非常憤怒、怨恨，」至今仍保留繼父姓氏的史都華‧艾德華茲 (Stuart Edwards)說道，「直到今日我仍然記憶猶新。」雖然只差了兩歲半，但兩兄弟間似乎差了一個世代。比起麥克拉倫有時像個被寵壞的青少年般喜怒無常，史都華的為人相當可靠：一個頭髮漸禿的成家男人，有兩個女兒和一份晚上開計程車的穩定工作。但如果刮除這層表面，還是可以看出兩兄弟頗為相似：聲音、豐富的想像力、求知若渴的慾望。

兄弟倆對他們的母親都保留了相當程度的敵意。「她傷害了我們，」史都華說，「不知道為什麼，查爾斯‧柯羅爾爵士 (Sir Charles Clore)與我媽媽關係超好。他們曾在蒙地卡羅 (Monte Carlo)的巴黎大飯店 (Hotel du Paris)偷來暗去，後來她嫁給我那位把姓氏改成愛德華茲的繼父馬丁‧列維 (Martin Levi)，而她把教名 (christan name)改成了夏娃 (Eve)。毫無意外，他也是猶太人，所以他被接納，但我的外婆實在不喜歡他。他的能力有限，但還算聰明，懂得開成衣工廠做生意，這間夏娃艾德華茲有限公司 (Eve Edwards Limited)後來成了大企業…很多人會花時間照顧小孩，但我媽媽從來不這麼做。她離開家庭追求自己的事業，把我們丟給外婆掌控，我現在才瞭解，其實外婆只是在我們身上強加她的價值觀與態度。這真的很奇怪。我們錯過了上個世代給予的教養，反而被一個在維多利亞時代度過童年的女人帶大。」

「當我第一次擔任性手槍 (Sex Pistols)的經紀人，那就像重回與外婆相處的童年時光，」馬爾坎談到他生命中這個決定性的影響，「她是個開創出自己天地的女人，你要嘛就接受她那一套，不然就拉倒。她的世界比起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好得太多，因為其中有更豐富的靈魂與熱情。那是個相當創新卻又光彩四射的世界。我可以感覺到其中的閃耀光芒，因為我在那個世界裡備受呵護。」

1887年出生的蘿絲‧艾薩克斯 (Rose Issacs)，本名蘿絲‧柯瑞 (Rose Corré)，父親亞本‧柯瑞 (Abram Corré)是19世紀中期由荷蘭移民至英國的鑽石商人。「他的祖先來自西班牙，出身於那群擁有土地的猶太裔西班牙人 (Sephardic)社群，」史都華說，「但在宗教法庭 (Inquisition)事件後，他們被迫離開這個國家。」含金湯匙出生的蘿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與邁可‧艾薩克斯 (Michael Issacs)結為連理：結婚禮物是加利福路 (Carysfort Road)的一幢家庭洋房。誰是家中的狠角色，自然毫無疑問：「我記得外公從來不會在外婆的房子裡過夜，」馬爾坎說，「他不住這裡，只能偶爾來坐坐。」

「我認為我外婆是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史都華說，「她深愛馬爾坎，卻不怎麼喜歡我。她在我身上看到曾經打擾她生活的我父親的影子，我長得很像爸爸，而馬爾坎是依我外婆的模樣刻出來的，那些矯揉造作的態度，一切的一切。她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在她那個時代可算是怪胎。她曾經想成為演員，還去上了發聲課程，所以她說話的方式有種做作的味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她同另一位長相十分漂亮的姐妹常與軍官們打成一片，她是一個波希米亞風格的人，有一堆與眾不同的朋友。」

蘿絲寵壞了年輕的馬爾坎，「她教我挑戰每一個體制內的觀點，因為那是她曾經想做到的，」馬爾坎說，「我想史都華心裡一定很不是滋味，因為我要什麼有什麼，而他什麼也沒有。但她從不允許我出去玩或交朋友，我得待在家裡，史都華卻可以到處跑來跑去，因為外婆不關心他的死活。我們從不知道什麼叫做闔家歡樂，但我外婆那個非傳統的世界如此強大，讓我能以同樣的方法開創自己的路、生存下去。」

