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的老古董

　　一直對讀英詩很排斥，尤其是中譯的英詩，原因還在於自己小小主觀的偏見，老以為詩該是不能譯的，儘管余光中英詩譯得典雅而留意音韻，李敖還是覺得不入流，非要把中國古詩詞的傳統套用在英詩的翻譯上，是顧及了兩個不同文化傳統對詩格律上的要求，但總覺得格格不入。楊牧譯詩則嚴謹講究，意象豐富，就像他自己所寫的詩，那根本已經不是什麼傳統與現代的割裂，而是全新文類的體會了。人說讀詩是極度私密的閱讀行為，詩真解讀出來了，詩的神秘也就不在了。讀詩單憑當下的感受，再多的解釋也比不上一時的心領神會，說的就是這個。
　　翻譯是個全新的創作，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過份，小說如此，散文如此，詩更是如此。常感受到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日本的俳句，以日文原有的音韻格律要求，俳句是典雅具巧思的，但翻譯成中文以後，就是沒辦法領會，老覺得根本是簡單的句型變化，還真比不上舊體詩強調用典及格律的變化多端。會再找出《艾蜜莉．狄金生詩選》，只是突如其來的衝動，就像當初會買回來一樣。
　　艾蜜莉之所以會在死後才得盛名，或說是她詩裏所透射出來泛著平凡生活的靈光，生前也不過才發表不及十首詩作，到她故世之前，或許她也從來沒有想過這一大批隨手寫下的詩作會在身後得到世人的肯定。幾乎可以想像一個衣著樸素深居簡出過著隱居般生活的獨身女子，圍繞在身邊的除了每天日常生活之外，大概就是依著自己的生活步調擷取偶而閃動的靈感把跳動的詩句紀錄下來。身邊累積了大量的詩稿，只是生活的點綴。透過她的詩作重新體會她質樸但韻味十足的文字之美，那早已經與她的生活無關了。
　　於是人們老愛她與梵谷相較，同樣是藝術創作的天才，都是在死後才得到肯定，艾蜜莉的詩後來被大量引用，似乎是反樸歸真對自然天性的追尋。透過她的詩句裏微微顫動的絃聲，彷彿聽到了絕美的頌吟，是透澈心扉的剖白。不過我的讀法卻不太一樣，對於艾蜜莉的生平其實認識得不多，對於她詩裏經常透出的禪意或極具東方氣質的空靈感也沒有太多體會，我所在意的是在她詩句裏每每讓我逸出的狂放感。倚著窗捧著她的詩集，就像時時勾起向天空飛去的衝動，將這世俗的一切就全然的擱下了。她可以離群索居的體會孤獨，所流露出來反觀性靈的執著，對沈浸在現代都會生活中的人們格外有啟示：生活不是只能如此。
　　「The Bustle in a House / The Morning after Death / Is solemnest of industries / Enacted upon Earth」艾蜜莉這樣寫著，我才不管翻譯成中文到底是什麼模樣，也不管艾蜜莉到底想透過詩傳達什麼訊息。對我而言，詩的傳譯只有一種，即是悄悄印在心房上的小小痕跡，也許誤讀了，沒能掌握艾蜜莉詩句的真義，卻也因此而甘之如飴。還好讀詩是一種極為私密的閱讀行為，不必耗費大量的唇舌解讀自己的領會，那潛存的矛盾，就是容許誤讀的存在。

　　海棠漸漸遠離台灣，接連落下的豪雨反而造成更大的災情。面對自然巨大無比而且極難理解的力量，不禁想起昨天在風雨中開車的經驗。陣陣強風夾雜豪雨傾盆而下，心中的驚懼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可怖。是該要恐懼的，那也是面對大自然所展現的巨大力量唯一能有的情緒。
