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的老古董

　　還記得當初讀Alan de Botton的《我談的那場戀愛》時，一開始的宿命論逼得重新檢視過往曾有的感動，忽然有些衝動的翻找出以前所寫的日記慢慢讀了起來。關於愛情的記載並不多，尤其是和妻交往時，正是不作興寫日記的生命階段，對於已逝愛情的記述，自然不會是樂觀積極的，而是充滿勉強的悲傷。那隱身在悲歌裏的情愛故事，彷彿是生命中不該有的試煉，陪著自己度過難熬的青春年少。
　　有段日子自己也曾持續寫了反省愛情的文章，喜歡拿自己身邊朋友同事的例子議論一番，把愛情當議論文寫，說有趣倒也未必，真寫出什麼奧義，那也該是想太多了。只是經常出現在腦海中專屬愛情的場景，卻加深對愛情浪漫綺麗的想像。有些邂逅的場面往往來自電視電影裏刻意的設計，而愛情的美麗往往是由於充滿幻想的羅曼史裏蓄意營造出來的風情。對於未曾深刻體會愛情的青春男女而言，留著那些夢，自然也就夠了。
　　後來讓自己願意刻意經營的，反倒是有關失戀的主題了，寫一種淡淡的愁緒，或根本是場沒有開展的戀愛。不過那也都是許久前的事了，對於愛情的想像，如果貼近現實生活一點，那該是與幸福為伍的感覺。只是每次這樣和同事提，老是得到「噁心」的評語：不能因為自己生活在洋溢幸福感的婚姻裏，就老把這拿出來歌頌。仔細想想確實也是，當愛情根本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那早就已經脫離了渴求風中飄浮的費洛蒙的階段了。
　　這或許也是對於陳昇的小說集《風中的費洛蒙》格外鍾情的原因。滿滿的情緒只交代了一次偶然的相遇，或只是張望著潭水隨意的想像，陳昇並不刻意去經意什麼了不起的故事，卻是花了不少筆墨在感覺的衍生上。就像我老是想著某個夏日午后果然遇到了某個人，卻什麼話都沒說的相視而笑，重點是那滿溢的情緒，幾已飽和的畫面，所有環境的因素已經把故事說完了。小說家不會喜歡這種技法，但卻沒有人會去在意陳昇為什麼要這麼寫。反正都已經是隨性到不行的漢子了，歌裏已經唱出了一切，再多寫些文字，只是把他歌裏的故事多泛生些追索的線索，少有人會去追究那故事到底說完了沒。那根本不是重點。
　　尤其那專屬愛情的篇章，幾個偶然的迴身就已經飄散出刺鼻的費洛蒙了，那還不是愛情還能是什麼？而對於大多數試圖從偶像歌手浮誇的愛情世界裏走出來卻仍衷情於流行音樂的歌迷而言，陳昇已經給了一個思索愛情的答案，那朦朧的身影裏交織著的仍是一個個有待發展的愛情故事，只要跟著陳昇所提供的情緒線索，自然就會明白愛情其實也能是個含蓄不用說出口就能瞭解的謎題，相遇就是相遇，相守就相守吧！至於其他更多關於愛情的細節，不用說，大家也都明白。既然都已經明白的事，幹嘛還要多說呢？
　　所以就能只是個朦朧的身影，像飄在風中的費洛蒙。

　　還記得某年的金馬獎國際影展曾經引進西方女性革命理論家羅莎．盧森堡的紀錄片，那正是修習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熱門風頭。在解嚴前風起雲湧的年代裏，任職國關中心的政治社會學教授告訴我們認識馬克思主義的途徑之一是揚棄過往敵視仇恨的情緒，先設法去了解馬克思到底說了什麼，別忙著批判。那一整套理解世界的唯物史觀不會全是空穴來風，馬克思用功了半天所寫出來的《資本論》也不會只是空洞的給了共產主義搞垮世界的理論基礎。革命的理想是要建立起夢想中的王國，如果只是空泛的高調，怎麼會有這麼多知識份子及革命理論家熱情投入，形成那憤怒年代裏的活水源頭？
