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去聽朋友的講座，他是台灣少見的詩論家，在兩岸三地都享有大名。尤其在中國，更是受到絕大的尊崇。中國詩人與學者們，無一不被他解詩的能力與豐厚的學識所震赫，將他奉為上賓。連他入境都會受到中國官方的監控（一般來說只有政治工作者、名人或是有影響力的人，才享有這種待遇）。總之他演講的主題是中國前衛詩的發展之類的。對於中國現代詩的成就與發展我是沒什麼意見，不過當他講到台灣的狀況的時候，我就相當不滿。
主要是他覺得台灣的詩人不像中國的詩人一樣，擁有一種龐大的深層的思維。我無法記憶原文，總之他的意思大致是台灣的詩作的視野與人文情境的關懷不如中國現代詩，文化的深度與廣度都不足。
當然他對於詩的成就已經有了大師的地位，我也不能說什麼。不過後來又在另外一個場合聽到詩人朋友也提到這個論點。而她講得更直，就是說台，灣的詩都寫小情小愛，不像中國詩人關注比較宏觀的視野。
首先我要說的是，我並不是要反駁我這兩位朋友的論點。從詩論的角度來看，他們各自有一套選取標準。一百個詩人有一百種詩觀。以我對他們的了解來說，知道他們那樣說並沒有惡意，只是以他們的詩觀來說看到的現狀就是如此。
但我還是不爽，不爽的原因在於我從很多細節，當然不只是從這兩位朋友身上，感受到一種很多台灣文人對於台灣文學的陌生感。當然這是歷史的悲劇。台灣文壇一直到1980年代，還有不少抱著「台灣沒有文學」「沒有台灣文學」想法的學者文人把持文壇。這些人直到現在，還把持著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就是說，相當程度還掌握著文化媒體與學院的發言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文學被長期的漠視。特別是日本殖民時期所累積的文學資產被整個遺忘。雖然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終於開始有人大量發掘出這些文學資產，但總還是乏人問津。根本就除了台文系所相關學生外，沒有人要關心。
特別是現代詩。台灣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詩是直接與日本文壇接軌，而當時日本詩壇不管是詩學理論或是詩人的往來互動，都直接與西方英美等地有關係。台灣二○年代詩作，從思潮，到現代詩當中的具有的現代性，早就超越台灣六○年代由軍中詩人努力開創出來的現代主義詩成就。當然因為著歷史的悲哀，使得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學被國民政府壓制，到2000年才重新被發掘出來，現在連史料都未見其備，枉論其他。
即便不談台灣本土的詩作，光是看六○年代以來的台灣現代詩作品，我覺得也沒有不及現當代中國前衛詩。以我個人的美學觀來看，我主張詩只要具有直觀的感受，就能夠觸及到世界的心臟。如果說現當代中國詩人因為受到威權專制政體的壓迫，因此在詩作當中關心內在人格對於自由的嚮往與突破，以及對於中國社會封閉環境下的抵抗與反思，那些在台灣太平洋戰爭時期前後，台灣詩人身為殖民地次等公民的情況寫作的詩，也大可相提並論。對於戰爭、對於資本主義壓迫下的文化環境與個人自由的變相限制，不要說日本殖民時期，這在威權統治時期台灣外省詩人（注1）也寫作出相當優秀的作品，與現當代中國詩人的成就相比，毫不遜色。
對於文字技巧的天份掌握上，扣除兩岸三地的寫作天才，如顧城、夏宇這些必須另個別研究外，我認為總體而言，台灣詩壇的成就超越中國詩人。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批我的兩個朋友，也不是要說中國詩不好，這點要先聲明。因為現在只要批評中國，就會被戴上去中國化或者是分裂族群的大帽子。只是以我的美學觀來看，我並不覺得中國前衛詩的開創性有比台灣詩壇的開創性強。如果說是對於詩傳達出來的思維與文化深度，我感覺起來都是相當粗糙直接的。這當然與中國近代共產黨一黨專政下，對於中國文學傳承的限制，與整體社會處在鬥爭的環境壓迫下有關。使得中國詩人必須在有限的空間內，企圖表現他們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但實際上就還好而已啊！比起世界文壇的許多優秀的國際詩人的詩作，相差還有段距離。
當然這麼說也不是要說台灣詩人有多了不起。套具某位本土詩壇前輩的大師學者的話：台灣根本就沒有大詩人，連一個都沒有。此話一出，跟我的上面的主張又有所牴觸，而我卻也還是認同這位大師的話。因為詩觀百百種，看從什麼角度來談而已。前面提到我兩位朋友的論點，我並不是說他們論述錯誤，而是我覺得他們的立論是來自於他們對於台灣文學的陌生。如果很多優秀或者是具有時代意義或特殊美學觀點的詩作他們沒有看到，或者是他們對於某種文化底蘊的觀點有所喜好，自然也就會認為中國前衛詩超越現當代台灣詩作，或者是台灣詩人都寫些小情小愛之類的。
