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論述‧心理學

自從心理師法通過以來，國內目前通過諮商心理考試者已逼近千人，也有愈來愈多的人投入報考心理諮商與輔導相關研究所，欲成為專業的心理諮商助人工作者。然而在成為一個專業諮商心理師的過程中，「臨床督導」（clinical supervision）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督導是提升諮商師的專業成長的一項最有力的途徑。透過督導，不但能有助於諮商師自我效能與專業技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夠確保案主的得到有品質的諮商服務，使得其健康、福祉與權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台灣的心理諮商與輔導界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累積了不少關於督導理論與實務的綜論性文章以及探討督導歷程與效果的實徵性研究（黃政昌，2000），然而在這些文獻中卻幾乎看不到有關文化議題在督導過程中的角色之論述，而僅著重在督導者（supervisor）本身，以及督導者與受督者（supervisee） 的關係上。這種思維其實是把督導中的參與者及其歷程去脈絡化，只著重個人內在心理動力及關係互動而已。一直到最近一兩年，才開始看到相關議題的討論（林佩儀，2006）。這種現象其實反映出國內諮商一直以來忽略了更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意識型態對人們心理健康的影響，西方的心理諮商學界（特別是美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致力於發展多元文化諮商的理論建構與實務探究。Pederson（1991）更認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心理諮商專業，繼精神分析、行為主義及人本主義之後新興的第四勢力。因此西方的諮商學界在近年來都大聲疾呼，提醒諮商培訓機構應該致力於促使每位受訓中的準諮商師都具備多元文化諮商能力（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以對多樣化的案主群體提供更適切的服務（劉安真，2006；Chen, 2001）。

這樣的發展與美國的歷史文化脈絡有關，因為美國素有文化大熔爐之稱，其國民含括歐裔白人、非裔黑人、拉丁裔、阿拉帕契印地安人、亞裔等多元種族族群（ethnicity），他們之間不止存在著可區辨的膚色與外觀的差異，每個族群的語言、價值觀與文化習俗也相當不同。然而美國卻長期背負著以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racism）問題，也因此心理、社會學者一項都相當關注種族與文化的議題，並致力於消弭種族間的歧視與壓迫。順著這樣的文化脈絡之下，他們發展出豐富的多元文化諮商與督導理論似乎是理所當然，不過這也是近二十年才逐漸明顯的發展趨勢。

反觀國內，雖然台灣存在著四大族群，即原住民（原住民族）、客家人、閩南人（福佬人）與外省人（新住民）（王甫昌，2002），特別是在開放外籍勞工及跨國婚姻的政策之後，還有新的第五族群的產生，因此也稱得上是多元文化的社會。雖然大部分的人說著共同的語言，而且很難透過外觀與膚色來加以區辨，但是無論是在語言、風俗習慣與價值觀與政治意向上，這些群體還是有著微妙的差異性。特別在經歷過2000年與2004年的總統大選之後，台灣社會似乎造成了巨大的族群撕裂，談論族群議題經常被扣上「挑起省籍情結」的帽子。因此族群的差異彷彿是一頭巨大明顯但卻不能言說的「粉紅色大象」。也因此，心理與社會社群中對於族群議題的探究一直是非常緩慢的，特別是族群與文化議題在輔導與諮商心理專業領域中更是邊緣化。

社會心理學家已經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政治/文化/經濟/歷史等脈絡之下，我們的自我認同之建構也深受社會與文化力量的形塑（Jenkins, 1997），這些認同不只含括單一的族群層面，還包含國籍、語言、社會階層、經濟條件、性別、性取向、年齡、職業狀態、婚姻狀態、身體能力、宗教…等向度（Arredondo, Toporek, Brown, Jones, & Locke, et al, 1996）。身為一個諮商督導者，我們自己以及受督者（諮商師）及其所服務的個案，每個人都是多元文化脈絡中的個體，因此沒有任何一段心理諮商關係是可以逃脫多元文化的脈絡的，諮商督導的過程與關係當然也不例外。

多元文化督導之定義

雖然已有愈來愈多文獻探究多元文化督導的實施，但由於實徵性研究仍不多，因此至今仍未有架構完整的多元文化督導模式的出現，甚至有許多概念是直接移植多元文化諮商的理論到督導關係中，不過畢竟督導與諮商的本質是不同的，這樣的移植是否恰當令人存疑。不僅僅如此，學者們對於多元文化督導的定義仍然有相當大的分歧，有一派的學者傾向由單一面向（特別是種族/族群）來界定，並且認為「跨文化督導」（cross-cultural supervision）一詞將會更為適當，他們強調督導三角關係中任兩位來自文化族群背景時適用之（Leong & Wagner, 1994; Brown & Landrum-Brown, 1995）；另一派學者（Bernard, 1994; Hird, Cavalieri, Dulko, Felice, & Ho, 2001）則從較廣的定義來看待「文化」，認為文化不僅僅只是種族而已，前面提及的各項個人認同面向都可算是文化，因此文化的差異很難由單一面向分析，因此傾向命名為「多元文化督導」（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儘管如此，這兩個名詞仍然經常被混淆著使用。

林佩儀（2006）：女性主義取向與多元文化督導取向的結合。諮商與輔導月刊，252期，24-28頁。
劉安真（2006）：諮商師訓練的新挑戰—論多元文化諮商能力與訓練。弘光人文社會學報，4期，167-185頁。
黃政昌（2000）：國內諮商督導研究之現況分析。諮商與輔導月刊，178期，10-16頁。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Chen, E. C. (2001).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 In J. G. Ponterotto, J. M. Casas, L. A. Suluski, & C. M. Alexander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2nd ed., pp. 801-82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ederson, P. (1991)(Ed.). Multiculturalism as a forth force in counseling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0, 4-250.
Arredondo, P., Toporek, R., Brown, S. P., Jones, J., Locke, D. C., Sanchez, J., & Stadler, H. (1996).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4, 42-78.
Jenkins, R. (1997).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王志弘、許妍飛（2006）（譯）：社會認同。台北：巨流。〕
Leong, F. T. L., & Wagner, N. S. (1994).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What do we know?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4, 117-131.
Bernard, J. M. (1994).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A reaction to Leong and Wagner, Cook, Priest, and Fukuyama.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4, 159-171.
Brown, M. T., & Landrum-Brown, J. (1995). Counselor supervisio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J. G. Ponterotto, J. M. Casas, L. A. Suzuki, & C. M. Alexander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p. 263-286). Thousand Oaks, CA: Sage.
Hird, J. S., Cavalieri, C. E., Dulko, J. P., Felice, A. A. D., & Ho, T. A. (2001). Visions and realities: Supervisee perspectives of multicultural supervision.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9, 11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