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會忘記

被告的委任律師辯稱「打人，至少要有“打“的動作」、「推擠不算打人」。
黃嘉祿說：「我們主要是把人“清出去“」。

短短一段影片，反反覆覆看了近半個小時，大家忙著分辨影片中民眾說了什麼、警察又沒做什麼……我心裡覺得十分荒謬，這場控訴，可不是一般民事案件，爭論著到底是某甲先對某乙動粗、或某乙先對某甲污蔑；事情的重點是，「為什麼民眾不能對陳雲林來台表示意見？」、「為什麼警察可以動用暴力對待人民的和平抗爭？」、「為什麼沒有一個官員需要對這些傷害負責？」這些問題無法釐清，怎麼會有正義可言？我們又能期待司法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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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山蘇姬1989年的論文「追求民主」這樣說：「法律及秩序」一直被頻繁地誤用為壓制的藉口……助成了一種不利於國家發展的勢態；它使機敏的、有活力的、前進的公民社群不得出現。除非「法律」等同於正義，而「秩序」等同於人民對正義的實踐感到滿足之後所形成的紀律，否則，法律者也、秩序者也，不過是空洞的名詞而無其原應具有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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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身上有標語、旗幟，會引起群眾圍觀，這樣陳雲林就無法順利離開。事後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幾天之後，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晶華飯店晚宴）就是因為未在門口做徹底的管制動作，以致國民黨主席及陳雲林形同被“軟禁“到晚上兩、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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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你，耐我何？活該你是老百姓，沒調查權、沒“長官“撐腰、沒升官厚祿、沒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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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藐視、還是無知？這位缺席的被告身為執法人員，不僅對法庭程序不尊重，連基本的禮貌也不懂---就算和朋友相約，無法前來也該事先通知一下吧？
為了他一個人缺席，法官、自訴人、12名被告、律師、法庭觀察團……浪費了一上午的時間，也因而浪費公共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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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個月」漫長的調查， 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黃謀信「 發現」，整起事件是警方要求店員後，店員自行關音樂及拉下鐵門，因此，給予兩人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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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之一說：「自訴人說我們在盤查她的時候， 陳雲林已經離開， 但事實上，我們在盤查她的時候， 陳雲林還沒有離開。」

我覺得很納悶，難道陳雲林沒有隨著一整排的黑頭車離開？（前有哈雷開道、然後是黑頭車黑頭車黑頭車、箱型車箱型車箱型車、還有警車、還有拖吊車！）

警察明明是在車隊已經離開才圍上來兇霸霸盤問我啊，難道陳雲林沒有離開，還躲在門口的花盆裡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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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一條人來人往的大街，其他人走過去都不需要「管制」，行動藝術團就需要管制？就承認楊崇德說溜嘴的那份「機密文件」是禁絕一切會刺激馬英九和陳雲林的聲音、影像、行動甚至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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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你的錯，請告訴我們，一個手無寸鐵的、張開雙手要保護同樣手無寸鐵民眾的男孩，是被「誰」拖走，在盾牌的掩護下痛毆？
是「誰」授權警察殘忍傷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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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訴」提告的意義並不只是贏得某一件官司，讓某些人成為被告，而是爭取普遍的、基本的人權。你應當不懼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當不合理的事情發生，可以不接受、抗拒、據理力爭，而不同意你的人，不能夠以暴力相向。



圖為2008年12月12日於台北地方法院前的活動。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