兄弟倆在1954年在位於司托克紐英頓 (Stoke Newington)的威廉派頓(William Patton)小學入學，馬爾坎只撐了一天：「我是個吵吵鬧鬧的小混蛋，不懂為什麼學校有這麼多規矩。」後來只得為他聘請私人教師。根據馬爾坎所言，這個老師強迫他讀《簡愛 (Jane Eyre)》與《小氣財神 (A Christmas Carol)》。當愛德華茲夫婦的生意開始賺錢後，他們便遷往亨登區 (Hendon)的前尼道 (Cheyne Walk)，把史都華與麥爾坎送進了貴族巷 (Lordship Lane)的私立猶太學校阿格維多 (Avigdor)，兄弟倆恨死了這裡。史都華十五歲時被開除，而馬爾坎繼續在焦橡區 (Burnt Oak)的橘丘 (Orange Hill)中學就讀。

兩個男孩子都不是好學生，「我本來可以繼續留在學校求學，」史都華說，「但我完全拒絕那樣的生活。我的反叛方式就是徹底地逃離學校。」然而，馬爾坎的行為不檢，反而讓他備受矚目，或許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外婆的姑息：「她常常寫些文情並茂的信給校長，信尾總是以「船到橋頭自然直 (Boys will be boys)」這個短句作結，讓我大難不死。我很懂得趨炎附勢，在學校裡惹了一堆麻煩。我拒絕向任何權威低頭，也拒絕學習那堆狗屁。」

從美國湧入的流行文化，成了他的避難所。「我們家的第一張流行唱片是比爾‧海利與慧星樂隊 (Bill Haley and the Comets)，」史都華說，「家裡本來聽法蘭克‧辛納屈 (Frank Sinatra)與平克勞斯貝 (Bing Crosby)，突然間出現這種狂野的音樂。我對泰迪男孩穿的那種絲絨領口上衣與長外套並不真的感興趣；我喜歡厚膠底鞋 (creepers)、菸管褲 (drainpipes)以及窄領、三顆扣子的義大利短外套 (Italian box jackets)。

「司托克紐英頓、克里索德公園 (Clissold Park)與史坦福丘 (Stamford Hill)，都是非常猛的地區，」馬爾坎補充道，「因為那裡演變出一部分最早期的泰迪男孩，還有附近的陶騰漢地區，那裡的皇家 (the Royal)大舞廳裡聚集了豐富的搖滾樂能量。我常記得以前上學過馬路時，因為我就讀的是一所猶太學校，要戴著軟帽，這些泰迪男孩就會上前，把手伸進外套裡，彷彿表示他們身上藏著危險物品，我總會被嚇個半死。」

這些地區地處都會內部，還算是市區的範圍，其效忠勢力範圍的鬥爭相當猛烈，但還不到貧民窟 (ghetto)那種程度。英國的流行文化，是不同富裕程度下的相對產物，諸如倫敦這些區域的邊緣地帶，昭示了躍上枝頭變鳳凰的幻覺。「精心打扮永遠是外出的重點，」麥克拉倫回憶，「我的爸媽始終從事於時尚產業，而我也一直受我哥哥的啟發。每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就會掌管浴室，你根本進不去，不論你有多急，那是他的地盤。」

這些倫敦郊區也是第一批摩登族誕生的地點。父母舉家遷至更有教養的亨登區，若要說有什麼影響的話，不只讓兄弟倆更亢奮，也拓展了他們可活動的範圍。「我們常常逛遍北倫敦與蘇活區 (Soho)，」史都華說，「這些郊區都與猶太社群有關，而且不論馬爾坎如何想切割，他永遠都無法脫離。瑞士農舍區 (Swiss Cottage)有一間夜總會叫小艇 (El Toro)，聖約翰林區 (St. John’s Wood)還有一家叫寶冠 (Coronet)，我在那裡認識了我老婆。蘇活區的話，我常去的俱樂部叫波貝勒 (Poubelle)，還有一家在教堂內的舞廳，聖安妮 (St Anne’s)。」

