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這樣的絕境中害怕死亡，那麼根本沒必要拼命去求活路了」
－－－－－王欣太、李學仁《蒼天航路》
今天去書店買了切格瓦拉《玻利維亞日記》，因為最近經濟狀況不好，所以很久沒有買書。不過切格瓦拉對我來說有些象徵意義，所以還是買了，只還沒打開來看。雖然還沒翻閱，不過光是買書的時候，就不由得感慨萬千。因為歷史的因素，使我在中年時才有機會親炙格瓦拉革命時期的札記，這實有說不出的悲哀。不僅是自己青春的時候，失去了再也回不來的無從形塑的理想化的自我，這同時也是台灣人的悲哀。而這股悲哀，我是到最近才得以體會。
為什麼台灣人一直到西元2009年才得以見到切格瓦拉革命著作的譯本？如果去思考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不同答案。我在大學時初次接觸格瓦拉，被他南美洲革命英雄的情懷所吸引。找尋他的資料文獻時，發現付之闕如。不斷的轉述與片面的資訊，使得在同世代的我們文藝青年中，格瓦拉純粹以他戲劇化的生平與圖像中的英雄氣概，俘虜了我們的心。就像我們在看他那張聞名天下，成為全世界被複印最多的那張照片 http://i1.sinaimg.cn/book/cr/2007/1225/3220161562.jpg ，被全世界共同推崇的，看向遠方的眼神，其實是來自於拍攝當日美國對古巴進行恐怖攻擊，切當場看到數千人喪命後留下的表情。可是這一切我們都不知道，我們也只因為那個眼神就崇拜他、追隨他。
要說為何要追隨格瓦拉，為何要將他當做自己的偶像，並試圖去追求一種革命的夢想，可能也只是因為我們當時還年輕。可這絕不是一切，在當時也沒想那麼多，只將切格瓦拉跟眾多的搖滾英雄同樣當成塑造自己人生觀的工具，然後不斷的以反社會的態度茫然度日，並摸索著台灣未來的道路。
而懵懂間，慢慢的接觸台灣片面被遺忘、忽視的歷史，了解的越多，就越感到失落，並隱隱生出一股憤恨，數百萬字亦難以訴說其中的悲。那股遺憾除了許多來自台灣百年來被異族統治的血淚史外，有許多是來自於因為覺醒太晚，使我失去從上一代台灣人中繼承消逝英雄價值的機會。
從日本昭和時代開始，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氣氛下，共產主義為主的左翼運動就面臨被嚴打的命運。日本首先開始清剿，接著是身為殖民地的台灣。二○年代以來的共產主義與普羅文學，以致農民運動，都嚴格的被打擊限制。這個影響直到國民政府侵占台灣後，變本加厲。因為外來政權國民政府被中國共產打敗，並移到台灣，在法西斯主義的威權統治下與美蘇冷戰的背景，自然限制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在兩個政權近50年的監禁屠殺下，台灣本土的左翼運動被徹底毀滅。
在八○年代，尤其是九○年代後，由於國民政府靠少數族群統治的漸趨無力，使得左派開始興起。不過由於國民政府數十年來的殖民教育，使得懷抱大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自然的靠向了左派，試圖滿足內心對中國統一的嚮往與對國民黨政權貪腐專制的反抗。
但這些號稱左派的知識份子，不但無法上承台灣日本殖民時期的農民運動，也與台灣民眾試圖擺脫外來殖民統治者政權的心願相違背，加上台灣百年前便存在的左右翼社會階級分配不均的現象至今仍存（國民政府雖利用土地分配與種族隔離政策，塑造台灣獨特的中產階級份子，不過貧富差距形成的問題仍無法被解決，甚至因為其中的種族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而強化了貧富對立的狀況），因此當以接受國民政府大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知識份子為主的左派，就與社會底層，以及不分貴賤都追求台灣意識的台灣民眾脫節。不但毫無影響力，且其存在則更是不堪。因為以小地主或資產家，或知識份子背景為主的獨派，在意識形態上與那些親向統派的左派對立。且富裕或不自覺接受國民政府型塑的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知識份子，自然的也不會想靠到左派。使得台灣因為此歷史背景的影響下，左獨份子極為稀少，而在新一代左派幾乎為反國民黨之外省族群或接受大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的情況下，台灣可說沒有以土地、以人民為主的左派存在。
