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在台灣的發展討論繁多，在此不一一列舉。一般而言，關於台灣人權的討論大都集中在社會與政治的角度談，而人權跟台灣文學的關係卻少有人提及。在此，我就從台灣文學的角度來談人權與台灣文學之間的關係。
以台灣的情形來看，從過去到現在的台灣社會是移民社會。四百多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台灣，引進印度牛隻與中國閩南一帶漢人墾荒，所實行的是經濟殖民體制。在這個時期台灣根本沒有文學，有的是西洋傳教士所留下相關史料與文書，而沒有文學創作。雖然我們能夠由這些史簡殘篇拼湊台灣先民的生活史，不過對於當時漢人移民的思想與各地區平埔族的思想，卻很難補抓。
到了明鄭時期，延續東印度公司的政策，台灣經濟生產成為鄭氏家族的獨占事業。這個時期跟隨明鄭來台的官員與文人，都留下了感懷時事的記遊詩，呈現當時漢人移民面渡海來台開墾的心情與對故國的懷思，基本上與台灣無關，多半是以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待台灣這塊土地的風土紀實。
大清帝國打敗東寧王國，將台灣收為國土之後，便逐步以漢人為主體進行台灣的開拓，並實行帝國主義的統治方式。台灣的漢人移民逐步形成中國的民族認同，而台灣原住民也在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與種族屠殺的政策下逐漸消失。此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延續明政時期的發展，集中在對於渡海來台的恐慌以及台灣開墾的狀況，還有對台灣原住民的相關描寫。此時的文學作品充滿了一種大清帝國角度下的帝國主義文人的心態，有對中原文化的懷思與讚美，對於帝國歷史的回顧，還有對原住民充滿獵奇窺視的慾望。此時並沒有出現屬於台灣本土的思潮，關於台灣的書寫，主要還是集中在風土人情等，不涉及政治與理念的主題。
到了十九世紀，日本打敗中國取得台灣之後，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並引進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建設，台灣正式成為第二次產業革命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大日本帝國在台灣實行各種工業國家的殖民地政策，使得台灣文化的發展首次脫離了農業帝國式的中國文化，並開始大量經由日本文人與台灣留學生引進當時西方流行的主義與思潮。至此，台灣文學開始了新的一頁。在各種政治活動與台灣人對總督府的反抗底下，台灣文學開始關心人權的議題。由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小說開始，台灣文學的作品反應當時的社會現狀。台灣農民在總督府的壓迫下成為了殖民地工廠的犧牲者，成為最大的文學議題。而伴隨西方文化的進入，台灣婦女的困境也成為文學作品的一大題材。面對殖民者的經濟剝削與封建制度下的父權高張、婚姻議題與人口販賣，也是重點。
此外，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風行，左翼與右翼的鬥爭也成為文學的一大焦點。台灣文人面對農村生產的困境，與日人與台人之間種族政策的不平等，左翼的文學作品在此也風生水起。如1921年由賴和等人組織的台灣文化協會兼容左右翼人士，到後來左派右派對立，各自成立左右翼的文學組織。至此，台灣人開始追求文化與文學上的獨立，以台灣本土為中心，開始摸索屬於台灣人的文學道路。
太平洋戰爭時期，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政策，左右翼文學之爭在皇民運動下，轉為民族思考，皇民文學興起。台灣作家開始思考屬於台灣民族的出路。此一時期，如龍瑛宗、呂赫若都努力思考，並提出屬於台灣人的思想體系與價值。呂赫若認為台灣人終歸還是得回歸東洋（亞洲）。必須要融合中國、日本甚至是印度等哲學，來找尋台灣價值。此一時期的作家，大都主張認同台灣鄉土，來抵抗二次大戰盟軍的攻擊，與日本帝國的皇民化政策。
