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enage Wasteland

原文：Chris Hunt；翻譯：darthvader 就在1970年代接近尾聲時，連帽風衣 (parkas)、速克達機車 (scooters)與箭靶T恤 (target T-shirts)重現於英國街頭，背後的動力，都要歸功於來自沃金鎮 (Woking)（註）的一組強力三人樂隊，以及電影《青春之光 (Quadrophenia)》的適時發行。 註：位於英國東南方蘇瑞 (Surrey)郡。

沒人能料想得到，摩特族現象居然有捲土重來的機會，但在1979年夏季尾聲，連帽風衣、速克達機車與箭靶T恤又再次成為英國大眾流行風潮裡的固定景象。部分正宗的摩特族元素透過英國北方的速克達機車俱樂部與靈魂樂社群，順利地活過70年代而被保留下來，但是首波衝擊還是直到The Jam在1977年發行的摩特族暢銷曲，才真正來臨。Paul Weller年輕時第一次聽到”My Generation”這首歌，就深受啟發，完全折服於唱片中的精力與能量，後來將自己的樂團逐漸轉向”In The City”歌曲中所描述身著制服的摩特族。他也游走於摩特族其他的意象之間--舉凡英國國旗西裝外套 (Union Jackets)的穿著、Rickenbacker牌電吉他、普普藝術行動繪畫 (action painting)皆是，並且把The Who的舊曲目以及靈魂樂老歌列入現場演出，增加表演的辛辣勁道。但在摩特族復興運動初期，The Jam仍然被視為是摩特與龐克的混血，直到後來摩特樂團的新血輪逐漸興起，才開創出一種在樂團間也大異其趣的樂風。 在羅福鎮 (Romford)（註）這個地方，紫心樂團 (Purple Heart)的Jeff Shadbolt、Bob Manton與Simon Stebbing，因他們對六○年代音樂的熱愛而共組樂團。主唱Manton回憶道：「Jeff的爸媽在羅福鎮市場擺了一個小攤位，我們透過這個攤子開始拿到一堆六○年代的老唱片，一些真的沒沒無名的東西，但聽起來還是令人耳目一新。」 註：Romford位於大倫敦行政區東方。 吉他手Simon Stebbing說：「我不認為在當時有什麼摩特族的東西在底下醞釀著，我們知道The Jam，但他們只是身處在這波新浪潮混沌不明的團塊裡頭，後來稍晚的時候Paul Weller才表明自己的摩特族身份，但他顯然早就是摩特族一員，而且擁有自己的速克達機車。我想我們第一次在The Jam的場子裡看到其他摩特族，感覺還是很驚訝的。說來也許天真，但我們還是對其他人居然跟我們想法相近，感到大為託異。」 在倫敦南部，The Chord的團員們也同樣地努力提昇他們的音樂品味。鼓手Brett Scott回憶道：「有許多原因促成當時大家一起做同樣的事情，對龐克的幻滅就是其中之一，雖然實際上我的年紀並沒能趕上龐克運動的浪頭。另外還有就是1973年《四重人格 (Quadrophenia)》專輯的廣受歡迎，以及對六○年代音樂的欣賞。七○年代早期的音樂令我興趣缺缺，所以我循跡而上去找更早的年代，發現了《左輪手槍 (Revolver)》專輯、The Kinks與The Who樂團，而當時每個人都在聽The Glitter Band或Yes（註）。」 註：The Glitter Band是英國華麗搖滾樂隊，Yes則是前衛搖滾的代表團體，兩種樂風在七○年代都廣受歡迎。 Secret Affair樂團的Ian Page與Dave Cairns也同樣地游走於摩特族的音樂與意象之間，雖然在當時他們並不真正瞭解自己在做些什麼。1978年年中，他們的樂團New Hearts剛結束一年的唱片短約，正展開為期五年的合約談判，但詞曲搭檔Page與Cairns卻得到了無上限使用CBS錄音室的權利來寫自己的作品。雖然離他們新樂團的成立還有半年的時間，但他們利用這段時期，錄製試聽帶 (demo)，這些歌曲後來也成為Secret Affair前兩張專輯的作品骨幹。他們的願景是將搖滾的吉他反覆樂句 (riff)融合Tamla廠牌的靈魂脈動，突破了以往在New Heart時期節奏部的能力限制。 屢次在國王十字路 (King’s Cross)史卡拉戲院 (Scala cinema)午夜場欣賞Mick Jagger與James Fox的小眾人氣經典電影《Performance》（註），也促使他們挪用剪裁俐落的幫派西裝流行風格。