蘇活區的種族多元，傳統上便是怪人與化外之民的避風港。這裡並不依照標準的菁英階級區分地位。它不在乎你是誰—你可以是罪犯、存在主義者、同性戀、惡徒或小毛頭—只要你的觀點有趣或者經歷豐富。沃夫‧曼考維茲 (Wolf Mankowitz)的音樂劇《咖啡邦戈 (Expresso Bongo)》讓騙徒混混名聲不朽，他們是這裡的王。1960年代初，曾經有一段短暫時期，這裡同時擁有法國存在主義風格的咖啡店與徹夜狂歡的派對。

「我會搭貝克魯線 (Bakerloo line)到查令十字路 (Charing Cross)那些咖啡店閒晃，」柏納‧羅茲 (Bernard Rhodes)說道，他與麥克拉倫三十年來斷斷續續的友誼，始於史坦福丘的一家保齡球館。「我會花兩先令六便士 (half-a-crown)去看保羅‧賽門 (Paul Simon)，那是一種工人階級、波希米亞的東西，當時沒有媒體宣傳，但你就是會緊緊抓住它。你會認識跟你想法一致的人，事實上你可以在星期五晚上出門，一直玩到星期一早上回家。沒有任何人會阻擋你，哪裡都有地方可以去。」

1961年，通過三科通用教育會考 (GCEs)的麥克拉倫自中學畢業，開始面對他未來人生何去何從的課題，他的母親叫他去皮卡迪利 (Picadilly)的紅酒零售商山迪曼 (Sandeman’s)上班。「我跟那些從寄宿學校畢業的小伙子一起工作，」他說，「他們覺得我穿的比他們有品味。當山迪曼要派我去西班牙的葡萄園工作時，我便下定決心要留在華鐸街 (Wardour Street)過生活。」隨後他找了各式各樣的臨時工作，但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被開除。

1963年秋天，馬爾坎開始在查令十字路的聖馬丁藝術學院 (St Martin’s School of Art)夜間部上課，學習人體素描，但對於公開展示裸體這種事，他的母親相當反對。屈服於家庭壓力，他轉而學習立體設計與繪圖。為了適應藝術教育的新制，他必須再多拿兩科普通程度會考 (O-level)的成績，並進入埃奇韋爾 (Edgware)補習。他順利通過了考試，卻報錯了聖馬丁藝術學院的科系，1964年秋天改進入哈洛藝術學院 (Harrow Art School)攻讀副學士文憑 (Dip. AD)。

然而，在那之前，他與父母間產生了決裂。「他內心裡反權威的一面開始浮現，」史都華說，「他把時間都耗在漢普斯特 (Hampstead)一家名叫女巫釜 (Witches Cauldron)的俱樂部裡，那裡聚集了一批敲打族 (beatniks)、波希米亞人與危險份子。然後他決定雲遊四方，睡在海邊。我們不懂這突然的轉變究竟從何而來，我猜這是我外婆在他身上的隔代遺傳 (throwback)。」

「我的爸媽認為這太過頭了。就像所有的猶太人爸媽，他們能想到的職業只有醫生與律師。他們都是在城北邊開店的猶太人，顧客是他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而且他們聊天時會說：『我兒子當律師，你兒子在做什麼？』我爸媽會說：『我其中一個兒子放棄大好前程，跑去男裝店工作。』那個人就是我。」

「但是馬爾坎有黑‧人‧朋‧友！他與各種底層階級混在一起，還曾經因無業遊民的身份在法國南部被逮捕，我媽怎麼可能受得了，尤其她當時還跟查爾斯‧柯羅爾在蒙地卡羅搞七捻三，所以我媽根本不認這個兒子。馬爾坎與這個家的唯一連繫是外婆，他們常偷偷見面。每次見面都是因為馬爾坎窮到快脫褲子了，而外婆會給他一些錢。這種情況持續到他在薇薇安‧魏斯伍德身上找到安身立命之處才停止。」

「我有一種內建的 (in-built)倔強性格，」薇薇安說，「一個內建的時鐘，永遠與任何正統事物對抗。」薇薇安‧魏斯伍德本人對執迷 (obsession)這件事相當認真。她與麥克拉倫及柏納‧羅茲，有著相當類似的語言模式，常常在話說到一半就改變邏輯，一開始讓人聽得相當吃力，但過了一會兒卻又漸漸言之成理。這些語言模式通常以她當下進行的計劃為中心：在害羞的外表下，魏斯伍德對這個世界有很明確的觀點，而且常常困惑於為什麼別人不能理解。