　　對颱風的形成或許有些粗淺的概念，終究都不是專家，聽到專家煞有介事的說明颱風行進的各種可能及相關知識，似乎所面對的是個龐大紛雜的知識體系，其中所歸結的理論架構是前人設法了解相關大氣科學長期蒐集資料研究的結果，對於一般人而言，凡是過於專業的知識全是過份的負擔。於是有了這群專家幫忙研究分析各種可能性，以最簡單可解的方式讓人了解颱風，並設法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這是專業知識落實到生活層面的例證，卻也讓人有機會去思索專業知識可不可能是個有組織的欺瞞？
　　這是麥克．克萊頓厚如磚頭般的新作《恐懼之邦》要說的：可不可能專業知識的誤用成了攫取利益的工具？諸如此類的反思讓人在閱讀過程不斷想起長期在台灣社會所引發有關核能發電的爭議，到底專家們告訴了我們什麼？或是換個方法問：專家們到底沒告訴我們什麼？龐雜的知識體系容易被誤用，容易製造恐懼，迫使人們不得不採行某種方式以規避恐懼，以求得心安。結果究竟是助長了姑息的氣焰？還是限制自己的行為？沒有人能說得準。
　　關於這些克萊頓似乎了然於胸，他廣泛閱讀了有關環境議題的研究報告，把一部單純的好萊塢電影般情節包裝以大量的知識外表，重點是要讓人們在那一場場陷害及暗殺中更親近我們自以為了解有關環境保護的學術報告。如果說閱讀學術研究報告也能輕鬆自在，克萊頓在《恐懼之邦》裏似乎做了很好的示範。
　　在讀完這一大冊小說之後，我幾乎很快就把情節忘完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最後所留下如靈光般的訊息。一條條如警句般的敘述正透露著同樣對知識體系仍有的存疑，隨便摘引幾條，似乎都是難以回答的真理：「沒有人知道目前的暖化趨勢有多少是人為的」、「目前這種幾乎歇斯底里的擔憂安全──食物的安全、居住的安全──所有的心思都被安全佔據，這是資源的浪費、人類精神的壓迫，更糟的是它會導致極權主義。教育民眾的需要已迫在眉睫」。突然想起每天在電子媒體上所接受到有關食物安全的訊息，真正威脅我們的恐怕是那些被製造出來的不安氣氛：擔心孩子的安危，因為綁票案件頻傳（但是從來沒有可靠的資料告訴我們綁票發生的比率比起之前增加了多了，而是不斷報導之後然後透過民意調查告訴我們民眾有多害怕治安敗壞）。
　　當然像克萊頓這樣的理解會引來科學界或知識界更多的挑戰，不過我還是不由自主的想到核電爭議所引發專家暴力的問題。也許就因為我們知識的少，所以就算被騙了也沒能感知到，當有人從中攫取可觀的利益後再回過頭來告訴我們要乖要聽話，恐怕仍只能照辦。禍延子孫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

　　颱風天裏窩在客廳讀書，儘管耳畔仍能聽到狂風呼嘯而過的音響，心中卻仍不時出現王健民站在投手丘上威風八面的樣子。幾天前傳來的消息，王健民列入洋基的傷兵名單，這個球季可能沒再上場主投的機會。所留下幾乎是洋基隊裏先發投手群中最佳的投球內容紀錄，洋基隊算是挖到了個寶，在可以說是大聯盟中最「揮霍」的洋基球團裏，以最低廉的薪資達到最大的投資效率。
　　奧蘭多運動家隊的傳奇是最近幾年美國職棒界最津津樂道的話題，卻也是最具爭議的。在Michael Lewis的《魔球：逆境中致勝的智慧》書裏所說的就是這段和傳統美國職棒主流觀念相違的球團經營策略如何引發驚濤駭浪般的爭議風潮，同時也挑戰著職棒界選擇好手的既有模式。大概沒有人會去懷疑專家的眼光，尤其是曾經享有盛譽還是倍受肯定的退休職棒好手，既使已經從明星的光環中退去，卻依然深受廣大球迷的喜愛及職棒界的信任，這就是路易士所說的「俱樂部」。在俱樂部裏多的是經驗談，多的是依循固有思維所建構出來認定好手的方法，傳頌最廣的仍是那「你給我足夠的錢，我就給你一支冠軍的球隊」。如果事實就只這麼簡單，問題就單純多了。
　　不過從奧蘭多運動家隊的例子裏卻看到逆勢操作的實證。我最感到興趣的還是一開始路易士所提出來的數據：「過去三年，運動家隊每多贏一場，大約只花了五十萬美元。…財力雄厚、揮金如土的球隊，如金鶯或遊騎兵隊，每多一勝要花近三百萬美元，是運動家隊的六倍以上。」單就企業經營的角度看，金鶯或遊騎兵恐怕會被視為經營績效極差。不過，有趣的是，這兩個隊伍在職棒界中所受到的重視，可能遠遠超過運動家隊。
