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論述‧心理學

日前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畫」，希望透過憂鬱症量表的篩檢與對有自殺意念者簽訂不自殺契約書來預防自殺。筆者認為此舉根本無法有效降低自殺人數，還有許多危險。

首先，針對全體學生施予診斷性的憂鬱症測驗是否有侵害人權之虞？憂鬱症並非傳染病，有憂鬱傾向不見得會出現重大危機，也並沒有義務告知他人，因此學生有權拒絕受測。長久以來校園的諮商輔導工作者大量濫用心理測驗，卻忽略測驗使用的倫理，教育部此舉不但有違諮商心理倫理，更大開民主人權倒車、罔顧學生權益。

其次，這次教育部使用的測驗工具「恰巧」是訓委會柯常委過去個人的研究中所編製出來，如此大規模的施測是否為其將來的學術研究累積大量的資料庫作為私人學術用途，令人不禁產生合理的聯想。因為憂鬱症雖然是自殺的高危險因子，但是憂鬱不等於自殺，控制了憂鬱並無法保證其他可能引發自殺的因素會消失。事實上自殺是相當複雜的問題，社會經濟文化等壓力因素在自殺成因中也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為何只挑憂鬱來篩檢，並不合乎學理與研究的發現。

再者，許多規模小與偏遠地區學校缺乏專業諮商輔導人員，就算篩選出來之後，有專業人力可以進行輔導嗎？為何不先解決中小學的專業輔導人力問題，讓不具輔導資格背景的輔導主任讓出來給真正專業的人來做？各校早已有傳聞，擔心柯常委以其臨床心理背景將藉由點出校園憂鬱症的嚴重性之後，順理成章地大量引進臨床心理師進駐而排擠原來的輔導教師與諮商心理師。如今這一大動作讓人不禁懷疑此政治角力陰謀即將成真。

至於惹人爭議的自殺契約書，真正有諮商經驗的輔導人員都知道簽不自殺契約根本是落伍且沒有作用的形式而已。因為關鍵根本不在那張契約，而是在諮商師與個案之間的關係互動的建立，沒有關係做基礎，契約根本是廢紙。更糟的是，許多輔導人員過於依賴那張契約書，反而視其為護身符，萬一學生反悔自殺了，諮商師還可以拿此契約書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教育並非醫學，教育政策竟然完全採用醫療模式，找出症狀然後加以撲滅，這樣不但加深對於憂鬱傾向學生的病理標籤化，更忽略了學生是一個有權利與自由意志的個體。這種思維讓人聯想到傅柯的圓形監獄理論，美其名為預防自殺，但實際上卻是監控人類思想意志的白色恐怖！

研究指出自殺者多半有低自尊與低的自我控制感，也就是說他們對於發生在周遭的生活壓力無法控制。教育部這種高壓監控式的自殺防制政策不就正在告訴學生們，連他們的情緒都要由學校與政府來管理監督，學生不是對自己的生活更沒有自主權與控制權，無法為自己的情緒負責？

沒有一個人願意看到自殺數字高昇，但是人有憂鬱的權利，甚至有自殺的權利。但自殺防制的重點應該是去處理導致憂鬱或想自殺的壓力來源，用疏洪取代防堵才對！我們有何權利透過教育的體制入侵每一個學生的腦袋去偵測他的思想情緒，然後挑出「高危險群」加以輔導？這一切彷彿湯姆克魯斯主演的電影「關鍵報告」情節重現，令人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