吉他手Dave Cairns回憶道：「整個東區 (East End)的六○年代幫派外形，正是Ian與我極力模仿的對象。我們所做的並不是那種很考究的摩特風格，只是想看起來有模有樣。」他們逐漸帶動一種年輕人穿著俐落的小眾風格；1978年，Ian Page也恰好寫下了這種在未來成為青年運動的主題歌曲：”光榮男子(Glory Boys)”。 註：1970年出品，描述James Fox所飾演的倫敦幫派份子在一次突襲中受傷，躲藏在由Mick Jagger所飾演的旅館主人家中。 1978年8月，當The Who為當時正在拍攝中的電影《青春之光 (Quadrophenia)》，在《NME》周報上刊登徵求參與演出的摩特樂團全頁廣告時，為這些新興的摩特族打上了一針興奮劑。Simon Stebbing回憶說：「那真是一段他媽的大好時光，你可以感覺到某件大事正在像滾雪球般發生，而我認為《青春之光》的拍攝絕對大有關係，所有的摩特樂團都寄了帶子過去。即使沒有這部電影，摩特風潮還是會發生的，因為當時我們的穿著與外形早已走摩特族風格，但若沒有這部電影，一切也許都只會是場地下運動。」 即使時序進入1979年初，這些新興的摩特樂團還以為他們是唯一發現這祕密風格的小團體。Brett Scott說：「我們完全沒意識到他人的存在，我們在同一時間做相同的事，完全是個巧合。這絕對不是The Jam的影響。我第一次看他們現場演出是在1978年5月，我記得當時我在台下大喊”So Sad About Us”（註）。Weller聽到我的聲音時，湊近麥克風說：『起碼我們今天還有一位歌迷。』但我去看演出的原因只是因為我聽說他們翻唱The Who的歌。Weller剛出道時就是第一流的詞曲創作者，但我對他們的興趣只是做為The Who的代用品，因為當時The Who停滯不前。如果沒有The Who，就不會有Chords，但如果沒有The Jam，Chords還是會存在。」 註：The Jam的單曲。 Ian Page與Dave Cairns在New Herats時期曾與The Jam一起巡迴，當他們用光榮男子 (Glory Boys)的概念重新為自己定位後，才正式以Secret Affair的團名，在1979年2月的瑞丁 (Reading)大學為The Jam做暖場演出；也是在這場演唱會上，他們才發現自己並非俐落剪裁風的唯一奉行者。Ian Page在同年稍晚時說：「那裡有一堆摩特族，而且他們喜歡我們。他們說：『喂，我們是摩特族，我們人很多，我們現在想找的是--我承認我們喜歡The Jam--但我們現在要找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樂團，因為他們已經太出名了，我們要的是一個跟我們有所連繫的樂團。』」 Ian Page被帶到在芭金鎮 (Barking)（註）的一間小酒館，想看看這股如野火蔓延的青年運動是怎麼回事，然而他被滿坑滿谷的西裝與連帽風衣給震懾住了。Page在1979年稍晚時提到：「是我創造了光榮男子 (Glory Boys)的概念，但若要我老實說，真正的想法其實是關於一個浪盪子--西裝、黑襯衫與白領帶。我走進去時心想：『他們正是光榮男子 (Glory Boys)啊！』但來不及了，他們早就是摩特族了。我們的歌迷也正是源自於他們。」 註：Barking位於大倫敦行政區的東方。 在極力炒作的強力流行音樂 (power-pop)風格衰亡之後，對音樂媒體來說，很明顯地，下一股騷動的風潮，也許可以從摩特族中發掘。《NME》首先在1979年4月14日發行的周報上做了一場豪賭，於封面刊登了一張15年前在銀行假日 (Bank Holiday)時的暴動中，某位摩特族騎在速克達機車上的照片。長達4頁的”摩特族特輯”封面故事，集中在最初的摩登主義者的報導上，但另外2頁則明顯地留給這股摩特族的新浪潮。 在同一期《NME》裡，倫敦東區的Bridge House酒館也第一次刊登了徵求摩特樂團駐場。Bridge House的老闆Terry Murphy說：「Secret Affair跟其他成千上萬的樂團一樣來報名，他們人很和善而且衣著整潔俐落，而那正是我年輕時所習慣的穿著方式。我問他們玩什麼樣的音樂，他們說：『一點點靈魂樂、一點點節奏藍調。』所以我馬上就知道他們是一支摩特樂團。我排訂了他們下周演出，將那一天訂為”摩特族周一 (Mods Monday)”。