到了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依盟軍命令接管台灣之後，在台灣施行軍閥統治。它們透過資源的接收與管控，掠奪台灣人的資產，引發民生問題，導致二二八事件發生。其後透過軍事手段，屠殺台灣菁英份子，使台灣文學自日本佔領台灣以來累積的近代現代文藝思潮發展，付之一炬，隨抵抗國民政府的知識份子的死亡而消失。此一時期台灣知識份子以左翼為主，主張台灣獨立，並組織軍隊對抗國民政府。可以說台灣本土意識至此，發展成國族認同，影響遍及全台各地。不過在軍隊的屠殺之下，歷經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的文人死的死、關的關，日本殖民時期以來所累積的成果，幾乎死傷殆盡。殘存者為求自保，紛紛隱遁。
五○年代國民政府佔據台灣之後，由威權政府掌控文學，文學發展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不管是五○年代的反共文學，或是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都與台灣土地脫節。反共文學是政策操縱下的結果，現代主義文學在六○年代當時，也只是極少數以外省菁英為主，為了消極抵抗威權統治下所創作的作品，在當時根本不被重視，自然對整體文學環境也無從影響。現代主義作品的真正價值是在八○年代之後才被重視。可以說，五○、六○年代台灣文學除了大批女性作家寫作言情小說的文藝作品外，可說毫無發展。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的生活與價值觀被整個忽略。此一情勢到了七○年代才有所改變。
七○年代，戰後出生的台灣本土菁英崛起，他們生活在威權體制下，經歷了國民政府在五、六○年代實行的農村改革。國民政府的農地改革雖然使台灣農民擁有土地，不過由於產銷制度掌握在政府手裡，政府利用降低農作生產價值的手段，來養活1949年撤退台灣的150萬外省族群，以致於農民努力生產仍然不敷生活，使得農家子弟必須到工廠求得極為低廉的薪水得以存活。台灣此一時期的「農工同源」 現象，導致許多可悲社會事件產生。面對這一代的農工犧牲者，許多作家開始寫作農村的故事，相當程度的反映了農民的生活與文化，同時也引發的外省籍親國民政府的作家不滿。如余光中將此一時期被統稱為「鄉土文學」關懷弱勢的作品，稱為「工農兵文學」，試圖替那些作家扣上左翼文學的大帽子，而引發相關文學論戰。
而此一時期的文學發展延續到八○年代，許多關心農村產銷體制以及刻劃都市勞工悲苦的作品一一出現。如宋澤萊描寫的農村慘狀，林雙不、蕭颯描寫的勞工與中產階級的苦楚，在在都是鄉土文學的延續。此一時期直到解嚴，國民政府對於人民的掌控，在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的發展底下，日趨無力，因此文學家可以有比較多的空間描寫台灣民眾的負面生活。可以說，此時的台灣文學作品開始對底層民眾的生活與台灣本土意識多所著墨，開始接上日本殖民時期文學的傳統。
九○年代解嚴之後，由於文化媒體事業的解禁，加上戰後第二代台灣留外歸國學者引進諸多現當代的文學主義與思潮，台灣文學開始走向多元與商業化的發展。許多威權時期無法討論的，比如人權、族群與性別認同等議題，開始不受限制，蓬勃發展。此一時期以情色書寫、女性主義與同志文學，為文學作品的大宗。可以想見威權政府在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下所禁止的色情、民主與族群、性別等眾多議題，在解禁之後自然的會湧現相關作品。
由於解嚴至今不過二十年，九○年代的文學風潮直直影響到世紀末，至今仍方興未艾。此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價值自然不用多說，它們開啟了目前青壯代的文學視野，許多性別、族群與民主、人權等意識，都是這個時期作品播的種，至今方才開花結果。也因此在九○年代後的世紀末這十年，是台灣人權運動發展的最高峰。政治上由黨外陸續推廣民主思潮，在民間則陸續成立許多社會團體，開始替許多人權議題發聲，發動街頭運動，爭取權力。在這其中，文學作品也同時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如果以目前二十一世紀初的時間點，回顧過去整個台灣文學歷史的發展，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台灣文學與人權的關係主要在於兩個時期：