　　顯然美國職棒界裏所被頌揚的，不是運動家隊的經營觀念，而是一種符合主流價值固不可破的認知，迷信某些被球評及運動主播賴以分析球員的關鍵數字，而忽略了與贏球息息相關的那些。而這些數字反而深深吸引著運動家隊的總經理比利．比恩，他能夠從一堆幾乎被視為敝屣的球員中找出關鍵的特質，以極低廉的代價爭取球隊的勝利。儘管成績就擺在眼團，還是有許多人就是不信。當路易士這部以運動家隊，或是說以比恩為中心的《魔球》成為暢銷書，還是有一堆批評家將矛頭指向比恩，就是不肯相信他們所認知的怎麼可能比錯。
　　比恩所信任的是科學的統計數字，是來自電腦的嚴謹分析，直接挑戰的經驗法則，是「俱樂部」裏的大老們說什麼也不肯相信的一堆無聊的數字。企業改革所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根深蒂固的觀念，那些信以為真並奉行不渝的「常識」。當有人，尤其是往往信奉改革有望的是些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時，那抗拒之強烈自然可以想像。
　　實在不願意將《魔球》視為一部企業的逆勢中求生存的講義，路易士幾乎是以說故事的方法把運動家隊的逆勢經營策略闡明清楚，讓人根本忘了背後所隱藏的策略分析意義。這書之所以好看也就在於，其中所提到的都能在現時得到印證。只是，棒球終究還是個職業運動項目，如果經營的道理這麼簡單，看球就沒樂趣了。

　　當初讀完這書時心情就很沈悶，揮之不去的是盤旋在腦海裏有關老中國沈耽在過往榮光的迂腐自恃，老是沒能意會到世界早就有了巨大的變化，就自以為是的以為天下仍是以中國為尊，以中國為尚，週遭仍是文明未開的「蠻夷」，仍是落後的「紅毛番」。雖然也曾有「明君」意會到中國似乎已經落到後頭去了，好些深具意義的科學觀念正引領著人們重新認識所身處的地域，終究還是心中那份優越感，就是不肯明的承認，於是，中國還是自以為是的中國。
　　史景遷的文筆舖陳下所看到的近代中國，確實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的體驗史，尤其在《改變中國》裏，那群初初並沒有遠大志向的「洋顧問」們來到中國，發現中國人觀念竟是如此固著在某些「堅絕的信念」，說要改變中國那恐怕都是「後設」的想像，這些洋顧問大部份初初來到中國時只是想利用西方突出的觀念與技術，設法搭配著諸如傳教或政治等等特殊的目的。可悲的是近代的中國始終沒能從過往的榮光中走出來，在中西文化接觸及調整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番痛苦歷程，慢慢磨耗掉的是對中國的民族想像。列強侵略，異族入侵，西方仗著船堅砲利硬是把那套不同於中國的觀念思想，移植了過來。
　　說洋顧問們對中國是沒有貢獻的，或許是過於苛刻的說法，至少這群西方傳教士或中介者們所帶給中國的正是中國所欠缺的：天文曆法的再興革、西方醫學觀念、法律知識、國際貿易、譯書、民主政治、現代武器等等，全是中國在現代化歷程中必要的元素。只是這現代化的觀念終究是建基在西方的思想觀念上，中國再怎麼努力追上，也永遠落在西方後面。加上對原有的文化傳統的輕忽漠視，突然間中國就像是失根的國度，彷彿一切都在重新學步。過往的偉大文明發展歷程，突然間成了敝屣，全被拋到腦後了。
　　中國人努力向西方人學習，這群洋顧問們所影響的往往是這國家社會中舉足輕重的人士，整個向西方轉向，中國就真的被改變了。殘留下來的往往是古老中國的象徵，隨著現代化腳步的推展，也將一點一滴的消失。
