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的老古董

　　現時雖然仍經常在媒體上看到自殺炸彈攻擊事件的報導，而顯然我們認定的恐怖份子們也知曉媒體目前在日常生活中所佔有的特殊傳播地位，在每次炸彈攻擊事件發生時，不忘了寄捲自製的影帶供媒體播放，一則宣揚其鍥而不捨對他們所認定的忠貞信仰的獻身，再則達到控訴西方世界偏袒的公義對弱勢族群的侵擾的目的。我們透過影像所獲知的訊息，卻往往在媒體編譯的再詮釋下有了另一層的意義，對於認定中的恐怖攻擊活動，往往只讀到了浮面的表象，更深刻的強權入侵的歷史緣由，大概真沒幾個人會在意。

　　對於政治宣傳的偉大奇效應該是知之甚明的，但不要忘了宣傳永遠是形成所謂集體記憶最好的方式之一，雖然桑格塔只把它當成是虛假意念，在嚴格的定義下根本不存在，那或許只是種約定，連結起分屬個人的記憶。但我們確實曾經堅信三民主義終將統一中國，就像葛拉斯曾經堅信納粹主義，並認為所有對集中營殺戮的指控都是假的，堅信德國人是不會那麼做的；艾可也曾經相信墨索里尼是義大利的救星，能幫助義大利邁向更強盛的國家。在那樣的歷史氛圍中除非真經歷了具轉捩點意義的事件，否則那些年少時所信仰的意念，終將成為一世不變的堅持，形成強大而有心的「意底牢結」。在政治立場上屬於極端的基本教義派，就是具體的象徵。

　　在讀了《當代》上劉惠安所執筆的〈由但澤出發的世紀鼓聲──葛拉斯對德國社會文化的論述與影響〉的同時，也剛讀完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正文的部份，對於那由堅信到懷疑而終至領悟的過程，尤其是對德國社會經歷戰前的紛擾與未定（葛拉斯所出生的但澤地區在歷史地位上的多變）及戰後的巨大變化，葛拉斯所相信的仍是具體而微的事實才是體現社會變化的重要指標。而我所領悟到的卻是因此而延伸出來的關於個人的面對國家機器強大勢力的全面滲透下所可能遭逢的困境。

　　這不單只是讀了有關葛拉斯思想及小說關切主題背後形成的社會文化因素的分析，而是牽涉到另一篇有關阿富汗歷史珍寶面臨空前浩劫的報導文章所延伸出來的感觸。那是刊載在二○○四年十二月號的《國家地理雜誌》上題為〈緊急搶救阿富汗的文化瑰寶〉的文章裏關於阿富汗政府有意重建被塔利班政權破壞殆盡的巴米安巨佛的計畫。原本這篇文章的要旨是關於阿富汗文化部門正積極於國際上對歷史遺產維護的相關單位接觸重新整理被連年戰火肆虐所造成傷害的文化遺產及瑰寶，並擬具可行的復建計劃，其中某個段落裏提及巴米安地區早就民不聊生，而古蹟的重建或維護計劃所費不貲，但阿富汗政府對巴米安地區人民生活的景況卻並未提出任何改善援助的計劃。不知怎地就是在不同性質的文章中，感受到不同的國家機器運作對個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有了莫名其妙的連結。

　　我必須說，少年葛拉斯所面對的政治宣傳使葛拉斯對德國的舉措堅信不移，而阿富汗貧苦地區的百姓也絕對相信國家會給予他們必要的照顧，如果不能生活，那絕對是自己的問題，就像四十、五十年代的台灣，人民生活或許清苦，那時的政治宣傳卻是集中在「厚植國力，建設寶島」上，與個人無關的，個人生活苦也絕對於政府無關。那終究是不同國情及社會集體認知下的產物，政府與國家是等同起來的，指責政府就等同於對國家不忠，而台灣那時的狀況還更特殊，國民黨就等於國家，指責國民黨就等於叛國。

　　於是又陷入幽黯的記憶裏，回想起當年相信政府所帶給人民的一切全是善果，後來漸漸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巴米安地區的人民被政府從崖洞中趕出來，領了少少的費用，幾乎生活不下去，於是也開始懷疑政府的誠意。這是不同的歷史進程，對我而言也是閱讀資料的意外連結，是不是能因此而看清楚些什麼，或許暫不可知，但卻因此而想起以往所讀關於國家機器的反省，那左派思想的根源裏最基本的批判論理，似乎在幽黯的記憶堆棧裏呼喚著。（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