這衍生於她自身的道德來源—糝雜了基進 (radical)與階級 (class)的深刻信念，可比擬柴契爾夫人 (Mrs. Thatcher)那種既節制 (thrifty)又兩極化 (polarizing)的嚴峻態度。1989年4月，薇薇安‧魏斯伍德以一種「極為怪異的模仿方式」扮成柴契爾夫人，為雜誌《閒談者 (Tatler)》拍攝封面照片。魏斯伍德與柴契爾屬於同一種公民典型 (national archetype)，這種觀念，透過薇薇安對英女皇這個國家象徵的執迷，被進而發揚光大，不論是負面 (1977年)或正面 (1987年)的方式。做為一名流行設計師，魏斯伍德相當堅持她的衣服與英國精神的連結。

在1989年，由姬蓮‧格林伍德 (Gillian Greenwood)為電視節目南岸文藝 (South Bank Show)所製作的薇薇安‧魏斯伍德特輯裡，可以看見一名小孩，就像在試衣間裡試穿般，在她所設計的衣服裡穿梭玩耍。薇薇安與馬爾坎一樣對孩童相當著迷，但她卻有一種更深植的天真態度：「好主意就是出奇不意 (A good idea is a perfect surprise)，」她這麼說過，而且她對世界持續保存的童稚疑惑眼光，反映出了她與外界隔絕的早期生活。

1941年4月16日出生的薇薇安，是戈登 (Gordon)與朵拉‧史維爾 (Dora Swire)的第一個小孩，在德比郡 (Derbyshire)裡靠近蛇道 (Snake Pass)的小村莊赫靈沃斯 (Hollingworth)長大。她的祖父很年輕就過世，祖母將家中生意轉型為蔬菜水果商，經營了一輩子。朵拉 (娘家姓為波爾Ball)原為棉花廠女工，在大戰期間嫁給在軍機廠工作的戈登‧史維爾。戰爭結束後，夫妻在廷索 (Tintwistle)共同經營郵務站，後來在1950年代晚期遷至倫敦西北邊的哈洛 (Harrow)。

薇薇安有一段受保護的青少年時期，深受喀爾文教徒 (Calvinist)對努力工作的信條所影響。「我的爸媽不是沒教養的人，」她在1990年這麼說，「兩人既開朗又聰明，充滿上進心。史維爾家的三名子女—薇薇安、歐嘉 (Olga)（生於1943年）、戈登 (Gordon)（生於1946）—都進入了藝術學院或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即使薇薇安的學習之路並不如她的弟妹們那般一路順遂。

中學畢業後，薇薇安有幾份臨時的工作，例如在當地的皮克靈 (Pickering’s)豌豆工廠短暫打工。她當時穿著打扮已相當具有個人風格，而且培養出對夜生活的興趣，這最後促成了她與戴瑞克‧魏斯伍德 (Derek Westwood)在1962年結婚。「我爸爸經營一家夜總會，他們就是在那裡認識的，」他們的兒子班‧魏斯伍德 (Ben Westwood)這麼說。與其他熟識麥克拉倫與魏斯伍德的人不同，他似乎不把這兩人分離的苦澀放在心上。「爸爸與伯父、朋友在許多地方搞夜總會，我媽媽管理寄物處，我伯父負責守門。他們結了婚，然後在1966年離婚。」

在班出生前，薇薇安進入離父母住處不遠的哈洛藝術學院就讀，學習銀器製作。她的最愛其實是繪畫，但如果來這裡只學習基礎課程，對她似乎又太過簡單，一個學期後她便離開：其他的學生「還處在隔靴騷癢的階段」。她獨立的個性再次引領她：透過工廠上班的薪水讓自己修完祕書學校的課程後，她決定當一名老師。在錢伯威爾 (Chamberwell)的聖嘉百烈師範學院 (St. Gabriel’s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待了一陣子之後，她離開了戴瑞克‧魏斯伍德，帶著班在1965年回到哈洛。

