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會忘記

「我們（作者與夫婿）能做的，就是給予他們關愛和鼓勵。我們了解到，我們來科索沃不只是幫忙建立司法體系或者教英語，是來給予我們遇見的人關愛和鼓勵的，那是所有的人類最需要的啊！」

寶拉．韓特莉女士曾在高中、大學教授歷史，赴科索沃前，在美國加州從事行銷顧問工作。2000年，寶拉的夫婿艾德接獲一個富有挑戰性的任務—和美國律師協會的中、東歐法律協會（ABA-CEELI）到科索沃一年，協助建立現代司法制度。
「去科索沃是艾德的計畫，我們是為了他的工作而去的，雖然如此，我知道我也必須為自己找到此行的目的……我能否做點什麼對科索沃人有幫助的事呢？我可不想在一個遭受如此慘痛苦難的國家裡到處窺探。」

寶拉利用啟程前幾個月用功，考取TESL（以英語為第二語言）執教認證。她認為自己在高中、大學的教學經驗，或許會在科索沃有所用途。儘管一再給自己心裡建設，面對未知的旅程，仍有太多不安疑懼，畢竟，科索沃方才經歷嚴重的種族衝突，且隨時可能再起烽火。寶拉往行李箱塞書本—她幻想在黯淡的夜裡至少有福爾摩斯、溫西爵爺為伴—「這是不是帶著磚塊和膠泥，去科索沃築起自己的防禦工事和城牆呢？」她自問。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聯合國做出1244號決議，科索沃由聯合國托管，享有實質性自由，但名義上仍屬於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寶拉和艾德於2000年9月1日抵達首都普里士堤那（Prishtina）。轟炸、混戰讓此地滿目瘡痍、放眼街道都是軍人和裝甲車。根據其他外國僑居客的說法，寶拉能和艾德同來，表示科索沃的情況漸漸走向常軌了，因為這裡的職務被定位為既「艱困」又「危險」，並不允許偕配偶同來。

在他們落腳的卓戈丹山丘上，遍佈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有如雜草叢生一般」，到處都是他們的箱型車。「有時候，感覺就像整個世界都擠在科索沃這個小城市裡……我和艾德心裡都產生一種令人不愉快的懷疑論：這些外國人士在這裡幹什麼？我們這些外國人是否只跟彼此交談？我們是否只是從一個非政府組織，把文件遞送到另一個非政府組織，腦中只是在規劃如何達到撥下來的款項的要求，卻對科索沃沒有任何實際的作用？我們是否只是從一間辦公室，開著我們的大型休旅車到令一間辦公室，而從未停下來跟住在這兒的居民交談？」

抵達科索沃不滿一個月，寶拉就在一所私立教育機構「劍橋學校」開設英語教學課程。過去，賽爾維亞政權統治下，阿爾巴尼亞族受教育的權力遭到剝奪，即便私人興學都受百般阻撓。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發起科索沃戰爭，迫使南斯拉夫首領米洛舍維其同意接受和平協議，由聯合國接管科索沃。因此，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以下簡稱阿族）而言，「美國人」帶著天使般的光環。劍橋學校的老闆對寶拉說「美國人幫助了我們、拯救了我們。所以，你可以教給我們學生的，不僅僅是英語而已。你還可以教會他們如何與他人和平相處在一起……。」寶拉和艾德經常要面對讓人難為情、對「美國人」的感激、致謝和期待，有時候，深重到令人心酸。艾德的法律助理，一名23歲的阿族女孩「為自己的國家憂心忡忡，生怕美國放棄科索沃，生怕美國無意駐留此地、幫助她的同胞。你們千萬要留下來呀！她說，你們一定要告訴其他的美國人，要他們來這裡。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無法生存下去。」

寶拉的班上，剛開始有九個年輕學生，後來又陸續加入較年長的詩人、教授等。他們大多屬於城市裡中上階層、有能力負擔進修費用。學生對美國的好奇不下於對課程的熱衷，大部分的人希望離開科索沃尋求發展，可以寄錢回家，給家人用，至少能夠藉由與外界溝通，讓科索沃在形式與實質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走出種族迫害的陰影。學生分享他們的人生故事，每一個人身上都承受太多的悲痛。寶拉經常聽到的故事結尾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跟許多人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固定的學習課程以外，寶拉與學生共組讀書俱樂部，她挑選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作為讀本，原因是這本小說用語簡潔、長度適中，而且老人逆境求存的精神，或許能給學生們一些鼓勵。讀書會命名「科索沃海明威讀書俱樂部」，以一尾畫工精細的馬林魚作為標誌。
寶拉說「我覺得，要是海明威還在世的話，我很確定，他一定會到科索沃來的……我想他會敬重你們永不放棄希望的精神，即使情況看起來很絕望。」