　　革命是一股暗自形成對現狀不滿後追尋突破的路徑，不會憑空落下來的浮泛想像，在經過這麼多年黨國思想教育老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一例子污名化了革命的真義，在強調穩定發展的意識型態鼓吹下，革命真給人什麼了不起的反應，充其量也是一種歷史的因緣際會，革命越來越玄虛，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義憤而龐大的社會改造工程，漸漸也成為負面的例證。社會要進步，只能改革，不能革命。
　　越是如此，革命就越具有相對的傳奇性，當人們越來越對現實感到失望，相對就願意發想與提棄現實越有幻想可能的圖騰，於是不會感到意外的從世紀末起青年們願意悄悄撐起反叛傳統的大旗，時尚設計家們發現一股潛存反叛的味道似乎值得在消費市場中鼓動。紅黑強烈對比的色調中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頭像成了時尚的風潮，彷彿革命也成了消費的主題，體驗與現實徹底的絕裂到底會是怎麼回事？
　　不過消費歸消費，當幾年前大塊出版格瓦拉的手記《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時，識貨的人其實不多，那還不是個值得把革命拿來消費的年代。封面上格瓦拉放盪不羈的頹廢模樣，沒被感受到「酷」。直到許久以後改編成電影在國際影展大放異彩，一股隱隱的風潮竟一路就延燒起來。年輕的前革命家正展開一趟瘋狂的旅程，兩個人，一台摩托車，走遍了大半個拉丁美洲，看到的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偏差問題，前革命家這才發覺原來所身處的世界有那麼多缺乏公理正義的事實存在。儘管旅程中大小事情不斷，前革命家只是蓄積著心中熱情而反叛的血，在多年以後覺得能夠形成一股掀動世界的力量，這才積極從事組織串聯而實踐起革命的理想。
　　成為職業革命家終究是辛苦的，只要不義的事情能存在，就有翻動社會的義務。也只有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裏，才能感受到單純熱情的能量蓄積的過程，植基於生活的浪漫隨想，像是個真正的人，而不是超凡入聖像個偉大圖騰般的革命導師。這也難怪後來再讀時那半裸著上身的格瓦拉斜睨的眼神裏竟然讀到一絲絲的放浪，與革命家氣質不符的，算是平凡吧！

　　實在不能說這批日記不好看，只是爾雅作家日記叢書出到了第三本，所出現三位作者不同生活的面貌，突然覺得似乎全被困在特定的社會事件中而少了更多元的面貌。第一年的《2002／隱地》基本上還算穩當，第二年的《2003／郭強生》遇上了SARS，第三年的《2004／亮軒》則碰上了詭奇的總統大選。捲入漩渦的文人總不免流露出圍繞著特定社會事件接連而來的思考，或是人類發展的困境，或是政治是非的論斷。越是碰上這樣巨大的社會事件，就越能引發出不同的思維邏輯，所延伸出來的論述就不免有了多餘的想像。
　　在讀《2004／亮軒》時，特地多耗費了時間品嘗溫吞的作家觀察社會事件的態度及方法，在這特地一年裏為了出版而寫的日記，所設定的讀者到底會怎麼讀這批日記，亮軒在下筆時不可能不在意。亮軒文思泉湧的記述起每天的生活時，也該會想到日後當這批日記出版時，讀者最想讀到的會是什麼？我尤其感到好奇的是，亮軒在接受邀約寫二○○四年的日記時，恐怕也不會想到會碰到這樣一場因著槍擊懸案高度爭議性的社會或政治事件而進行的總統大選，會如此深刻的影響著他對許多事情不同的思考。更重要的是，當台灣漸次走上民粹動員藍綠極度對立與撕扯的分裂路子時，到底又該如何維持自己翩翩知識份子該有的份際？讀者會不會因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而忽略了其中更多扇亮軒所開啟的窗子？