　　真正感受到難過的是現在不論台灣或中國，依舊在西方觀念的主導下，努力掙得自己該有的定位，不過再怎麼努力，再怎麼聲嘶力竭，還是得在別人的關照下小心翼翼的踏著自己前進的步伐，至於那目標則永遠說不清楚。這是自從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再也看不起中國以後而來的自卑，連帶影響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不只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外國的說法比較正確，我們也不斷努力迎合所謂「國際」的看法。再也不需要洋顧問們了，我們早就心悅臣服的跪倒在西方的價值觀念裏。
　　中國早就徹徹底底的改變了，不論是中國大陸時而興起狂熱的民族主義，或是台灣老是說不清楚，也沒敢說清楚的主權爭議，全是得看國際的臉色。史景遷所點出的是西方的前進與中國的遲滯，換個角度看，中國似乎也接受了。船堅砲利如此，科技發展也是。史景遷樂觀的以為中國早內化了這些，我所感受到的卻是中國換了個新的塗裝，骨子裏還是那老朽的模樣。

　　颱風將來的消息一傳開，計劃中的旅行還能不能成行就在未定之天了，臨窗看向外窗仍是片白花花的世界，映著艷陽的大馬路上仍舊是南來北往的車水馬龍，不時能聽見隔壁鄰居嘈切的叫鬧聲，那一整排整齊規律的五樓透天別墅樓頂矗起的赭色尖頂像是群外星人的小小基地，隱隱透著點神秘，還有點自己想像出來的不安。陽光底下本來該沒有神秘的事，不知甚的，就老是想起喬伊斯．奧茲說過的故事。
　　董橋是很替奧茲打抱不平的，以為以她炫麗珠璣的文采，沒有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實在可惜。不過才讀到梁文道一篇談Thomas Bernhard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份恥辱名單，錯過了波赫士、喬依斯、卡爾維諾。去年把獎給了奧地利作家Elfriede Jelinek引起大家一陣錯愕，也正說明了文學獎不過是某種品味的顯現，說肯定還真是沈重。像我這種只想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的普通讀者，對那正是不在意的。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了高行健，他的小說卻是一部都沒讀過。讀得比較多的反而是我感興趣的奈波耳。
　　是買了奧茲小說《強暴：一個愛的故事》之後才回過頭找了《野獸》來讀，似乎是一種怪異的說法作祟：總以為小說家在創作時總會有種心靈轉折的過程，作品的先後問市就該是這轉折的線索，所以喜歡按著作品問市的先後順序來讀，只要是書市中找得到（不過石黑一雄卻是個特例，我是先讀完《我輩孤雛》之後才回過頭來找了他其他的作品來讀的）。讀了《野獸》，才發覺有時讀小說所在意的是那深陷其中的氛圍，至於故事後來結果如何，卻又不是那麼記得了。
　　不知甚的《野獸》裏那個渴望被慰藉的女學生所流露出來被憐愛的情緒始終勾動著我，雖然老實說不太以為那帥帥的安德魯哈洛教授就真能給出什麼了不起的撫慰，潛存的野性真的也在相貌堂堂的表相下悄悄遁洩出來。從一開始所提到的火，到最後也用火吞噬了一切，真正讓人迷戀的反倒是女學生無時無刻不在希望得到老師青睞的殷切眼神與心情中所迸射出來的低語，像是不斷交代自己現下的狀況，像是不斷說明自己之所以會成為野獸的過程。不過這小說裏所帶到的幾乎全是野獸的縮影，包括端正博學的教授，野性沈迷木雕創作的藝術家老婆，女學生的室友，自然女學生自己也是。雖然女學生似乎一直被烙上「可恥」的印記，但那重新發覺自己所鍾情對象的複雜情緒，那自覺的過程，卻是又回到心靈中老被提醒的暗示：我們是野獸，而這是我們的安慰。那火幾乎就成了釋放自我的象徵，在釋放中得到印證。
