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論述‧心理學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工作（work）即等於雇傭工作（paid employment），但是女性主義學者卻批評這是相當男性霸權的思維（Abbot & Wallace, 1990），因為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多是由女性擔任，這些「工作」通常並不被視為是有價值的「工作」。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後，工作與家庭逐漸分離，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有給工作，漸漸變得比家庭領域（domestic sphere）中的無償工作獲得更高的評價。從此，女性開始被視為天生的家務與照顧者，男性開始被賦予養家活口的「養家者/麵包轉取者」（breadwinner）角色（Gerson, 2004），「男主外、女主內」的僵化性別分工的論述開始主宰多數的人類世界。

儘管二十世紀中，女性主義的興起帶動了婦女的教育程度及勞動參與的提升，使得刻板化的職業性別分工有了很大的轉變。Zuo（2004）發現當男性擔負比較少的養家者角色時，他傾向比較接納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反過來，一個具有性別平權意識的男性，也比較有可能與妻子共同分擔養家者角色傾向。林雅容（2005）則在嘉義東石鄉的漁村進行民族誌田野調查，發現漁村市場蕭條而造成男主人之失業後，妻子變成家中主要經濟供應者時，雖然兩人的權力位置仍複製過往性別刻板印象的「男權威、女順從」的模式，但是當女性逐漸握有經濟資源之後，使男性感受到壓力，並進而挑戰傳統的父權角色。不過Zuo（2004）也指出，失業雖可能帶來男性性別平權意識提升，但還不足以改變社會中既存的「男性應該身為養家者」的強勢論述。

在此種強勢論述底下，男性如果要擔負養家者的角色，就必須一定要工作，因此工作在男性的生命中似乎是一項無法被切割與抽離的經驗。Sheridan（2004）就發現雖然有愈來愈多女性投入全職的勞動市場中，但是男性的工作時數並未因此減少，也少有男性願意將兼職工作當成一種生涯選項，相反地，他們變本加厲地更超時地工作，她把這種現象視為是病態性的「慢性全勤主義」（chronic presenteeism），並認為此現象背後有著社會、組織及個人的因素在強化這樣的行為。

失業會對男性產生重大的心理衝擊，從性別的角度去探究，最主要原因就是「養家者」角色的失落，這樣的聯結早在1930年代發生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失業潮的時候，學者即已發現（Morgan, 1992）。對一個已婚、異性戀的男性來說，能身為一個「養家者」是自我的性別認同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能夠符合社會主流的期待擔負起養家角色不但讓男性能受人尊敬，也享受父權的特權（patriarchal privilege），繼續對女性的宰制。此種「男性即為養家者」的論述維持了異性戀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也規範了男性應該要符合這樣的社會期待才算是真正的男人。透過外出賺取經濟來供給家庭需要的實踐，男人得以順服主流男子氣概論述，並以此建構其男子氣概認同。但當失業時，此一認同極遭受嚴重的威脅（Cohen & Durst, 2001）。

然而隨著女性投入職場的比例愈來愈高，男性在家庭中愈來愈願意分擔家務工作而使得性別角色愈趨向平權（莫藜黎、王行，1996），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男性養家者的意識形態有逐漸衰退的趨勢（MacInnes, 1998），但是更多的研究指出「男性即為養家者」的論述在當前社會仍然是相當主流，唯一的改變是男性可能因為工作的不穩定使得其分擔照顧角色的程度增加，但是Charles與James（2005）發現即便是在雙生涯家庭，也不見得可被稱為雙「養家者」家庭，仍是維持以男性為主要養家者的形態。

雖然男性是否是主要養家者是家庭內部的分工，但是有更大社會機制力量在維持這樣的性別意識形態。Gottfried與O’Reilly（2002）就發現，失業率高昇、生育率下降及老年人口增多等問題時，會使得像德國與日本等較保守主義的福利國家更走回頭路，去增強傳統的男性養家者模式，因此許多的社會制度反而是在鞏固這樣的僵化性別分工。例如當國家的失業政策是要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來降低失業率，這樣的福利制度其實複製了男性依然要成為養家者的主流論述。在此強勢論述底下的個人能夠有多少能動性（agency）來改變並抗拒抗是令人存疑的。

參考文獻：
林雅容（2005）。〈經濟變動中女性養家者的夫妻權力：以東石漁村為例〉。《臺大社工學刊》，11期，1-44頁。

莫藜黎、王行（1996）。〈已婚男性的家庭價值觀及其對家庭的需求之探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期，57-114頁。

Abbot, P., & Wallace, C.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俞智敏等（1995）（譯）。《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北：巨流。〕

Charles, N., & James, E. (2005). ‘He earns the bread and butter and I earn the cream’: Job insecurity and the male breadwinner family in South Wales.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19, 481-502.

Cohen, T. F., & Durst, J. (2001). Leaving work and staying home: The impact on men of terminating the male economic-provider role. In T. F. Cohen (Ed.), Men and masculinity: A text reader (pp. 302-319). Belmont, CA: Wadsworth.

Gerson, K. (2004). Understanding work and family through a gender len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7, 163-178.

Gottfried, H, & O’Reilly, J. (2002). Regulating breadwinner models in socially conservative welfare system: Comparing Germany and Japan. Social Politics, 9, 29-59.

MacInnes, J. (1998). The end of masculinity.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黃菡、周麗華（2002）（譯）。《男性的終結》。江蘇，中國：江蘇人民。〕

Morgan, D. H. J. (1992). Discovering men: Critical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3. London: Routledge.

Sheridan, A. (2004). Chronic presenteeism: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to men’s absence from part-time work.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1, 207-225.

Zuo, J. (2004). Shifting the breadwinning boundary: The role of men’s breadwinner status and their gender ideolog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 8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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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王大維（審稿中）：失業的衝擊、適應與性別意涵之探究：文獻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