　　這絕對是封面上置身在一片綠意盎然的園圃一角一身白衣輕裝笑得開懷的亮軒所想像不同的處境，在這一年的日記裏，或許真正論述起政治事件的不過就那寥寥的數篇，卻可能因為政治取徑的不同而讓相異立場的讀者放棄了閱讀的興味。於是乎這批日記就顯得格外具有爭議，尤其是當亮軒執起他悠遊在文學境域中的筆不斷析理早已成為記憶的每天生活，仍不免會過濾篩檢到底該把那些生活事件或閒思偶得寫到日記裏去？取捨之間也就悄悄流露出作家該張揚及隱藏的那道隱隱的界線。寫日記說是對自己坦白，那或許在設想只有少數或甚至沒有讀者的狀況下才可能發生。即然已經預設了要出版，是要公開上市的，過於私密的，過於具有爭議的，往往就會被作者在記述時悄悄有所拿捏，就像藏住心中的秘密一樣，日記不再是那麼單純的存在了。
　　於是在讀這批日記的同時，其實在意的往往是作家如何去看待生活？如何用得宜的方式把生活記錄下來。隱地當初設想這批日記叢書時該也會想到真實與虛擬之間往往就只是一線之隔，願意曝光及不願公開的，全在作者的自由心證。可讀性是來自作者浸淫在文學創作長期時光中所累積出來特有觀察事物的方法，否則如果出版的是像胡適早期留學日記那般只單純寫生活瑣事，恐怕可讀性就不存在了，反而只具有史料研究的價值。
　　至於日記到底該怎麼寫？亮軒沒說，只親身示範了他的「以為」。坦白說，比起郭強生，亮軒的文筆是生動活潑多了，但對於過於瑣碎的生活，亮軒卻捨不得割捨，於是這超過六百頁的篇幅格外顯得沈重，和他封面上愉悅的笑容，就是兜不上。

　　讀黃永玉寫錢鍾書，寫塵封在回憶裏的瑣碎雜事，是對老派人物的追思，是對回憶迫不及待的重整。我漸次明白對於歲月的流逝所產生的恐慌，原來是到了一定年紀之後必然出現的生命狀態，就像年輕時總會有那麼一段年少輕狂的青澀舉止，以為非這麼做不足以彰顯年輕的價值。到了風燭殘年的時刻，就會無端生起對生命中曾經相遇或邂逅的人事物悄悄的追思，不管那到底還在是不在。
　　說《比我老的老頭》是本奇書其實倒也未必，黃永玉所寫到的人物，確實曾經在他的生命史中扮演了若即若離的角色，給了他或多或少生命的啟示。在生命的大格局裏時而出現的我們身邊的人們對我們產生了什麼影響，也許當下並沒有太多的體會，但到了像黃永玉這般的年紀，已經對生命有了一定的評價，品評起那些凝結在記憶殘片中的風流人物，卻都有了另一番不同的趣味。
　　那該是讀完《比我老的老頭》很久以後的事了，我逐漸忘記了林風眠，忘記了沈從文，忘記了李可染，忘記了那些比黃永玉老的老頭們曾經做過了什麼、有什麼生活上特殊的癖好。那兩篇寫得最長的文章，一篇寫沈從文，一篇寫陸志庠，一個是黃永玉的表叔，一個是黃永玉的摯友，就關係上來說，都不算遠吧！這一寫就寫得巨細糜遺的追憶起所有曾經歷過的片段，拉起了長長記憶的簾幃，頓時間所感受到的仍是黃永玉喃喃絮語般說起的長長故事：從前從前有這樣的一個人，發生了這樣的一些事。就像是不經意踏入幽靜的小徑，所在眼前出現的勝景永遠是在下一個巧妙的轉角突然冒出來的。可黃永玉卻不只是寫生活的片段，不經意流露出的情感總在開始或結尾前悄悄的冒了出來。譬如在〈那些憂鬱的碎屑〉裏，黃永玉寫道：「他愛過、歌頌過的那幾條河流，那些氣息、聲音，那些永存的流動著的情感…」，沒儘往悲裏寫，卻是個古稀老人黯自的感懷。