　　我重又看向那白花花的世界，一切該要顯得沈靜與安祥，可骨子裏老是感到蠢動與不安，似乎有股自內而外祈求迸射的衝動，我明白那壓抑著的野性一直都在，只是我控制得很好，所外沒有人能看得出來。

　　每回想起來就覺得痛苦，那根本算不上是種閱讀的享受。當初上市時出版社瘋狂炒作，說是近代史重要的第一手揭露，各大媒體還用大篇幅轉載，試圖從中發掘些不為人知的秘辛，基調上其實是和個性不太相符的。原就以為是個翩翩君子，當然也就循著那溫吞的姿態，氣定神閒的把曾經歷過的事情一一交代清楚。不過，細節的事情一寫多了，怎麼看就覺得怎麼難過。
　　後來就只讀完「卷一」的部份，就再也耐不住性子了。恭恭敬敬的放到書架上層，甚至連讀後感都不想多寫。《錢復回憶錄》不該只有這樣，也不該枯躁到不想再讀的地步，實在是像坐在個老耽活在過往的老人面前聽著他說起鉅細靡遺的從前，那語調平順，不急不徐的就是只想說，從沒想到這故事到底要多久才能說完。也根本不管到底有沒有人聽，就自顧自的長篇大論起來。越是耽在回憶裏，就越覺得能有機會把故事說明白，無論如何都是件好事。
　　只是和沈君山的文筆比較起來，錢復顯得沈悶多了。也許經歷的都是大事，有些講起來還真是秘辛，但錢復就是不願意多琢磨一些，也不願太動真感情。在他的心目中該老是想著沈穩內斂才是為政之道，與人為善，就沒有必要在回憶時挑起不必要的爭議。於是一篇篇四平八穩正經八百的文章就按步就班的寫完了，實在也不該苛責錢復的，如果是我們自己動手寫出來的回憶錄，恐怕真沒能像錢復般達於如此「穩當」的水準。不過，回憶錄終究是要給人讀的，像寫政府文告式的客觀理性的寫起回憶文章，就是沒能讀出滋味來。
　　有時還真氣乾嘛就是要堅持那一付氣定神閒的君子風範，老是溫文儒雅的唯恐多寫了些什麼讓人難堪，少寫了什麼又怕別人讀不明白，於是寫得實在有些長了，而對許多正當媒體關心風頭的若干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又不肯多寫，新聞的價值就只停留在兩蔣時代。說真格的那些外交秘辛確實有些是很令人感興趣的，不過錢復實在也太在意露鋒芒終將招人嫉了，就是沒辦法像沈君山寫得神采飛揚。
　　對某些資料癖的讀者而言《錢復回憶錄》絕對能滿足他們的癖好，錢復在資料的舖陳上也有他獨到之處。不過動人的回憶錄實在不能寫成官式文章，這就好像讀社論文字一樣，雖然佩服其觀點與立論的突出，就是覺得少了點人味。回憶之所以彌足珍貴，當然是來自於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但如果只是讓資料說話而平舖直敘的述說自己的經歷，那就像是看一場乏味的紀錄電影，只看到電影本身要說的事，人卻消失在資料背後了，就是看不到動人的表情。
　　淡出政治舞台的錢復終究讓人感受到些許的失落，不過那背影依舊令人崇敬，但卻也僅止於此，少了讓人親近的衝動。太正派的人畢竟會讓人產生距離感，望而生畏。太過瑣碎的叨叨絮語，同樣令人受不了。所以我也就不再想把「卷二」讀完。同樣沈悶的感覺，不想再重複經歷一次。

　　是妻介紹我看的，才跟著她看著電影台重播的《綠色奇蹟》。還記得第一次在書店裏看到原作小說，心想這個有關John Coffey有神奇本事的大個最後黯然離開這世上時心中到底在想著什麼？電影裏他是在行刑前將那醜惡事件的真象透過心靈神會傳送給了他人，似乎說出了真相他也就釋然了，不過這就換成知道了真相卻什麼忙也幫不上的人，只能死守著這秘密及接收到的部份神力，終其一生深陷在這潔淨的大個子單純的性靈中。是奇蹟吧！也是令人感動的交會，在Stephen King的筆下，往往衝突交織的就是對人性根本的重新詮釋。
