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會忘記

協和專案的勤前教育的內容是「保障合法、取締非法」，指揮官特別交付同仁「不得使用暴力」......

開庭前一天，陳同學的媽媽請我幫忙從錄影光碟擷取一些畫面，這才第一次看到陳同學在11月6日晚間於中山橋北美館前，被警方逮捕的新聞畫面。

陳同學在難以計數的警察（包括著鎮暴裝和一般制服的員警）包圍之下，被又拖又拉的塞進警車，他的衣褲被扯得破爛，身上多處受傷--是警棍、盾牌和拳腳所造成。

看到這段影片，真的很難相信是2008年的台灣。

陳雲林來台造成的風波，政府一任不理會民意，採取高傲強勢的作風，當日台北賓館的面會行程，也以欺瞞的方式躲避抗議，群眾心中的不滿已到達頂點。陳同學與父母參加群眾遊行，晚間走到中山橋頭，警方設置拒馬和重重警力阻擋通往圓山飯店的路。
連日來，民眾不論以何種方式表達意見，皆被警察以高壓、蠻橫的方式對待。民主國家的主人，竟然不能過問政府如何處理重大公共議題？高壓的後果就是引致更大反彈，在警民對峙的時刻，情緒和神經也格外敏感、容易激動，若有人開始製造對立氣氛又未能妥善處理，往往會帶來不必要的傷害。

朋友在現場拍攝記錄影像，他說，有些民眾會把寶特瓶往封鎖線裡面扔，是表達不滿的情緒，並非刻意要攻擊警察，因為民眾與警察之間隔著拒馬和一段淨空的柏油路，距離還遠。但是，警察發動攻擊時，認定陳同學丟擲汽油彈，將他拖走。

陳同學還未成年，尚在高中就讀，陳爸爸追上前去向警察說明，但警察不讓他接近，並將陳同學等人推入警車帶走。後續與「行動藝術團三網友」的狀況類似，警察把人帶走後，枉顧民眾的身體與精神遭受傷害，要求記錄個資後才能就醫。陳同學的父母憂心如焚，不知打了多少電話才知道孩子的下落。

考量孩子受到傷害一時難以平復，加上考期將近，他們並未對警方提告，卻反被警方起訴。少年法庭審理後，對本案不置可否，也未起訴，今年，陳同學考上大學，幾經考量，他與父母都覺得必須對警方執法過當提出告訴。

8月21日，我前去法庭觀察。法官未列席前，電腦螢幕已顯示法官、自訴代理人、被告、被告委任律師等名單。我記錄了法官的名字：呂煜仁、林春鈴、謝昀連。此時，隔座的男子，一直探身過來，隨後又走到我面前要看我的筆記，我瞪著他，將筆記掩住。他說：「不能抄人家的年籍資料。」我說：「寫什麼是我的事，你這樣做很沒禮貌。」我抄人家的個資幹嘛？「我控訴」諸案中，警察曾經「登門造訪」過幾位當事人，他們要查自訴人的個資易如反掌，卻怕自己的個資洩漏呢，我並不需要去「查戶口」或「關切」他們吧？

不過，我也察覺自己的態度有些尖銳，朋友提醒，要就事論事，我可以對他說：「我並沒有抄被告的個資，只是記錄法官的名字，請您不用緊張。」
好吧，如果他一開始不要在那裡探頭探腦惹人不快，而是說：「小姐，我提醒妳，不要抄錄被告的個資。」我就會好聲好氣的回答他呀。

這位仁兄（後來才知道，他是大同分局民族所的所長，今天前來作證）自己知道隱私被侵犯是一件讓人不安、不愉快的事情，大法官釋憲535也早已做出相關說明，但是陳雲林來台期間，警察卻逾越權限，大量抄錄民眾個資，目的為何？

陳同學尚在國外暑期進修，今天未能到庭，自訴代理人顧立雄律師陳述自訴要旨如下：
自訴人當時尚未成年，當日晚間在父母陪同下，前往台北市立美術館關切民眾對於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民眾的抗議活動。自訴人當時並沒有逾越警方所設之管制線，被告就指揮數名不詳的警察在管制區外違法逮捕自訴人，並將自訴人拖往管制區內，自訴人當時未成年，且沒有任何暴力的行為，被告所指揮數名不詳的警察藉機用警棍、盾牌對自訴人施以暴力，自訴人遭到臉部裂傷、背部挫傷等傷勢，自訴人的衣褲被撕裂、眼鏡脫落。被告等警員不顧自訴人的父親說明自訴人未成年，違法將自訴人代往保安大隊留置，留置期間，警察不斷指稱自訴人就是丟擲汽油彈的黑衣人，自訴人不知身處何地且流血不止，內心極為恐懼，雖一再表明是未成年的身分，並要求與家人連絡，但遭到拒絕，直到凌晨兩點，自訴人的父母四處搜尋後才獲通知到場，並帶自訴人前往國泰醫院就醫，就醫後又被要求返回保安警察大隊，在自訴人父親拒絕下，被轉送往大安分局，並留置至上午九十三十分律師到場之後，自訴人才在律師陪同下製作筆錄。
自訴人控訴被告大同分局局長周文科傷害、妨礙自由、強制，並應依刑法第134條第1項加重其刑度。