　　不禁令人想起巴金所寫那長長追念愛妻的文章〈懷念蕭珊〉，悲永遠是基調，卻只能在讀完整篇文章才感受得到。那硬是放在心上的苦，就是不願赤裸裸的用文字全然寫盡，怕寫多了就矯情了。於是楊絳在《我們仨》裏乾脆寫起如意識流般的虛幻意境，就是怕把故事淨往悲裏寫。黃永玉則是多寫了些心情，卻仍內斂含蓄，用筆稍稍帶過。所以讀黃永玉往往是喜中帶了點小小的悲，像欣賞一場無所謂的演講，結束前小小的說了段感傷的故事。終究是老派的氣息，終究是見過世面的格局，總不好像個孩子似的鬧起情緒來。
　　也幸虧是讀老頭寫有關老頭的事，漸漸能體會到那來自生活焠煉後的庸容儀態。封面上那笑開了嘴的老頭似乎以為生活已經沒有什麼好憂懼的了，於是就算說起老朋友或長輩的故事，也只要淺嘗即止就行。說得也是，都已經活到這把年紀了，何必再花時間在悲愁上呢？

　　在屏東家裏的客廳的案頭上有個非正式的神檯，上頭有兩幅長者的遺像，是父親前些年回江蘇老家探親時用傻瓜相機翻拍回來爺爺奶奶的相片。稍帶模糊的影像裏爺爺戴著瓜皮小帽，疏落的山羊鬍十足古人的模樣，奶奶則是皺著眉頭像是心事重重，聽父親說爺爺嗜賭曾令家人為難，或許奶奶在拍照時是在擔心這個。印象中兩位老人家似乎都沒能捱過文革，為地主的身份付出慘烈的代價。在父親心中多年來對父母親的懸念，就轉化為經常的捻香祝禱，祈求疪祐後代子孫免於生活的磨難。
　　常有書寫家族史的計畫，只是龐雜的脈絡下始終缺乏比較有系統的整理，於是在讀陳玉慧的《海神家族》時，總不免回想起多年來的宿願：當有能力重新觀照自己的家族零星的記憶時，有沒有可能組建起我這破落家族的生命史記？
　　我的焦慮在讀《海神家族》時尤其嚴重，明明是部關於家族記憶的小說，陳玉慧運用了許多零碎的段落建構起某段時間的記憶，就像看著一幕幕時而淡入淡出的畫面，也許只是個簡單的生活場景，也沒特別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在幾代人物間來來去去，卻在讀者的重組過程中追索起家族莊嚴的圖象。
　　那些圍繞著日本殖民時代就存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矛盾情結，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後面臨的認同問題，社會始終糾結的巨變，那些認識台灣發展歷史中經常出現的渾厄歷史，這一脈相承而來以女性為主體的家族歷史，竟在男性意外的缺席下突顯了歷史存在的無限悲涼：無論外在客觀環境如何變化，女性所死守植基在家庭傳統觀念中任勞任怨的廝守，為了子嗣的延續必得堅強的哀愁，卻是台灣近代歷史中時而出現的家族悲劇。不禁令人想起讀《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中女性以未亡人身份出現的歷史冤案中忍受傷痛與屈辱的漫長歷程，終於在得到平反後吐出鬱積胸口的悶氣。陳玉慧明白這趟生命史的追索所必然承擔是緊密與台灣近代史結合的庶民生活圖象，一個一個出現的人物在其時所背負深沈的幽黯情慾，終得在蓄積了相當的能量之後，以不同的形式發洩出來。其間可能存在的背德與離棄，傷痛與自殘，都將是延續生命的抒發管道，或是對男性無端缺席的抗議，或是對自身宿命的謳歌，儘管發出的音響是如此微弱，如此無力，根本就是默認而接受這一切。
　　讓人感興趣的反倒是幾個男性的缺席究竟突顯了女性必然的宿命？還是在特殊歷史情境中男性始終身處的緊張地位？在家族史的舖陳當中男性或許因著不同的事由不斷在互異的場景中更換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變的卻是女性終而認定的角色，所必須承擔的傳統價值。而家族史突然以女性作為主體，卻是曾聽說過的許多追索二二八血淚史及白色恐怖時期幽黯事件歷程中常見的場景。於是護衛著這島國的諸神中明白風雨飄搖只暗示了家族史之所以成立，就是有個生活下去的堅持，不為搞清楚歷史的真相，不為追償不公平待遇的沈重代價，那似乎早已經不重要了。