　　Stephen King絕對是西方世界的暢銷作家，每部作品上市都將引起轟動，在西方世界幾乎以為是大眾小說的大師級人物，奇怪的是華文世界的譯介卻極為有限，只有少數幾部作品譯成中文，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銷路都不好。其中動作最大的該是時報，還以特殊的開本接連翻譯上市了好幾冊，不過仍以絕版收場。這回遠流重新將之前已有的譯作蒐集整理編輯，以完整版本的《四季奇譚》包裝上市，總算幫這暢銷小說家扳回一點顏面，也讓中文世界的讀者重新領會了他的小說魅力。和以他的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的名聲相較，這肯定來得有些遲的，雖然Stephen King不見得在乎。
　　之前曾經讀過新雨版上下兩冊的《惡夢工廠》，一則則驚悚懾人的故事已經夠讓人驚心動魄的了。不過短短的篇幅實在不容易體會Stephen King在佈局上的功力。雖然在《四季奇譚》裏所收的四則短篇篇幅也不算長，但一則則都大有來頭，這從書前傅月庵的長文介紹中，自然能領會箇中的成就。改編成《刺激1995》的原著小說節奏明快，沒有太多的對白，在主敘者的回憶裏舖陳出一個銀行家對自由的渴望及堅毅追尋，在看電影時就感動了一次，重新閱讀小說，那感動更深了，我甚至就享受著不斷的追敘有關安迪的傳奇，彷彿是個才發生不久的故事。沒有驚悚，就只是個好聽的故事。
　　說讀史蒂芬．金的小說會讓人無法自拔，這才發現根本是閱讀的興頭一起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在他小說世界裏徘徊，那隱隱的駭人氛圍總是如影隨形，尤其讀〈納粹追兇〉這才發覺，有時走向滅亡往往是不知不覺的。史蒂芬．金總會不經意間暴露出他對人性的質疑，所謂的善惡之間並沒有非常清楚的界線，資優生也會因著個性裏小小的陰暗面擴大成自我毀滅的終途。那古老的格言常說的人必須不斷說謊以掩飾他所說的第一個謊，史蒂芬．金會將它自然衍生成一則駭人聽聞的寓言。這是他小說的魅力，不必用太多驚悚的情節就能達到動人的效果，所謂的恐怖往往是油然而生的。
　　說是令人百讀不厭的佳構，一點也不誇張。只是我總不希望自己老深陷在不安的氛圍裏，所以讀完以後打算先放上書架，隔段時間才讀。先暫時忘了驚悚這回事。

　　關於戰爭的回憶怎麼說都是令人難以承受的，像王鼎鈞那樣願意在回憶的堆裏撿選起長長的段落，開展起自我生命史的書寫的，著實令人敬佩，那是自己根本無力做到的事。前些日子讀了石黑一雄的《我輩孤雛》，寫戰爭中的悲歡離合，其中那段和幼時摯友在戰場上相遇的描寫，讀了令人感到辛酸。在石黑一雄典雅徐緩的筆觸裏，連悲都隱隱藏身在淒美的書寫中。只那屬於殺戮特有的血腥與暴力，卻是怎麼也藏不住。
　　後來讀起《飛行小將──關乎勇氣的真實故事》，卻是對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將美國捲入二次大戰的漩渦裏的整個過程有了全新的體會。那已經不是一冊檢討戰爭的歷史了，《飛行小將》中所寫到的過往，是在戰爭過程中極為零碎的片段，所顧及的當然是在濃重戰爭氣氛中對敵人的觀點，對於因為戰爭而形成對「人」的全新看法，那原該被視為普世價值的仁愛及其他，在戰爭中幾乎完全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仇視，是血腥的詛咒。滿腔熱血投身在戰爭之中的單純熱情，以及後來為了求得自我的生存而不得不為的殺戮，那已經沒有什麼人性追索的價值了。唯一剩下的，反倒只是如何在戰爭中求得一己的存在。