我是認為，如果要定義台灣詩作與中國現當代詩作的優劣，我會提出一個說法。就是我覺得台灣的文壇畢竟還是比中國早一步進入現代主義的詩學脈絡當中，對於中文文字意境的開拓使用，還是超前於中國。這是很難解釋的一種感覺，用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好像看賴明珠與林少華翻譯的村上春樹。雖然賴明珠的翻譯不如林少華的字字精確，但就文字的質感來說，賴明珠卻能掌握村上特有的對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交融並陳的一個後工業社會文化的質感，這是林少華遠遠不如的。林少華的譯文怎麼看就是有一種土味，讓人受不了。而中國現代詩給人的感覺也近似。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能否貼近於某種文化氛圍的問題。
就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化底蘊的表現上，我覺得台灣詩作還是超越中國詩作。如果從我朋友所強調的中國專制底下對於個人自由限制的苦痛掙扎呈現來說，的確中國詩人在此頗有可觀之處。但我從一開始到現在要說的就是，台灣詩人也有類似的痛苦與掙扎，只是表現方式的不同，還有因為時空環境與社會環境的不同，關注的焦點也不同，如此而已。套句中國偉大小說家莫言的話，他成長在文革的時候，覺得沒飯吃是莫大的痛苦。但當中國開始起飛，當他豐衣足食之後，他又發現了解決了飢餓問題之後還是有痛苦，而這個痛苦甚至還超越了飢餓的痛苦。至於是什麼樣的痛苦，他沒有說。而我想，這些是台灣詩人與中國詩人展現上的不同。而以我的角度來看，台灣詩人沒有比中國詩人優秀，中國詩人也沒比台灣詩人強，各地的特色不同而已。
舉例來說，日本殖民時期詩人楊雲萍的古典漢詩與日文詩都相當優秀，其成就遠超過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作品，他當然有他的焦慮與苦衷，這從他的詩作就可以看出，就不多作分析。不過研究楊雲萍的論文也非常少，代表他還有待後人開發。在這邊貼他一首寫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詩。我就不解詩了（因為我解詩常被人說很奇怪，或解讀錯誤之類的），貼上林香蘭女士的評論：
〈猩猩─動物園詩抄〉原本發表於昭和18年6月的《臺灣時報》（282號），後收入《山河》詩集。這首詩具有濃厚的悲劇性格。被侷限於狹小的鐵欄中，任憑歲月的輾轉，不復記憶。接連湧現的山野曠林的思念，正是對釋放自由的憑弔。最後兩句的使用仍是 對時間消逝的莫可奈何，與開頭的前兩句再次相呼應。這首詩的悲愴意味在楊雲萍的詩作中是較為罕見的。懸繫著在時局中掙扎卻又適逢絕壁的困頓。於是自我解嘲之餘，終又陷落無出路的苦悶當中。不若他常見的以抒情的遐思，或者靜待歷史的篤靜沈穩。這詩擺在決戰末期，臺灣已納入戰地要塞的大東亞戰爭的光環中，相當 程度的傳達出時局的壓迫感，及詩人內在意志的脆弱與外在環境的困頓有著強烈的對比。
楊雲萍〈猩猩─動物園詩抄〉
歲月是怎麼流走的，已經沒有了記憶。
有的只是長長的臉毛，如垂下來的下巴肉而已。
終日，抓緊了鐵柵，擺動著腰肢。
但，擺動腰肢並非我的趣味。
至少，接連湧來的故山之思，多少能抖落些吧。
這兩坪多的鐵欄絕不狹小。
在這個險惡的世上，能有這樣的一片淨土，
毋寧是奇蹟了。
然而，我將要變老了。
啊，我真的將要變老了。
1942年6月
林瑞明譯（1984、5）
注1：五、六○年代因為白色恐怖，台灣本土詩人選擇隱遁。跨越語言的一代更只有林亨泰有比較積極的參與詩壇活動。其他沒有死在屠殺之下，還存活的曾經被白色恐怖迫害的詩人比如張良典，從此就放棄寫詩。不少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前後留下優秀現代主義作品的詩人，也因為對於迫害的恐懼或者是政治上的選擇（注2），開始寫作美學技巧比較樸實的，概念先行的作品。如楊雲萍的日文詩作遠比後來的中文現代詩優秀。
注2：所謂政治上的考量，是因為國民政府有心壓制台灣本土文化，於是有相當數量的台灣作家選擇平白無實的鄉土寫作，試圖用淺顯的文字，盡量的讓大眾接觸到本土文化的內容。此時美學的問題就不在他們考量之列。這也造成七○年代以來政治詩、鄉土詩的流行。就美學角度來說，這些詩以爛詩居多，但這多半是政治考量下選擇的結果，而非技術不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