　　那逼得我也該面對自己所從出的那個家族隱晦的朦朧記憶，像陳玉慧般經歷一段自我挖掘的過程，重新發現家族存在的意義。深切明白那會是段漫長而虛幻的歷程，但無論如何還是該鼓起勇氣走進那幽黯中，試圖解釋說明奶奶臉上的愁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坐在書房裏想像著自己持續保持旅行的狀態，有時倒也是種意外的享受，就像聽著老朋友敘述曾有的行旅中看似頹唐的虛度，坐在東海岸晨起的粼粼波光中感受著大海的心跳，那是種溶入自然的雅致。看老朋友說得輕鬆自在，是沈浸在旅行狀態中並引以為樂的驕傲，不必老是被困在會愁苦叢林裏以為就再也找不到出路，擺脫了坐困愁城的無奈，兀自欽羨起能拋開一切義無反顧而去旅行的人們，尤其是還能因此寫出動人的篇章，那種想像而來的喜悅，自己也曾經在幾次旅行中深刻體會到。
　　最初是想或許能夠像大部份的旅行文學家一樣親身安排趟行程，然後在過程中縝密記下隨想的心事，藉由豐富意象的堆疊發展出完整可讀的文字，不必拘泥於探險的形式，不必非得是歷劫歸來的刺激冒險，自然也不必期望因此而樹立起犯難深具啟發意義的里程碑。像冒險家塞西格的大部份著作，必須透過堅毅鋼鐵般的意志實踐及豐富的地理學與人文素養，加之以妙筆生花的書寫，綻放出旅行文學經典般的傲人光芒。我於是想起當初讀董啟章的遊記《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時老是把書中經過的景點自己曾有過的日本之行相互印證，試圖尋找出一種對應。那年日本之旅結束之後是曾將途中所拍攝的照片沖洗出來後搭配上一路蒐集的資料摺頁地圖廣告登機證等與旅行有關的物件蒐集成冊並紀錄書寫成一冊，以供日後回憶用。
　　回憶之具不具有可讀性往往與記述的內容有關，越顯私密的大概只能供做個人生活的趣味看待，而像董啟章這類性質遊記存在的意義，往往就在於其所記述的不單只是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更多的是和許多人共有的認知與意義結叢產生緊密的結合，反而產生一種若即若離的私密與對文學共有的糾結，於是在閱讀的過程中必須經常隨著董啟章的筆觸在旅行與文學場景中進出，因而產生出來的趣味是結合了知性與感性的書寫形式。只是在董啟章的想像中這原本就是即興而起的書寫計劃，於是形式上不那麼講究，內容上也不那麼完整，兼寫生活，兼寫了以自我生活體會與隨寫所舖陳出來的筆記。只是董啟章終究還是有豐厚比較文學的基礎，在他的目光中所看出去的世界，就算只是單純建基在「回憶」的書寫，倒也透著相當的質地。
　　那已經不單單是以寫生活出發的旅行文學了，而是另一種堆疊記憶的方法，隨著自己的行旅中一步步踏出的步伐，流洩出對世界無時不在的瞭悟。突然想起那天老朋友提及他某次在越南的旅程中曾經觀察到的社會不同的樣貌，意外的帶出我們修習社會學多年慣有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許那次在福岡海鷹飯店下榻的房間裏看出去純然與日常所習慣的都會全然不同的景觀所興起莫名的興奮，也是種對旅行的渴望所自然流洩出來的吧！不過這些全成了無聲的場景悄悄的收藏起來，在腦海裏那雜亂的記憶堆棧裏。