變得說現在的左翼運動者，跟日本殖民時期響應第三國際在蘇維埃大旗下以民族自決建立自己國家的（普羅主義者亦偏向民族自決）台灣第一代的左翼運動者相比，其主張與決心毅力都相差極遠，且都成為中國的附庸（左獨除外）。這個負面的影響是在國家認同的意識型態的鬥爭下，因為新一代左派都自覺或不自覺的被大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綁架，使得台灣從昭和年代以後，就一直沒有機會真正走向左右翼的政治鬥爭。所有左派、右派思想的對立都在解嚴後（解嚴前無政治，亦無立場，只有法西斯政權），因為兩陣營國家認同的差異而陷入混亂，使得統獨問題未解決前，左右翼運動無法真正再次開展（後面還有已培植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問題未解決）。
而格瓦拉真正所象徵的意義，那追尋美洲民族自決，打倒帝國主義殖民的游擊革命路線的生命實踐，就在台灣詭譎難名的歷史源由中被異化了。從10年前格瓦拉南美洲摩托車日記出版以來，到網路興起後大量格瓦拉形象圖片的複製傳播，使得台灣的青年接受了格瓦拉軍服、雪茄、革命家、英俊面孔與青春之旅的複合面向。只要有革命，即便革命的面貌內涵離自己身處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相距甚遠，但那成為了我們這代對台灣土地、台灣文史無所依詢的一個出口。過去兩個外來政權的統治，都讓台灣人被迫遠離了自身的土地文化歷史，如失根的漂鳥，在經濟發達、錢流無盡的經濟社會中展翼迴旋。
當我青春的時候，我不知道台灣諸多複雜的歷史糾葛，而花費近10年努力累積了解的隻字片語，卻都只是過去台灣偉大歷史的一小部分。且因為太晚接觸，當知道了什麼歷史片段，興沖沖的要去找當事人了解詢問，就發現當事人就在沒多久前過世，所有的迷團都跟著他一同陪葬。而如果台灣是個國家，那麼這些歷史，這些英雄事蹟的片段，難解的細節往事，都會被詳細的紀錄傳播，而在我們還小的時候用來教育我們。
那麼，當我還小的時候，我就可以向上一代的台灣人尋求對於台灣上一代，甚至上兩代，被國民政府所刻意扭曲打壓的歷史真相，那些即將失傳的秘辛。可惜我現在才覺醒，才了解那些曾在我身邊出現，我曾親炙過的歷史片段有多重要。如果我早點有台灣意識，我也許就可以為台灣留下點什麼，繼承些什麼。
而我的處境跟上一代的台灣先賢，跟切格瓦拉當時的美洲人民一樣，因為都被外來的帝國殖民者統治，所以我們在殖民政權下失去了歷史文化的記憶。而這些，都是觸使格瓦拉走向革命的種苗。
所以在2009年才看到台灣版的《玻利維亞日記》的出版，覺得有點××。這種感覺就像我得知王白淵於1931年出版的日文詩集《棘之道》，要一直到2008年底才再版，有相似的感覺。是什麼樣的歷史源由，使得整整50多年無人敢提及王白淵的作品？而要直到解嚴後的20年才得以再版？而左翼英雄的格瓦拉日記，卻要到今日台灣已無無產階級革命種苗的情勢下才出版？這都是因為台灣悲情歷史的因由！外來政權法西斯統治下人民噤聲，解嚴後殘存的階級勢力與殖民化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價值觀仍把持台灣文教界。一直等到比較年輕的我們這個世代逐漸掌權，才得以慢慢扭轉這個現象。但太慢了！慢到等我們的下一代向我們尋求過去的傳承時，我會像我所請益的耆老一樣，只能說我也不知道，我當時也沒有接觸到那些事物。或者跟他們說因為那些當事人都不願講，也不肯講。
豈不憤恨！
而台灣天才詩人利野倉，因參與左翼讀書會，死於白色恐怖。他戰前出過的詩集至此失傳。直至今日，連一本作品也沒再出版。水蔭萍於1931年出版的詩集《熱帶魚》，也絕版。
類似的訊息，類似的感受，讓我看著《玻利維亞日記》的封面時，想著台灣的革命要拖到何時才開始呢？亦或者它會像過去台灣先賢的著作那樣失傳，再也無法出現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