　　對於戰史的閱讀其實讀得有限，會找《飛行小將》來讀確實有些偶而。那根本是無來由的取樣，源自於幼年時對抗日戰爭電影的模糊印象，總覺得有關戰術與戰爭本質的討論，說什麼也是難以掌握的，反倒是在戰爭中顯露出來的人性，對於重新思索血與淚之間無盡的糾葛，那恐怕才是最動人的。依憑著對過往歷史的好奇，我翻讀起這則有關勇氣的故事。不斷在腦海中出現的仍是每回看《搶救雷恩大兵》開場那一大段搶灘登陸的血腥殘酷，人其實在戰爭中是無比微小及脆弱的。槍林彈雨之中，有的人能倖存慶祝勝利的到來，有人在還沒踏出前進的步伐就已中彈身亡，說什麼榮譽與勇氣都是多餘的，要真保住了性命才有被歌頌的機會。不過戰爭又是徹底無情的，要真貪生怕死也就無關乎勇氣了。這兩難終得讓人了解戰爭的矛盾本質：無止盡的殺戮，以避免自己被殺戮。
　　《飛行小將》裏真動人的篇章是美軍飛行員落入日軍手中被俘之際一閃即逝的人性光芒，那是偶然對戰爭本質的領悟，但那終究只能是一時心頭上的動念。徹底的憤怒造成的仍是徹底的對立，戰爭否定了人性所有的價值，尤其是在必須有所選擇的時候。每當再看到書頁中一幀幀飛行小將的英姿留影，那是片刻之間就在生死一線邊緣盤旋的絕然，最後是生是死，只存在於一念之間。
　　我也相信那絕對是勇氣與決心的展現，只是戰爭已然否定一切，猶豫徬徨只存在於極短的瞬間。誠如書中所多次提到的說法，大家其實都明白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是大家都不願明說，只求那最後的結果，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千古不變的道理，卻是延續戰爭進行的禍首。早已沒有什麼公理與正義的追尋，只要戰爭存在，捲入其中的都只能經歷一場場難熬的悲劇。

　　我始終記得那一張張印在內頁邊角的圖像，聽說是攝自這土地的各個角落，正在興起或消失的某個生活片段，原初只是為了留住記憶，直到整個編輯幾乎已經就緒，才匆匆決定放上去。是該為這島留下更多的，總不能在每次的尋思中只是隨性的想起有關島國的過往，卻對現實老是視而不見。
　　那一則則關於生活的記載，化身成一封封待寄的書信，留住的不單只是智性沈思之後對於故土的懷念，在一波波強大的本土化反省生活與自身緊繫著政治圖騰發展的反觀運動中，早就已經不是簡單一個「政治正確」得以說明的了。知識份子老是記得「尊重」只是基本的要求，早揚棄了民粹式的政治呼喚，剩下的是重新走進生活的要求：看看在生活中到底還剩下了些什麼？
　　在東年的筆下終究讀到的仍是無盡的憂心忡忡，再照政治這路子走下去，遲早會走到無解的困境中。於是在一封封緬古寄今的信中，東年老是提醒著該要反省現實與過往之間重重疊疊的聯繫，那是怎麼也揮不去的一脈相承的路子。以往的理想追求，現在的反躬自省，都是為了朝向光明的未來邁進。只是不能老以為自己走的才是正途就忘了曾經有的對公義的堅持，這美麗之島曾有的過往絕對能映照著可期的未來，只是以往所曾經犯的錯誤，如今可千萬不要再犯。
　　雖然只是本薄薄的散文集，東年在《給福爾摩莎寫信》裏卻是止不住書寫考掘的衝動，寫台灣農民運動的叢結歷史，寫台灣街頭運動的簡史，寫台灣古早生活片段，那全是試圖從繁雜的歷史資料舖陳特屬這塊土地的感情與回憶。讀來或許略感沈重，但那深入析理的本土化追尋，反倒讓淪為政治口號的鄉土重建有了更豐富的內涵。雖然有些歷史資料的處理東年實在太在意所存在的社會科學分析意義而顯得沈重，類論文的書寫風格雖然讓資料素樸的說了話，卻也犧牲了閱讀的樂趣，這倒不是否定論文的閱讀價值，而是突然而來的嚴肅確實阻斷了對福爾摩莎這美麗之島更多的懷想。
　　而那三封分別寫給陳列、宋澤萊及瓦歷斯．諾幹的信就顯得落落大方了。把對這土地豐富的情感及細緻的觀察透過書信的形式表達，緩緩拉出私密與多情，福爾摩莎倒成了令人憐愛的情人，雖然有漸逝的危機，那絕世的風華依舊，文人所期盼的仍是不斷能歌頌這絕美之島上豐厚的存在。真感到動容的是無論眼前這島到底被政客們如何玷污，那不斷蔓生的情感仍緊繫著，關於台灣的種種，不論是過往與現實的映照，都將是這島國上所有的子民所共享。也因此能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面向中觀察到一股前進的力量，與公理及正義的追尋息息相關，還原到以人為本的真實面貌上。感受到文人心中巨大的擔憂，可這擔憂卻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和這眾聲喧嘩的時代光怪陸離的奇幻異境相較，那身影勿寧是伶仃孤苦的。彷彿說著沒有人聽得懂的話語，誰能懂得那隱藏的深情？