被告否認上述犯行，並請來兩位證人出庭作證，今日僅詰問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長楊振文。證人簽具結文並宣讀後，審判長請楊振文坐上證人席，另一證人先行迴避。
被告的辯護人陳博文律師先行詰問，他問證人在事發當時的職務、執行的工作。證人楊振文表示，當時和現任職務相同，為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長，執行的任務是「協和專案聚眾防處勤務」， 負責圓山飯店周邊的安全維護。

辯護人詢問協和專案的負責人、指揮官是誰？證人答：「不清楚。」
辯護人詢問大同分局分局長周文科（被告）職務為何？證人答：「分區指揮官。」
證人本身為小區的指揮官，執行台北市立美術館周邊的勤務工作，他並說明該日警方部署的封鎖線範圍，周文科局長在中山橋頭有對值勤人員做勤前教育，在此之前警方也針對協和專案做過多次勤前教育及任務交付。勤前教育的內容是「保障合法、取締非法」並且特別交付同仁「不得使用暴力」。

當晚，被告周文科曾離開現場，到北安公園開會，他離開時將指揮權交給楊振文。辯護人詢問證人，周文科在何時返回？楊振文說，將近11點、快12點，後又表示，是12點半左右。
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呢？辯護人又問。楊振文表示，因為群眾破壞封鎖線並丟擲石塊、鐵條、糞便、礦泉水瓶和汽油彈攻擊員警，所以他下令逮捕現行犯。

審判長提醒證人，他剛才的回答已讓自身涉及本案所追究的責任（指揮、下令、逮捕）。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81條，他可以對某些問題拒絕證言。

辯護人要求當庭播放警方所提供之蒐證錄光碟。長度大約一分鐘，主要內容有兩段，第一段是拍攝許多人走向放在地上的塑膠袋，從中取出物品然後離開，第二段是封鎖線拒馬前的民眾，朝封鎖線後方丟擲物品，也拍攝到身穿藍衣丟擲兩次寶特瓶、疑似陳同學的身影。

被告方面稱第一段影片地上塑膠提袋裝的是攻擊物品“糞便“，但是停格仔細審視，塑膠提袋內的物品並非“糞便“，比較像是用小塑膠袋分裝的包子、肉粽之類。而且這兩段影片，並未顯示時間，也不是連續拍攝，似乎故意要用剪接的手法暗示陳同學曾拿糞便等物品丟擲警方。

陳同學的爸爸舉手表示意見，他認為以現場民眾和警察之間的距離判斷，丟擲寶特瓶並不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審判長對此不以為然，她說抗議、表達意見都沒問題，但是不應該攻擊值勤公務人員。

稍後，自訴代理人對證人進行反詰問，釐清當天負責指揮、下令的權責。根據證人表示，分區指揮官（即被告周文科）有特別交付他要約制同仁不得使用暴力，他也用擴音器向民眾及同仁廣播。他承認逮捕自訴人所發動的這次攻堅，是由他下令的，至於要逮捕哪些人，是他交代第一線的霹靂小組逮捕「嚴重攻擊警察之民眾」。自訴代理人進一步詢問，如何判斷「嚴重攻擊警察」的行為？證人表示，現場難以判斷，所以逮捕後再依蒐證資料依法處理。

聽到這裡，不禁讓人倒抽一口氣，警察執法標準模糊且專斷、「不得使用暴力」的原則置若罔聞，難怪台灣人民會有戒嚴重臨的恐懼。陳同學行為有「嚴重攻擊警察」嗎？逮捕他顯然不符警方自定的標準，逮捕方式也違反比例原則。

詢問關於逮捕程序、相關負責人、蒐證程序等數個問題後，自訴代理人顧律師結束反詰問。審判長宣佈暫時休庭，要與其他兩位法官討論後續的審判程序。

三位法官合議後，認為本案應針對周文科被指涉的犯行是否為事實，並以此為訴訟標的，至於其他人對自訴人的行為，不在本案處理。
自訴代理人表示，自訴人在國外遊學，他希望能到庭表示意見，本案是否能再改個庭期？審判長表示同意，但她即將調動職務，手上幾件與陳雲林來台有關的案件，將交由其他法官審理。

今天的法庭觀察，我一如往常作筆記，卻遭法官呂煜仁禁止。在「我控訴」系列頭幾次開庭，法官並沒有禁止法庭觀察員作筆記，為什麼現在卻開始禁止？「法庭旁聽規則」只載明不得錄音、錄影，並未規定不得做筆記。默默筆記的觀察員做著很重要的工作—讓大眾更了解法庭倫理、了解法律，應當值得鼓勵，為何法官要禁止？筆記究竟是「妨礙法庭秩序」抑或「不當行為」？

朋友聽我轉述法庭見聞，一針見血的說，該名「證人」會不會變成另一個「余文」 ？ 歷史事件不乏讓人聯想的題材---當殺戮行動展開，在上位者為了規避後續責任而離開現場，將任務交派給中層，中層又給底層一個看似合理而暗藏玄機的命令：「我已經告訴你們不可以使用暴力了，不過，如果交不出成績，你們就看著辦吧。」

紀錄片「長夜將盡」講述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經手的幾個個案。曾經在種族隔離期間犯下暴行的執法人員（軍、警等），若欲申請獲得赦免必須符合幾項條件，包括「如實披露相關事實」、「行為是執行或代表一個政治組織的命令」等等。

「協和專案」是為陳雲林來台量身定做的套件，它的本質就是反民主、把警務系統視為國民黨的私人保全公司，用以對付和它意見相左的人民，非但不「協和」更傷害民眾對公權力的信心。

法庭觀察仍繼續，需要你長久相伴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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