在那之後我便聘請他們為駐場樂團。」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裡，Murphy利用他的”摩特族周一”來測試樂團，為他旗下廠牌Bridge House即將發行的現場專輯做準備。1979年5月7日星期一所錄製的《Mods Mayday 79》專輯，準確地抓住了這股情緒。沒有太多的媒體炒作，摩特風格已然成為倫敦演出場地的火紅敲門磚。在同一個晚上，你便可以看到Chords與Purple Hearts在康登鎮 (Camden)（註）的Music Machine領銜演出，當天的樂團還包括了The Scooters與Back To Zero；越過倫敦，Special AKA站上了Noise Factory的舞台；如果你還延M11號高速公路飛奔，你還會發現Teenbeats在主教史托福鎮 (Bishop’s Stortford)的Triad Centre演出。就在銀行假日 (Bank Holiday)那天，當The Jam為熱門單曲”Strange Town”長達20天的巡迴演出中途休兵一晚時，在肯寧鎮 (Canning Town)的Bridge House，由Secret Affair領頭，Merton Parkas、Small Hours、Beggar、The Mods與Squire等摩特復興樂團正一字排開，站在起跑線上等待鳴槍。 註：Camden位於倫敦北區。註：Canning位於倫敦東區。 Ian Page在1979年7月自豪地說：「這張在Bridge House錄製的現場專輯，對摩特族運動的重要性，與在Roxy錄製的專輯對龐克運動的重要性，可說是等量齊觀。」這位Secret Affair的主唱並非誇大其詞，這張專輯或許並沒有涵蓋所有新興摩特樂團的主要成員，但其所展現的生猛才華，卻足以餵養逐漸壯大且貪得無厭的觀眾。這張專輯囊括了部分Secret Affair首次發行的錄音作品，而也正是因為有了Ian Page的樂團才讓這張專輯顯得與眾不同。這張以獨立資金製作的專輯發行了兩首歌的現場版本：”Time For Action”與”Let Your Heart Dance”，在短短幾個月內就爬上了排行榜前40名，這對一個從東區酒館所延伸出的旁支唱片廠牌來說，無疑是一次驚人的成功之舉。 也正是因為Secret Affair的推波助瀾，《Mods Mayday 79》專輯當年在排行榜上第75名的位置停留了一周，但當時Secret Affair早已是擁有排行榜前20名單曲的樂團，也以摩特族行軍 (March Of The Mods)的套裝巡迴演出，將其願景帶至全國各地。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結果：由Back To Zero擔任暖場，Secret Affair與Purple Heart輪流領軍。Bob Manton笑道：「某幾個晚上，Secret Affair會把我們比下去，其他時候則是我們把他們轟下台，但他們真的很行。我變成Secret Affair的熱情歌迷，甚至還跟著他們巡迴了一陣子。我讀到某篇文章，說《Glory Boys》專輯延續《Ziggy Stardust》與《Never Mind The Bollocks》的英國傳統，是一張偉大的吉他專輯，我覺得有點尷尬 (I thought that was spot on)。」 要在巡迴過程中贏得群眾歡心絕非易事，特別當這些旅行的”光榮男子”可能會冒犯到當地的歌迷時。Simon Stebbing回憶說：「表演的過程真的很像身處戰場，有時候我們攫獲了他們的心，因為我們精力充沛又有幹勁，但往北方去時，就像電影《龍爭虎鬥 (Gunfight At The OK Corral)》（註）裡的場景，真是一場苦難折磨。」 註：1957年出品的西部電影。 但是，當所有主要樂團先後與唱片大廠簽下合約，跟隨Secret Affair與Merton Parkas的腳步邁向排行榜，使摩特族復興運動達到高峰時，突然間樂迷們有了另一種更為便利的選擇。The Specials、Madness與極具行銷敏銳度的唱片廠牌2 Tone打前鋒的新斯尬樂 (new ska)風潮，摩特復興早在發紉初期，便與其共生共存。