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的老古董

　　由於多年來養成的習慣，把自己以往所學的社會學背景悄悄移除，現在之於閱讀，總是以「普通讀者」的角度出發，捨棄掉龐雜的學理探究，享受純然閱讀的樂趣。這當然涉及閱讀時針對閱讀內容的思考方式，並非以意識型態先導的從事半吊子的「文本解讀」，也不是以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去探究作品在社會所引起的效應之類溢出作品本身以外的問題。當個普通讀者有普通讀者的好處，能輕鬆自在面對閱讀，能只為了自己主觀的感受閱讀，更重要的是，捨棄了評論的沈重使命，就算因之閱讀而衍生出書寫的可能，也都只是些片段的雜感與隨手記下的情緒。不須檢證，不論對錯。

　　只是，有些時候還是會擔心發生「誤讀」的狀況，更可怕的是一旦行諸於文字，就更貽笑大方了。就像最近花了些時間讀了有關六○年代文學評論家Lionel Trilling簡介文章，其中有關「敵對文化」的概念，說明算是清楚，但腦海中仍不時浮現以往修習社會學時常常聽到的討論控訴：你誤讀韋伯的說法了。

　　記得當年修習社會學理論時正在台灣從戒嚴走向解嚴禁忌慢慢不是禁忌的年代，新馬克思主義當道，以夏潮聯誼會為主的左派思想在校園中漸漸佔有主流論述的地位，尤其在具改革性質的社團之間，新馬的狂潮更逼得我們重新面對馬克思的歷史評價。不過馬克思的原典中譯並不暢行，許多詮釋論述文章往往是透過二手傳播及再述，觀點難免有所背離，主張回歸原典的呼聲不絕於縷。同時間韋伯的學說也開始流行，龐雜的歷史取材及具高度歧義性的論述方式，可害慘了我們這些以三大古典社會學家為探討主角的社會學理論的研習者了。記得當時剛從美國應聘到系上擔任社會學理論的講師學的主要是犯罪學與青少年心理，遇上我們這狂傲的毛頭小子，要求在課堂上共同研讀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光是個「剩餘價值」的概念，就在課堂上對立辯論起來，身為講師的她只能站在講台上不發一語，無力斡旋。

　　誤讀發生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懷抱著一定主觀的認知去進行自以為是的解讀，沒辦法放空自己，而我經常產生誤讀的原因更是老把那自以為是的一套放在心上，據此評斷別人寫的也不過爾爾，不甚可觀，直到那天發覺錯過了，才恍悟自己的狂妄可鄙。漸漸也明白搞了半天自己最適合的角色，還是個小小的普通讀者，虛心的先把挑戰的企圖放到一邊，讀通了再說。

　　這該是王文興所主張「精讀」的精髓所在，以為與其怕被人笑的胡亂泛讀一氣，不如好好精讀，切實掌握書中的意旨，可喜的收穫才會自心中洶湧而出，那也才是閱讀的最大樂趣。於是艾可的《誤讀》反倒成了面對自己的方式之一，有了誤讀，才有放空自己的機會。

　　屈林感嘆大學成了將敵對文化體制化的最初場所，使敵對文化的主體性被輕易的消融掉。為此他格外感到沮喪，還以為開設現代文學這類課程根本是個錯誤。而我則為了當年修習社會學理論時在課堂上的狂傲感到臉紅，其實不過是拾人牙慧，或許也正跟著他人的論述誤讀了馬克思、韋伯，甚或涂爾幹對社會組成元素的根本看法。而這錯誤的認知或許也終身影響對社會學基本原理的掌握。誤讀於是像鬼魅一般如影隨影，如終身的懲戒，至死方休的詛咒。（200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