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會忘記

「九品芝麻官」的搞笑橋段，看過笑笑就算了，畢竟是虛構的電影。但他出現在真實生活中，可完全讓人笑不出來了……..。

2009年10月15日。
走出法庭，我一再和自己確認，此時確為2009年，眼前呼嘯來去的，是轎車、公車、機車，不是轎子、騾子和馬？
啊，可是，為什麼有種從古時衙門走出來的感覺呢？方纔開庭，審判長穿的是法袍，不是搞笑電影「九品芝麻官」裡的清廷朝服吧？

為什麼有這種「時空錯亂」的感覺，且聽我慢慢道……啊，我又時空錯亂了，以下是本案第三次開庭，也是兩次準備庭後進入實質審理的第一次開庭（不幸，也是最後一次）。

本案三位自訴人於2008年11月5日在晶華飯店被警察和替代役男以盾牌暴力推擠成傷，因而對現場指揮官，當時擔任松山分局局長黃嘉祿提起自訴。

每一次開庭，法官都留下不少經典對白，它不會記載在筆錄當中，但法庭觀察團逐一記下作為見證，茲舉幾例：

第一次開庭，吳俊龍法官問自訴人為什麼會在晶華飯店現場？其中一人回答「因為看到上揚唱片事件，不敢相信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會到晶華飯店去關切。」
吳俊龍法官說：「關心時事，在家看電視就好，為什麼要到現場？」

可能是旁聽席爆出的笑浪讓他意識到這個問題很蠢，遂請書記官不要記錄。

自訴人之所以受傷，是因為警方要「清道」讓陳雲林的車隊得以通過，不顧民眾已無退路，用盾牌和人牆將民眾往騎樓的牆壁推擠，現場失序、呼救聲此起彼落（請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s6ZY01snKpo），在這樣混亂的場合，怎麼可能冷靜的辨識施暴的警察？

然而吳俊龍法官卻問自訴人：「知不知道推擠你們的人是誰？」

夠了，真是夠了。本以為法官的程度到此已是底線，不料10月15日的開庭，更有如逆流回「九品芝麻官」時代。

10月15日審理庭列席的有受命法官吳俊龍、審判長施添寶和陪席法官高若珊。審判長施添寶在對話、問話中，毫不避諱的流露自己的心證。根據我旁聽十餘場法庭的感覺來比較，這位法官在法庭的表現顯得輕浮欠嚴謹、沒有耐心，常隨口說出不適格的話、常打斷律師的發言，當律師或被告在陳述時，他時而將卷宗翻來覆去、時而和受命法官交頭接耳，讓人懷疑到底有沒有把陳述者的意見聽進去？

前兩次開庭，主要進行勘驗光碟、確認自訴人在事發當天的經歷，確認被告黃嘉祿確實為當天的現場指揮官。黃嘉祿對於整件事情，採取「不知道」和「撇清」策略。他說自己雖然是現場指揮官，但是現場劃分為很多區域，自訴人被推擠成傷的區域是由「小區」指揮官負責，他沒有下令，什麼也沒看見；此外，他也「不知道現場為什麼會有替代役男」執行清道---也就是把民眾像垃圾一樣清走—的任務。

今天法院傳來該日現場第二區的分區指揮官林胡坤作證。

林胡坤坐在證人席，長官黃嘉祿與辯護律師就坐在他右前方辯護律師席，在他左後方的旁聽席，是一位不時低聲「指點」他該怎麼回答的女士。

自訴代理人開始詰問程序，他詢問林胡坤是否在11月5日晚間10點執行強制清道，執行範圍是否為其責任區？

林胡坤表示：「當時群眾很亂，有兩、三百人要衝進晶華飯店，我奉命防止民眾進入晶華，時間不是很清楚…….有看到替代役男的部隊進來，請我將部隊讓開，他們要做清道，清道不是我做的，是一位督察……」
此時，在他左後方的女士提示他不要將那位督察的名字透露。審判長也「適時」的提醒證人：「不要說得太詳細，不然等下那個人又被告。」

自訴代理人提示當天現場的照片，詢問證人是否認識照片中值勤的員警？林胡坤表示「照片裡的人我都不認識，沒有一個認識。」
審判長笑著對自訴代理人說：「如果他認識裡面的人，我知道等一下你們又要追加被告。」

自訴代理人詢問證人，當時的作為是否奉黃嘉祿之命？證人說：「我有收到無線電的命令，但不清楚下令的是誰。」
對於自訴人及其他民眾被警方暴力的推擠成傷，他表示「我完全不知情，我的責任區很大，當時我的部隊完全移到後面的無名巷」這位第二區小區指揮官，說他「什麼都沒看到」，也「不知道是誰在處理」。

關於「究竟是誰指示、指示內容為何」等問題，林胡坤為了幫黃嘉祿和自己卸責，回答得捉襟見肘。

自訴代理人問他，黃嘉祿給他什麼指示，他說「只有要我轉移部隊，其餘沒有任何指示」。
可是，之前他不是說，有收到無線電命令，但不清楚下令的是誰？
無線電下令的那一端是誰？「是勤務中心」。
勤務中心指的是黃嘉祿嗎？「.......」
下令給勤務中心的又是誰？「不只一個人，有分局長、副分局長、也可能有組長…….」