一個是日本殖民時期，當時台灣人反抗日本總督府的殖民統治，同時面對大日本帝國的現代化文明的傳入，台灣文人接觸當時世界最新的思潮與國際運動，因此有許多民主運動與街頭抗爭，還有左翼、右翼路線之爭的出現，同時也開啟台灣人邁向獨立自主的道路。
第二個時期是七○年代鄉土文學時期。這個時期國民政府佔據台灣已二十幾年，當年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屠殺殆盡的台籍菁英，已有新的一代來繼承。雖然文學上的傳承已經消失，但為台灣人爭取民主人權與主體意識的心態並沒有消失。雖然此時仍是威權體制，不過出現的文學作品，在文化媒體還很封閉的時候，卻開啟了知識份子啟蒙之路。此時文學作品關注人權的特色，就這麼一路流傳走到世紀末，為止至今仍未停息。
而二十世紀末由於網路興起，導致傳統平面媒體的衰退，對於文學有相當程度的殺傷力。電子媒體的蓬勃發展，使得純文學作品幾乎被淹沒在大眾娛樂商品之中，而漸無可見度。不過也因為電腦網路的發達，使得文字作品可以更小眾化、更有空間去關注各樣罕見的，不為人知的議題。同時，也更能發揮串聯的作用。可以說，在此一時期，純文學或是小眾文學發展的文類捨棄了小說，改以更容易傳達直觀情感的散文為主。這對文學來說當然是負面的，但對於人權的發展，反而是正面的。正因為有網路媒介比如部落格的發達，對於被壓迫者的困境就更容易宣傳。民眾不再需要從知名作家艱澀的純文學作品中得到訊息，他們自己可以寫，可以傳播，可以去影響更多人，得到更多關注。
而純文學在這個時代可以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它們已經成為極小眾的產物，被極少數知識份子所閱讀，而與一般大眾脫節。那麼它們所能發揮的功能，就與過去一百年來所扮演的，教育民眾、傳達知識的作用不同。變得它們必須去更關注於個人情境的挖掘，透過個人的，或是對國家民族的深層思維，來傳達意念。
就以世紀末成名的作家駱以軍與邱妙津為例，駱以軍成長於威權後期，在解嚴時期渡過他的青春時代。他面對台灣社會劇烈變遷的恐慌，以及身為外省族群的時代焦慮，在在都表現在他的作品當中。他生活在一種後現代情境下，歷史記憶與情感都必須依附在擬象事物的困境，使得他如自己所說的，發現他沒有故事、沒有真正的大時代大歷史的情境感受。他只能透過虛擬商品的意象，來傳達他的情感。而台灣社會走向本土化的劇烈變遷，也讓他受到威權教育灌輸的大中國文化情境無所適從。他想融入台灣人的文化情境，卻永遠覺得自己像個外人。整個台灣就像是幻想當中的地獄，完全沒有真實。因此，駱以軍透過他的作品不斷的透出這樣的焦慮，來解決，抑或者說是來呈現出同世代青年恐懼的心情。
而邱妙津出身台灣本土，當她開始追求同志認同的時候，她完全的捨棄了成長過來的威權社會的，那對外省族群有莫大意義的，大中國文化情境。她拋開這些，但她同時也無法在失根的本土文化當中尋求慰藉。於是她透過對於西方哲學經典的追尋摸索，試圖為她所無法處理的一種時代身分焦慮來找尋出路。而當她追求完全獨立於台灣後殖民情境下的一種身分建構的同時，又為了她無法與身邊遇到的戀愛對象得到完美愛情，而黯自神傷，最終走向自裁之路。這是一個時代悲劇，當然也有其值得深思的地方。邱妙津在面對解嚴的社會情境下，想要建構一個當時台灣社會並不存在的一個獨立的同志的人格的同時，她所愛的女性卻又無法擺脫傳統戀愛價值觀與她長相廝守，她即便塑造了一個獨立的自我，她也得不到一個真正的心靈伴侶。因此她只有死，才能脫離這這樣的矛盾情境。
而駱以軍與邱妙津，這兩位成長於九○年代成名於世紀末的作家，都顯露了一個作家內心的困境。如果要問台灣文學到底跟人權之間有什麼關係，我覺得真正的關係並不在於台灣作家替弱勢、替被壓迫者寫作發聲，去教導民眾人權的概念。那些透過社會運動以及教育體制都可以辦到。我覺得文學對人權的價值，在於個人經驗的傳遞與反思。駱以軍與邱妙津的悲哀在於，他們成長的時代是保守的，而面對的時代是變動而無法控制的。對世紀末成長的一代來說，什麼因為統獨造成的族群對立，或者是性別認同造成的家庭與戀愛困境都不是問題。因為在多元文化的蔓延，在全球化的社會情境底下，根本就見怪不怪，這些焦慮與恐懼都可能被解決、被拋棄。而他們兩人雖然因為時代因素，無法擺脫人生帶給他們的困境，不過他們卻為我們留下了偉大的自懺式文學作品。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就更能體會到人權不彰，會導致如何的慘痛結果。這就是文學作品之於人權的價值。
(本文節錄版刊於東海岸評論２１５期／２００７／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