　　這家文具店就座落在一家連鎖網咖旁邊，偌大的賣場裏實際陳列的文具種類並不多，靠窗的一排架子上陳列著幾類期刊，不經意翻讀到藍博洲寫投入選戰的文章，其中一張照片，藍博洲站在宣傳車上，宣傳車塗寫著「反台獨、要三通」及「民主學校推薦」等的字眼。那都已經是半年以前的事了。說是種堅持也好，是理念的實踐也罷，當時好些文化人是真下了這混水，玩起政治污穢的遊戲，侈言在當前台灣混亂的政治環境中企圖走出條清新的路子。那恐怕仍是一廂情願的奢望了。
　　心中忐忑不安的是對過往歷史中曾經有過的赤忱熱心受到強權的撲殺的心痛，腦海中始終無法忘卻二二八事件平反狂潮中在某份刊物上看到台灣知名畫家陳澄波遇害身亡的遺照，身上的彈孔是永遠的烙印，那個是非公理不分的年代中只有強權的宣示才是生存唯一的出路，不然就噤不作聲，否則得要有強大的意念支持，才得以從翻攪的狂濤巨浪中歷劫歸來。而藍博洲在《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中所寫到的諸如郭琇琮、許強、蘇友鵬與胡寶珍，所經歷的都早已超脫理念的追隨如此腐淺的識見，而是早拿定了「拋頭顱」的壯烈志識，甚至像郭琇琮與許強，更是因而奉獻出了唯一僅有的生命。
　　那是早已不顧自身已然享有的崇高社會地位及可貴的年輕生命，以自己所信仰的理念，追求著所認定國家美好的未來及幸福的可能。或許是早被認定為普世價值的人權與公理，卻是重新經歷過抗日後澄清心靈的自我洗滌，一股熱血赤忱相信唯有透過力量的結集才可能對抗腐化獨斷的官僚，為未來的子孫謀求一條光明燦爛的路子。在一次次的訪談及資料閱讀排比的過程中，藍博洲重新挖掘了那早被埋進當事人或至親的人記憶深處不願回首的記憶，對映出丹青般的浩然正氣，也就越顯得這歷劫而倖存的老靈魂裏怎麼也割捨不掉的悲苦辛酸。是曾經如此的相信親愛的祖國所帶來的故土氣息會滌盡被異族殖民的穢氣，到頭來那失望也更深沈了。
　　是那「相信」給了這群秀異的知識菁英們奮鬥的目標，為自己的信仰熱切付出所擁有的一切，於是也形塑起傲然獨立的英挺群相，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為信仰與言論自由付出慘重代價的高貴靈魂。我也由衷的想起曾經以對抗強權為職志的年輕反叛者至終仍相信他們的所做所為是追求自由與公理在所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具體落實，流點血對他們而言畢竟算不了什麼。
　　是未曾嘗在擁有權力的滋味，老靈魂們於是顯得格外高貴。不必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競奪，英靈終究保有他原初純潔無瑕的模樣。在《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裏所讀到的，全都令人心痛，不是單是已然逝去的秀異，也包括對當前反對份子擁有政權後似乎有些玷污的良心。要保有澄明是無比困難呀！
　　走出文具行，又走回到現實生活裏，關於良心的懷想，悄悄的遺忘在那窗畔的架上，就像那本標榜左派思維的刊物，終是乏人問津。

　　是初初遠眺新光車站時突如其來的想像，總覺得迷戀著午后難得的悠閒是種絕對的幸福。在這標榜絕佳視野享受的下午茶餐廳裏用餐，人潮來來往往在各取餐區來回穿梭，還沒來得及搞清楚到底是吃下午茶還是正餐，旁邊一桌早已堆滿一整桌的佳餚。等到回過神來才發覺也不過就是對情侶，不知怎的就是沒能明白不該是頓浪漫的午茶浪漫的邂逅，怎麼大家就像是打仗一般，拼了命的只是想著如何把那已經花掉的錢，努力的拼回本回來？
　　陽光倒是一如往常的斜斜的射了進來，適當的空調均衡了陽光可能的熱度，屬於我和妻所待的這個角度，除了能多看幾眼高雄港外，比較動人的反倒是以中山路為主軸的林蔭大道上無聲往來的車輛。整個遠眺的景致明明是該喧囂的城市風景，就是沒聽到喇叭鳴按引擎聲此起彼落的煩人音響，安安靜靜在眼前出現的，彷彿是部無聲的電影，演出城市裏的眾生相，耳畔卻只能聽到偶而傳來的爵士樂聲。囂鬧被隔在透明卻厚實的窗玻璃外，頓時間有了種幸福的感覺。
