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輿 Worker's Voice

被轉介來上研習課的勞工，全部都是被迫離開職場，現在的老闆只要完成通報手續，寫好離職證明，不管勞基法的規定就可以請勞工走路，百分之九十的台灣勞工並沒有工會組織，在被迫離開的過程完全沒有議價能力，一旦權益受損，多數都是摸摸鼻子走人。

人是離開了，一肚子的不解和怨氣無處訴說。對於被轉介來上課，心裡有被標籤化的疑問;自己難道有什麼問題嗎？為什麼要來上課？沒有上課會影響失業給付的申領嗎？我這個研習主持人，五年前被中國時報無預警資遣，儘管老闆財大氣粗，有指標性的企業形象，靠著工會及工運組織者的相挺可是著著實實的上了街頭搞了他六個月的灰頭土臉，才在抗爭告一段落時，「轉業」到工會。

每次上課除了例行性的業務宣導及場務，我試著透過一些有組織經驗的講師，想要了解失業勞工的需求和集體組織的可能性。

我的失業勞工組織夢，逐漸淹沒在隨著一場一場研習開辦而來的業務壓力和文書往返中。由於轉介量不足，每次聽到有大批的資遣勞工，只要不是本會會員工會，第一個出現在腦海的是又可以加辦多少場次的研習，這個月的業績和薪水不致出現問題，工作人員相互挖苦，我們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失業勞工的痛苦上。

透過每場的就業保險法令宣導及與失業勞工的互動，我的講述能力愈來愈好，對就業保險及勞保的各項給付的熟稔成為與失業勞工建立關係的利器。但是，上完求職技巧，了解就業趨勢之後，下一個工作在那裡？誰也不知道。六個月的失業給付很快的就領完，生計出現問題坐吃老本的勞工，還有力氣去考慮生存以外的事嗎？失業勞工最常問的問題，上那兒去找到一個足以謀生的穩定工作，勞委會的高官對此曾經提出「先求有，再求好」的口號，但是對肩挑家庭經濟壓力的中高齡勞工，有多少人可以經得起不斷更換工作對家庭造成危機的風險。

我是一個被資遣後「轉業成功」的就業促進員。有人會問「抗爭有沒有用」？去問問中南編抗爭之後，領到更多優惠資遣的中時員工。去問問國中畢業在生產線工作二十二年，退休前被資遣的女工，這個社會為什麼聽不見她的心聲。五十二萬失業人的痛苦和掙扎，為什麼選擇性的以失業勞工攜子自殺呈現在媒體，「弱勢者不是少數，只是沒有發言權利，他們講到吐血，也難以改變。所以一定要有行動」，楊儒門在獄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