可憐的證人，已經開始語無倫次了，他萬萬不能咬出下令的人就是……
法官或許察覺到情勢對他不利，開始主動提出問題。關於吳俊龍、施添寶兩位法官今天在法庭對證人、被告提問的方式、內容，我認為相當「異常」。因為他們提出的問題，並非就兩造提出的證據而問，也非就詰問過程產生的疑點而問。兩位法官提出的問題很多，也很仔細，但並不是為了釐清事實，反而像為被告製造有利的證詞，例如，法官會先預設好問題的答案，然後詢問證人/被告「是不是」？「對不對」？「有沒有」？證人的答案自然是循著問題的方向予以肯定回覆。法官甚至會代為表示證人的意見、直接口述「整理」給書記官，連主詞都自動調整成「我們」。
為了讓警方動用大批警力這件事看起來比較「合理」，法官問證人：
「事發前一、兩天會部署那麼多警力嗎？」
「當天是不是有大量的群眾聚集在晶華酒店？」
「大量群眾為什麼要在當天聚集在晶華酒店？那裡有什麼“賣點“？」
「因為群眾抗議中共政治人物來台，所以警方去現場維護秩序，劃定管制區，你被分在第二區，是不是？」（這是什麼問題啊？）
「警察所在地就是管制區，只要不妨礙秩序，就可以自由出入是不是？」
「那妨礙秩序以後就怎麼樣？你們就行使職權是不是？」
「你們是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在責任分區行使職權是不是？」
「在你的責任範圍內，有沒有民眾主動的推擠警方的盾牌？」
「群眾是怎樣佔據車道？」
「為什麼要把群眾趕走？」
「群眾是否有暴力相向？」
甚至問到不相干的事情
「警方有沒有移送犯罪嫌疑人？中山分局是不是有移送林淑芬（立法委員）等人？」
證人回答說，這不是他的權責，法官卻要他「看一下是不是有這個事情就好，我知道這不是你的權責，回答記不記得有這件事就好了。」

審判長施添寶詢問自訴代理人是否還有證據要調查？自訴代理人希望調閱勤務中心的通訊記錄，以便釐清被告下達指令的內容，但，施添寶語氣相當不屑的說：「你們是不是提供一下群眾聚集的名單給“我們“？傳他們當在場證人？在美國，警察一衝、捶下去就流血的…….」
甚且，自訴代理人的補充意見尚未說完，法官即不耐煩的揚聲問道：「還要補充喔？」

法官在法庭表示這樣的意見，適當嗎？這樣算「審理」嗎？

更誇張的是，施添寶法官還對其他個案加以評論。當黃嘉祿解釋，警察是為了阻擋陳抗的民眾做出傷害陳雲林的事情，才要採取某些作為時，施添寶一付頗表認同的樣子，並說：「台南的那件就是被打了啊……」（意指之前張銘清是「被陳抗民眾打」，所以才會動用更多警力保護陳雲林）。

從提示的問題和態度，可以很明顯看出，本案法官徹徹底底的認為，群眾根本不應該在現場示威，心證這麼露骨，庭再開下去有何意義？



兩位自訴代理人都是義務協助的律師，漫長的庭期非常消耗他們的心力，還要面對腦袋彷彿停留在上個世紀的法官，真是難為。律師很努力的在劣勢中儘可能為自訴人爭取權利，他們的發言，為台灣的人權發展留下很重要且正面的記錄，以下是律師的論告要旨：

「本件案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乃因三位自訴人是前往關心社會重大事件，並沒有違法，而且她們所站的位置在騎樓，並不是在車道上需要被淨空。警察執行勤務的方式，並非如其所稱將民眾驅離，而是將自訴人等擠壓在牆上很久，才會造成相關的傷害。以一般刑事訴訟的傷害、妨礙自由來看，事證很明確，但被告是警員，如果他們自認是依法行事，要提出阻卻違法事由的證據，但我們在這件案子並沒有看到。
管制區是否有公告、範圍在哪裡？是不是一定要用這樣的手段來排除民眾？都有疑慮。從證物光碟可見，三位自訴人當時的情況可說被推擠的相當慘烈，後來是被民眾救出去的，如此，可說警察是「依法行政」、不需為造成的傷害負一點責任嗎？我們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嚴重侵犯人權。余一憲督察是因為警察的要求，才帶著替代役男支援，被告黃嘉祿是現場總指揮，實難推說不知。警方對沒有違法的民眾進行強制行為，是獨裁國家、沒有法治的國家才會有的現象，請鈞院秉持公平、正義，對被告做有罪判決，來抑制此種行為再度發生，以顯現我們是一個實質的法治國家。」

審判長表示，10月27號下午五點宣判。
今天是10月15日，也就是說，扣除假日，8個工作天就要宣判。自訴代理人要求調查的資料、對刑事辯護意旨狀要具狀表示的意見，他會調查嗎？有時間處理嗎？

「有任何違法、不當，你們上訴、抗告或告我都可以，這是你們的權力。」審判長施添寶說。「本件辯論終結，定98年10月27日下午5點宣判，可以來聽、也可以不來聽，判決書會寄給你、打電話來問都可以，方便就好。」

雖然宣判的結果是什麼，不想也瞭然，至少我們在法庭見證了許多「說詞」，這些說詞是否為真？或僅是被告為卸責而編造？它遠超乎常人能理解的範圍，不上法庭，怎有機會聽到？例如，2009年3月11日黃嘉祿在「江一德案」表示 「不同分局的無線電不能互通」；黃嘉祿的辯護律師今天表示：「警方無線電通訊沒有錄音記錄，也辨識不出來發話的是誰」若真如此，豈不為可怕的治安漏洞？

「九品芝麻官」的搞笑橋段，看過笑笑就算了，畢竟是虛構的電影。但他出現在真實生活中，可完全讓人笑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