　　還有種更動人的幸福，是讀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時意外感受到的。那個混跡在廢紙堆裏的漢嘉，不厭其煩的喃喃自語，訴說著自己習以為常的處境，在從來不被人重視的廢紙堆裏他感受到與知識為伍的樂趣。這老早超越一般人想像的際遇，是種唐突的意外，不過是從事廢紙回收及處理的城市邊緣人，卻自顧自的築起漢嘉自己所謂的「愛的故事」，舉目所及的是被這個城市遺棄的廢物，卻包裹著向來當成是沽名釣譽的因閱讀而來的氣質，或許在漢嘉的腦海裏經常出現的畫面仙風道骨的翩翩君子沈吟不絕的詩句，而那段倒目前為止幾乎稱得上是絕無僅有耶穌與老子的相遇，更是赫拉巴爾超凡想像力的實踐。
　　漢嘉或許真是孤獨的在廢紙堆裏從事他日常賴以維生的工作，卻不斷在各種知識領域中來回穿梭，而享受了孤獨中交戰不已的喃喃絮語，總覺得「過於喧囂」是真好的形容，漢嘉所享有的不就是這些？而那個享受下午茶豐饒滋味的我所觀看彷若無聲電影的畫面，卻是另一種極端。後來我竟隨手拿出背包裏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恣意的讀了起來。妻後來端來了份口味清淡的小火鍋當成是我們所共享下午茶的最後一道美食，身旁那一桌情侶早已離開，留下半桌端來卻只吃了幾口的菜餚，離開的時候似乎也沒有感覺到不安，仍兀自沈浸在他們自以為是的浪漫裏。
　　我正巧讀到漢嘉打包被血水浸濕的廢紙，並在其中一包計畫放進去尼采的《瞧！這個人》，是個血腥至極的畫面，讓我回想起讀國小時同學家旁廢紙回收場我們的身影。聲音同樣是消失了的，但明明該是熱鬧異常的場景，就像被隔在厚重窗玻璃外的城市原有的喧囂，全成了「過於安靜」的狀態。

　　對像我這樣固執呆板的人而言，會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建築上，還是緣自於好奇。早年讀「人文版」的《雅砌》，李清志等非著墨於刻板建築意向的新生代建築師把更多的人文及美學關懷重新聚焦在建築上，於是有機會和那時方興未艾的後現代主義理論掛上勾，開始學著去觀察大安國宅、東王漢宮等帶點歷史拼貼趣味的建築作品到底和原本實用主義的建築概念有什麼不同？後來才慢慢了解建築的趣味絕對不只是使用者單純實用價值上，還能讓這城市充滿更豐富而多元的想像。
　　後來引進的新建築理論，更大量的建築家作品的介紹引進，把視野全打開了。腦海裏開始出現安藤忠雄、渡邊誠、高松伸等日本建築師的名字，西方的建築大師也運用奇思把對空間的想像具體落實到現實生活中。不禁令人想起在自己所身處的城市中住民所共享的是個怎樣的離異幻境？到底對美的想像可不可能存在於眼前？在讀了李清志的《建築異型》後，這才發覺，對建築美學直觀的以為，往往讓人失卻了挖掘其中豐富創造力及建築語彙所堆疊出來的現代社會中可能存在的荒謬及熱鬧的熱情。