在科索沃，過去的種族隔離政策不僅帶來糾結難解的偏見，也將科索沃隔絕於世界之外，寶拉曾隨意剪下幾張外國雜誌的照片作為教材，她察覺學生對他國的建築、人物、風土毫無所悉。2001年1月19日的日記，寶拉這樣寫道：「我並非認為英語代表了較優越的文化，絕對不是，我們一向在彼此身上學習對方文化的優點。我說教英語很有幫助的意思是，班上學生的天性本來就是超越民族和地域的。而我來教英語，則是為他們朝外面的世界開了一扇窗，假如他們想要成長茁壯，假如他們期望在沒有暴力的情況下生活下去，勢必得了解外面的世界。再打另一個比方，我來教英語，如同在他們厚厚的孤立之牆，敲出一道裂縫。說不定，透過裂縫，也許會有些光線穿透進來，為我們所有人帶來光明。」

教學生活之餘，寶拉與艾德拜訪當地非政府組織，艾德的工作是協助建立司法制度，必須詳加了解科索沃的現況，但一切條件都相當缺乏。種族隔離期間，當局不准阿族律師執業。他時而懷抱希望、時而陷入絕望。「法治、司法體系，將公平正義的法律平等實施於每個人，無疑是西方出口到科索沃最有價值的東西之一。長期的和平，必須建立在這個根基之上。但是，並不是藥到就會病除，況且，人民也不會輕易就相信司法。」

寶拉與阿族人談到她在書上看到的事件，例如一名賽族人為了阻擋軍隊對阿族施暴，站到坦克車前面，卻被一輛輛碾過。但是阿族人並不很樂意聽到這樣的事，即便他們本身具有仁慈、開朗的性格，但是他們害怕「一旦相信有一個賽族好人，也許就會相信其他的賽族人是好人。」這想法和種族血洗的經歷是相抵觸的。

經過一段時間建立信任感，寶拉才漸漸與學員討論寬恕、正義……這些話題。她回想在美國南方的成長經歷，19歲的她，對黑人爭取民權的遊行不當一回事，並帶有種族歧視的觀念。現在，她了解自己是因為通識教育而開啟了眼界「大學和研究所時期，當我讀起歷史時，那些養成我的無知的種種迷思就碎裂了，當我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和社會時，那些養成我的偏見的刻板印象便逐漸化解了。」
「通識教育能鼓勵學生跨越自身的文化藩籬，又能教導他們探索更寬廣的思想觀念，至少是個可以著手的起點。」

但是，寶拉認為引導學生討論「寬恕」仍然非常困難，她自問「假如我置身在她們的處境，我又能做什麼呢？我是否能夠掌握自己內心的黑暗面呢？」
她引述比佐（François Bizot）的小說《大門》裡一段話：「每一場戰爭裡，一定有殺人者，我們總是找得到誰是殺人者。我們總會把自己設想在受害者的位子，而非殺人者的位子—我們從不會把自己設想在納粹或柬埔寨赤軍連的位子。然而，這些殺人者跟我們之間的差異卻非常的小，不會比我們跟受害者之間的差異來得大。」她也引述斯賓德（Matthew Spender）的話「在極端的情況裡，施虐者的角色與其受害者的角色的差別，只是前者運氣好，後者運氣壞罷了。」

2001年3月23日，寶拉在劍橋學校上最後一堂課，她知道學生很期待臨別的致詞，但是她害怕澎湃的情緒會讓致詞流於濫情，所以決定什麼都不說。當熱鬧過後的沈靜片刻，她突然知道該說什麼了，寶拉解釋佛陀的「正語」（不妄語、不慢語、不惡語、不謗語、不綺語、不暴語，遠離一切戲論），為她的語言課做結尾。「過去幾個月，我們一直在學習如何正確的說英語、正確的文法與辭彙。可是，除了語言的正確性之外，還有更多東西值得我們思考。我們都有責任去思考語言的目的—我們要用我們的話語來做什麼？……使用你們新學的語言，跟彼此說些有益的事情、幫助其他的人們、鼓勵他們、使他們對自己更有好感。我知道你們每個人心裡都懷有：愛、慷慨、憐憫。用你們新學的語言把這些情感表達出來吧！」

本書附錄一，是寶拉接受訪談的摘要，她談道：「在科索沃，諸多問題背後，是一種集體有罪、集體無罪的觀念。其實這樣的觀念在世界各地也都有。有一天，我和學生們在英語課堂上討論這個暗中為害的刻板印象的觀念。我們能這樣說嗎？『所有的白人都…』、『所有的回教徒都…』、『所有的美國人都…』、『所有的賽族人都…』、『所有的阿族人都』……我們不能這樣說。我們得開始說『一些』、『少數』或『許多』等字眼，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開始視彼此為獨立的個人，而不只是一個群體裡面無面目的成員。」

附錄二「延伸思索」提出10個問題，供讀者及讀書會自我提問，閱讀本書前，不妨先看過一次，試著寫下自己的答案（雖然有些問題必須讀完本書才知其脈絡），看完書，再答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