曾有幾個月的時間，這兩股運動勢力共享舞台與樂迷，甚至是其音樂影響的來源（Secret Affair與The Beat都從史摩基‧羅賓森 (Smokey Robinson)過去的作品中掠奪不少靈感）。在搶奪大眾流行樂迷的戰爭中，易於伴舞的2 Tone運動，勝過了摩特樂團那種以較具侵略性基底的嚴肅流行樂。你可以在Madness的音樂中狂歡，而且買一件哈靈頓牌 (Harrington)外套（註）比買西裝要來得便宜許多。 註：短式剪裁，通常具有西洋棋盤格紋，廣受光頭族 (skinheads)與摩特族喜愛。光頭族亦屬於次文化團體，屬於勞工階級，熱愛雷鬼與斯尬樂。 Simon Stebbing暗示說：「那時候我們在六○年代的老舊文物裡挖掘，做The Who風格的事。但2 Tone的樂團更聰明，他們的外形條件一應俱全，而且音樂也很棒。摩特的興起乃因為人們雖然受龐克鼓舞，但他們不想把塑膠垃圾袋穿在身上，早先的摩特族吸納了那些喜歡龐克卻較為世故的人，但實情也許是他們更欣賞The Specials與Madness的跳舞旋律。摩特族觀眾一夜之間全都跳到2 Tone這條船上了。」 Brett Scott說：「在初期，斯尬樂團與摩特樂團是一起表演的，是很良性的場景。但問題點在於你很難讓人們知道你到底是什麼。如果你沒辦法定義某種特定音樂類型為摩特--因為摩特是跟流行風格有關--那摩特也就不是一種音樂類型。投身2 Tone要容易地多，因為那只是黑與白而已，至少就字面上而言。」 因為，摩特族復興運動中最暢銷的單曲，會來自於一支深諳2 Tone成功之道的樂團，也就不足為奇了。Secret Affair也許做出了這股復興運動中最令人著迷的歌曲”My World”，但獲益最豐的，卻是以斯尬風改編滾石樂團早期翻唱之經典曲”Poison Ivy”的The Lambrettas樂團，由執行製作Pete Waterman將這首歌引薦給Brighton的摩特族觀眾。美好舊時光的旋律使這首歌輕易地攀上了排行榜，但這個樂團卻招致中堅樂迷的不信任。主唱Jez Bird說：「摩特族從來就不會喜歡我們，我們的團名太直接了，而我覺得某些摩特族比較喜歡含蓄一點的東西，但我們從來就不含蓄。事實上我們是一個很棒的現場樂團，又搖又滾的樂團。」 雖然許多重要中堅樂團持續努力，企求成長與發展，也擁有一些勉強算是暢銷的單曲，但後來真正倖免於難的還是Paul Weller。身為新摩特樂團中的頭號人物，他一直與這股他所協助促成的復興運動，保持最遠的距離。當其他人如Ian Page正著手於勾勒摩特族的宣言主張時，Paul Weller讓自己的形象說話，因為他太清楚流行運動變幻莫測的圈套，會讓他的樂團陷入被利用剝削的窘境。 今日的Ian Page說：「我很樂意承認我並不如Paul Weller那般聰明，當初我應該更仔細觀察他的。那時候的我太自我中心而且也太全神貫注了，我走我自己的路，但另一個居同等音樂地位的人比我更有經驗、用一種更小心謹慎的態度去面對。如果有人要問我會不會後悔，我想我最大的後悔就是我沒有用更世故的方式去處理這些情況。但我絕對不會--即使在這麼多年過後--單單穿著鈕扣領襯衫坐在那裡，空口說著我不是一位摩特族。我愛死了這種穿著與音樂。」 如果說2 Tone阻礙了摩特族在1980年的成長，那麼1981年新浪漫主義的前衛主張，則敲響了最後的喪鐘，即使跳舞與靈魂樂的影響元素仍存在於這種音樂之中。Spandau Ballet的Steve Norman說：「我們以前會去看Secret Affair，而當他們正要飛黃騰達的時候，我記得當時我們心想：『該死！他們打敗我們了！』」 如果說Spandau Ballet對靈魂樂的不同詮譯，為他們自己的光榮之路 (path of glory)套上了新的流行框架，那他們所引進的外形穿著，則讓摩特族的復古風格更顯過時。Jez Bird回憶道：「那時候的形象變化很快，一直有新的東西出來，說起來那時候的風潮與運動，與風尚、流行似乎更有關係。」 到了1982年，摩特族復興運動可說是真正地完結了，雖然幾年之後死灰復燃--The Truth、Makin’ Time、Small World、The Moment、The Scene與The Prisoners等若干樂團帶給年輕族群面目一新的活力，但隨著1990年代到來，真正的摩特族也走入了地下，為了下一個十年，摩特精神已經重新改寫了自己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