　　就像前陣子報上常提及日本鹿兒島高齡福祉園區內出現的海螺建築，建築師高崎正治不以為老人院裏就只能是沈悶的與死亡趨近的疏離，反而運用金屬蒙皮及亮麗的玻璃天窗，造型奇特的撐起該有的祥和感。在李清志筆下龍潭怪屋是素人建築師自我治療的徹底實踐，就算是如惡瘡般的集合式住宅加裝鐵窗的後陽台破壞了建築原有的風貌，那也是極具意義的生活空間美學的延伸。於是如同窺奇般順著李清志所提供一個個特有的案例，在有限的圖版裏，居然具體而確實的讀出了重新改造城市空間美學的新訊息，那就是大膽創新及銳意突破，反倒能讓人思考建築美學的實踐在生活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於是我想起每回和朋友談到西班牙的藝術成就，總是會讓人想到那偉大的建築師高第。而那完成日期猶在未定之天對主無限讚美的聖家堂仍努力立起那高聳的巨塔時，我則為了那總是不愛用直線充滿童趣喜感的作品柔化城市剛直線條的律動而拍案叫絕，儘管柯比意曾惡毒的批評「高第顯然是巴塞隆納的恥辱」。恥辱是一種評價，城市卻因此而不致淪落為單純醜陋的尷尬中。
　　雖然所身處的城市已經醜太久了，倒也是悉心的呵護下總算慢慢透露些美的訊息。五福路及光華路口的龐大自來水塔仍兀自矗立著，等到大家對美學有新的體會，那或許又成了個陳舊的「異型」，提醒著我們這個城市曾經醜陋過。
　　李清志說：「建築並不一定是為了某種功能才存在，它可以是種單純的創作，為的是抒發內心的情緒，或只是安撫內心無以名狀的騷動」。對這說法我絕對舉雙手贊成。城市只要有人生活其間，就可無比豐富的可能，城市或因此而美麗。

　　我仍記得那安靜的午后陪在父親身旁一邊留意正注射的點滴，一邊讀著Patricia Cornwell的小說《肉體證據》時，不時仍會抬頭看著窗外緩慢飄動的白雲。那已經是五個多月前的事了，父親因為呼吸困難到醫院掛急診，醫師仔細推敲半天依著父親胸部X光片上大片的泛白解釋說明肺部病變的狀況，建議最好能住院觀察治療。大年初三傍晚匆匆辦了住院手續，接連下來的幾天假期全在醫院陪著父親。心頭自然掛著父親的病情，卻為了因此多得來的閱讀時間而起了矛盾的情緒。父親泰半時間都安安靜靜的休養，臉上罩著的氧氣罩該讓他覺得舒服才對。
　　那次的春節假期也只帶了康薇爾的小說回家過節，說是突然對微物證據的學院派辦案過程感興趣一點也不為過，於是就依著當初讀《屍體會說話》之後的印象一路讀了下來。倒不是真著迷於女法醫史卡佩塔循著體制內對法醫的嚴苛要求或是以女性為主角的推理小說所可能呈現出來的異質感受，總只覺得稍帶缺撼的推理小說主角總是讓人感到放心：其實都是如凡人一般，不是癱瘓的神探（迪佛筆下的林肯．萊姆），就是孱弱的女法醫（這在《肉體證據》中更是明顯，當馬克出現時，複雜的情緒就湧現了），還有那酗酒喜漁色的中年偵探（誰能忽略了卜洛克？）。從來就不是還正派的推理小說迷，說不出推理小說光燦的歷史源流，只是挑著合自己胃口的慢慢的讀，還有餘興計較起窗外緩緩飄過的雲。
　　記起那個午后，記得正讀著《肉體證據》，幾個月過去了，卻早忘了書裏最後兇手是怎麼找到的，印象裏似乎也不記得史卡佩塔到底和馬克復合了沒？如果我察知幾個月後我會幽幽的再寫起有關《肉體證據》的文字，或許當時會隨手記下有關的細節。只是閱讀的當下，所享受的是在時間的拉扯中沈浸在複雜虛幻的情節中，被女法醫對纖維的細究分析吸引而入了神，那一開始的兩封信所拉開的序幕裏所引出的仍是有關死亡的反省，真要拿了紙筆一邊讀推理小說一邊做筆記，恐怕真要覺得無趣了。
　　故事裏是有幾個人因著不同的原因死了，這彷彿也是推理小說經常出現的安排，只是安靜的午后在醫院裏陪著因病住院的父親，就算真讀到什麼令人拍案叫絕的情節，也似乎和現實生活的氣氛有些格格不入。只記得那個午后太陽並沒有出現太久，打窗戶望出去的屏東市街景樸實的呈現她變遷緩慢所隱隱透著的悠閒。沒有理由多想有關死亡的事，這也是第一次讀推理小說讀得如此沈重，逼著自己在幾個月之後只記得醫院裏慣有的消毒水味及父親氧氣罩不時送氣出來的嘶嘶聲，還有就是窗外徐緩飄移的白雲。至於《肉體證據》，就只剩下一團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