在這個時間點，她認識了馬爾坎‧麥克拉倫（或艾德華茲，當時他用父姓）。根據佛瑞德‧維蒙瑞 (Fred Vermorel)與馬爾坎自己的說法，她開始追求馬爾坎；但魏斯伍德的說法恰恰相反。麥克拉倫感興趣的事，只有他自己，還有浪漫的藝術生活方式。受到外婆的限制的他，直到20歲時還是處男。1966年，他進入戲劇學校就讀。「我外婆總希望自己成為一名女演員，所以如果我認真學習戲劇的話，她當然會支持我，」他說，「所以我去了戲劇學校，在那裡我還上了鋼琴課，研讀巴爾托克 (Bartók)。」

早在戴瑞克的鐵路飯店 (Railway Hotel)夜總會與哈洛、維爾德石 (Wealdstone)等地，馬爾坎就遇過薇薇安好幾回。「我和一位來自哈洛的朋友分租房子，」他說，「同住的還有薇薇安的弟弟戈登、一票逃避兵役的美國人，他們都是唸電影的。薇薇安當時正打算離婚，也跑來這裡住，這讓我又驚又恐，因為我討厭這間房子裡住女孩子。當時我只是個男孩子，有女孩子闖進來，一切變得有夠噁心。我把她氣哭，她還帶著這個討人厭的小孩，所以我把他也一起氣哭。這個小孩就是後來的班傑明‧魏斯伍德 (Benjamin Westwood)。

「我幾乎就要把她勸離了，但由於她北方人的倔強性格，終究還是功敗垂成。三、四個星期後，我改用裝病的方式。我對跟女人上床這檔事感到好奇—即使我當時已經21歲了，但天知道之前為何從未想到—所以我決定在薇薇安身上試一把。事情進行的很緩慢又含糊，她以前是學校老師，而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跟老師上床。一個被寵壞的小搗蛋跟學校老師上床，這整件事的概念有種無傷大雅的墮落感。」

絕不對任何關係輕言許下承諾的魏斯伍德，終究被麥克拉倫那種不成熟的行為驚嚇了幾分，雖然男方只比女方小5歲，但有時候他似乎像個小孩，特別是嫉妒心被激起的時候，麥克拉倫完全無法控制他的情緒。冒著外婆蘿絲‧艾薩克斯可能不允許這門親事，進而切斷關係的風險，麥克拉倫與魏斯伍德還是沒能完成安排妥當的墮胎手術，他們的兒子喬瑟夫 (Joseph)在1967年出生。

分娩過後，薇薇安在情感上便更加認定馬爾坎。「她看起來很熱情，就某種意義來說，更腳踏實地、更具母性、更穩定，而我認為那些特質吸引了馬爾坎，」他們在1969年的室友羅賓‧史考特 (Robin Scott)這麼說，「我一直認為他唯一能擁有的穩定關係、他唯一信任的人，似乎是他的外婆。但薇薇安成功幫助他切斷與外婆的古怪關係。我一直認為薇薇安是在那種在男人背後默默支持的女人。」在馬爾坎認定薇薇安之前，他扮過許多角色、經歷過各種境遇與藝術風格。在藝術學校的背景下，他的離經叛道是被接受的，但即使這些行為被容忍，裡面沒有一項是他當真的。薇薇安堅持努力工作，還有她對許多信念—更別說這一切都因馬爾坎而起—的狂熱投入，提供了堅實的骨幹。她進入了他的幻想世界：她的能力幫助他們兩人將幻想付諸實現。

但他們兩人的關係始終受限於馬爾坎對自我偏執的亢奮感。「史都華必須用結婚來為自己創造一個真實的世界，」麥克拉倫說，「因為那就是他朋友們的方式。他娶了他第一個認識的女孩子：他犧牲奉獻，我覺得他現在對此感到憤恨，但他畢竟還是接受了。這道理適用於我：我操了我認識的第一個女孩子、讓她懷孕，最後跟她一起住了15年，我也安頓了下來。但我不允許這種平庸把我包圍。至少我用了自己爛透的方式，創造出一個可以在其中盡情放肆的環境，我的確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