　　曾經一則有關台灣《蘋果日報》經營狀況的報導裏讀到有關蘋果調查讀者口味的內部會議，其中提到董橋之所以會到香港《蘋果日報》任社長的緣由。後來在湯禎兆的書裏讀到更多有關黎智英對媒體操作的分析，說台灣一直以來對董橋被八卦媒體收編頗有微辭。關於黎智英善待文人的說法，其實流傳好一陣子了。看看《壹週刊》裏的專欄寫手的陣容及人物專訪議題策劃及執行的高完成度，也能明白之所以當時香港《壹週刊》創刊時那陣仗會被稱為「文藝復興」的起點，或許也不算誇張。
　　香港報業的發展很有其傳奇性，當中壹傳媒自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尤其是九○年代以後都市及流行文化的深入滲透到生活層面所產生的改變，連帶引發好一陣子對新聞採訪的理論再深掘及討論。自從大學修習完與媒體文化相關的課程之後，是好一陣子不想再對媒體多做探究的了。理論與現實間極大的落差令人望之卻步，有線電視時代的來臨更強烈衝擊對新聞工作的既有定義。漸漸得去接受一群不成熟記者的不專業演出，缺乏品質的報導內容，更讓我們無暇去深思新聞自由背後所隱含著對社會大眾知的權益的維護，防止政府或有相對權力的人欺騙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
　　雖然知道在香港的報業發展中曾經有個極為特殊的例子，那就是金庸武俠小說與政論，甚而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明報》從一開始以武俠小說兼及新聞報導起家，到後來建立起相當立論標竿地位，這一路走來的歷程是相應於香港社會在英國殖民末期所遭逢的社會左右派勢力拉扯及英中對移交後香港社會自由化可能的糾結，逐漸發展媒體應有的影響力的過程：不那麼在乎立場，而強調言論得以自由伸張。這個歷程我們應當熟悉，曾經有段時間媒體是那麼的口徑一致，後來才慢慢出現不同的發聲可能。新聞自由的表現就在於揚棄了粉飾太平的消極傳聲筒的角色，而願意突顯多元的聲音，建立起值得信任的評論及口碑。
　　讀《金庸與明報傳奇》其實也就是讀金庸辦報的過程，《明報》可以讀是金庸一手拉拔起來的，金庸的一生也就是《明報》的一生。尤其當金庸透過《明報》所建立起來知識份子立論的典範，更成為觀察華文傳媒宣揚言論自由的標的。金庸從左派報紙出身，終而走出左派的窠臼，形成宛如知識份子發聲的範型，那幾乎已經是對金庸辦報的刻板印象。自然不會想到多年以後金庸會說出新聞媒體要為國家服務之類的言論，當年在他手底下當總編輯的董橋也搞不明白怎麼換了個位置就換了個腦袋？
　　還好《明報》終於漸漸復歸它原有的平淡，我們對香港媒體的印象，尤其是回歸以後，重又回到八卦當道的群魔亂舞裏。儘管《蘋果日報》看似肩負起媒體中道力量的沈重擔子，在每次爭民權要自由之類的集會遊行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那是一國兩制的尷尬，那是隔岸觀察香港變化的浮泛之見。再多歌功頌德的論述始終沒能讓我想起金庸除了武俠小說之外還剩下些什麼，那彷彿是已遠颺的傳奇，尤其在連標榜以人權治國的美國也決定關禁拒絕交出採訪筆記的記者。那是難掩的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