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輿 Worker's Voice

編按:

黃惠偵是中時工會的秘書，因為曾在國際勞工協會擔任三年外勞的組織工作，所以才會再到中時工會來工作。本片是她在同時兼顧工會工作的情況下完成的，工會也特別給她空間可以同時完成紀錄片的拍攝和剪接工作，八東病房正是在工運的滋養之下，孕育而生.....希望有看過這部片的朋友能夠分享一些感覺。

導演黃惠偵 的話

泥土被侮辱，卻報以鮮花。~泰戈爾《飄鳥集》

     一部影片的完成，真的要感謝好多好多的人。感謝製作人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花了好多的時間與我討論再討論、感謝所有朋友給我的建議與技術上的協助、感謝現任老闆中時工會對我的包容，讓我彈性調整工作時間好完成這部片子。然而最要感謝的，當然是我的拍攝對象：麗莎、阿英，以及羅莉母女。感謝，不只是因為她們願意讓我拍攝，也要感謝她們對台灣社會的付出與奉獻，以及她們(包括所有的外勞朋友)曾教我的一些事。

    1999年的夏天，那時候的我在三重一家幼稚園打工。某天下午在我帶著小朋友回家的路上，遇見一位跟我同樣帶著小朋友、年紀稍長的女性。黝黑地皮膚、大大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出她並不是本地人。我對她微笑，她也停下腳步回了我一個青澀的笑容，並開口問我是不是菲律賓人？我搖搖頭說不是。她的嘴角仍然帶著笑，只是笑容裡透出了幾分尷尬。這是我跟外勞的第一次接觸。 老實說那個時候我對外勞的認識就只有從電視綜藝短劇中看到的菲傭瑪莉亞，一種總是伴隨著戲謔與貶抑出現的身分／角色。我知道自己當時對她的友善是因為彷彿可以感覺到我們之間有著某種相同的氣味；一種底層的、邊緣的氣味。只是當時怎麼也沒想到，有那麼一天我的工作會跟外勞扯上關係。

    2001到2004年，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承辦了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的外勞文化中心(HOME)，那是一個提供外勞免費休閒(包括電腦、電視、卡拉OK、健身房、廚房、各式文化活動等等)，以及法令諮詢服務的單位。那時我在TIWA擔任秘書的工作，也是我跟這群「外國人」認識的開始。 每到星期日，HOME總是會聚集許多的外勞。也許因為不同的文化、因為陌生的語言，起初，我也經歷了一段不適應與抗拒的日子，雖然人在其中，卻一點也不覺得真實，她／他們對我來說，全是一個模樣。一直要到了開始接手處理個案，我才算真正看見她／他們清楚具體且真實的樣貌。 U在工廠工作，每天辛苦加班，但每個月扣掉仲介費之後他能領取的薪資只剩329元；R是家庭幫傭，因為申訴雇主對她性騷擾，隨即被強迫遣返；A是看護工，除了要在醫院照顧她的受看護人，白天還得回到雇主家中掃地洗衣做飯，跟街頭巷尾常見的7-11一樣全年無休。

    記得在TIWA工作時曾有好一段時間我睡覺是不關手機的，因為有些仲介總喜歡挑清晨5、6點的時候強迫遣返外勞。擔心他們就這麼被送走、為了能幫一個是一個，電話，不是不能關，是不忍心關。

    也記得有次因為整天接案忙到自己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趁著傍晚在往機場救人的路上，捧著個中午買來早就冷掉的便當一邊吃一邊哭。哭，當然不是因為那個冷便當，而是因為生氣與無力。對於那些差勁惡質的雇主仲介感到生氣、對於無法改變這個不公平的體制而感到無力。

     雖然這些人這些事沒有被紀錄在影片裡，但都清晰地紀錄在我的生命裡。最後要說的是，關於外勞處境與法令結構缺失的問題，我當然知道這部影片說的不夠完整也不夠好。但是，至少總是個開始。讓她／他們開始被看見，也讓我們開始看見她／他們。

 製作人陳素香的話

    在勞工運動的脈絡裡 影片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義；但是生產它的人/團隊，也有它的客觀社會脈絡和主觀企圖。【八東病房】是在勞工運動的脈絡裡產生，也是為推進勞工運動(特別是外籍勞工)而拍攝的影片；我認為這個脈絡是重要的，那是一部影片的社會故事。

    導演惠偵從1999年蘆荻社區大學學生開始，一路跟著發展多年的社會運動脈絡與關係前行成長，2002年進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開始接觸外籍勞工的相關事務，並藉由一波波的抗爭行動與運動訴求，逐漸認識外籍勞工的弱勢處境與外勞政策的結構性問題對外勞人權造成的傷害。

    2003年2月形象與聲望均崇高的國策顧問劉俠，因所聘請的印尼籍看護工薇娜在精神恍惚的狀況下，將她從病床拖到地上造成意外致死；這個悲劇事件震驚社會，引發各種不同的討論。 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在劉俠事件的討論中，難過的發現這是社會上兩種弱勢者（需長期被照護的重症者與受雇用的外籍看護工），因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缺乏而無可避免的依存和擠壓所致；重症者需全天性的照護，受雇的外籍勞工就得挑起全部的照顧責任，長年無法休息，身心俱疲，導致精神耗弱恍惚，終於釀成悲劇。

    這不是個別雇主或外勞好與不好的問題，這是整個社會福利殘破的漏洞，全由外勞墊底填補的結構性壓迫和困境。從劉俠事件之後，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即開始推動「家事服務法」立法，希望這些填補社會福利缺失的家庭內受雇勞工，至少應有法律保障的「休息」權利。

    接著2003年4月SARS風暴，社會一片恐慌，眾人視醫院為畏途；但是我們熟識的一些外籍看護工卻整天住在醫院裡，甚至有人就感染SARS過世了。別人能逃，外籍看護工無處可逃，為了安撫她們的恐慌無助，我們組織了一群志工到各醫院探視以病房為家的外籍看護工；在那次探訪中，惠偵認識了麗莎及仁愛醫院八東病房的其他看護工。後來遇到節慶或TIWA辦完活動有多餘的物資，她就帶一些去給她們；而在這些過程中，她開始用攝影機紀錄她們的生活點滴。

    說這些，是要說明【八東病房】的產生，是在特定的運動脈絡下逐步醞釀發展的，而惠偵對於這個議題的認識和掌握，也是在運動中鍛鍊、培養；兩者都不是個別存在的偶然（包括惠偵轉換工作位置到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工作，仍能彈性調整工作時間以進行後期的剪接工作，背後仍然是整個勞工運動團隊的承擔和補位）。

    在運動中產生的影片，也希望能為運動帶來作用；我們希望這部影片能有助於觀眾認識外籍看護工對台灣社會的付出和貢獻，也希望這樣的認識能幫助我們早日達到「立法保障家事服務業勞工」的訴求，這是我們最大的期望。

 【八東病房】紀錄片座談會相關照片(資料來源:ICLE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