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原性獨立軍總病毒的恐怖蔓延

採訪報導╱李靜怡　部份資料提供╱漢生人權立法推動聯盟、高醫樂生工作坊

　　「犯人還有一天可以出獄，但是苔戈別想有一天可以離開。」樂生院呂姓院民說。

　　我們走進樂生療養院新大樓的電梯，一樓的交誼廳只有一個老人安靜坐著，原住民警衛Kin Jon一邊吃檳榔一邊和他揮了揮手。電梯裡面有張新貼上去的標籤，寫著類似「不要用手直接觸摸按扭。」新式滾筒烘衣機、液晶電視、交誼廳、自動熱水機、洗衣房、急救鈴，所有的東西看起來嶄新無比，幾個老人圍坐在單人房房門口，去推來了另一輛電動代步車，拍拍椅墊，要我也坐在上面聊天。

　　老人熱情地要我在他的房間走走看看，牆壁上掛著幾件燙好的襯衫，我拿出相機，說拍張照好了，他開始急忙地摺起床上幾條棉被，說，「這樣整齊比較好看。」老人向我介紹他自己買的電視機、一張木桌子、電鍋、一台從山上舊院區抬過來的生鏽洗衣機，打開冰箱，裡面有幾顆白菜與麵條，他轉起了廚房的水龍頭介紹，「妳看，開這邊是熱的水，轉到另一邊，就是冷的水，很方便。」老人說，「這裡很方便，到處都有急救鈴，如果我們發作的話，隨時都可以按。」一個笑咪咪、房間裡很多獎牌、戴著小小綠色毛線帽的可愛老人開始示範，假使他在房門口出事，他如何可以掙扎地爬向牆邊，按急救鈴的方法。

　　我們坐電梯，很快下到二、三樓，Kin Jon說，「妳要看？我是怕妳覺得噁心。」我們走進急救病房，坐在櫃台裡面、戴著口罩的護士沒有抬頭看我們，房門裡，八張病床，每個皮膚發黃的老人都安靜地插著一條鼻管，另一個房間，也是如此，八個老人都安靜地插著一條鼻管，病床的距離完全一樣，每一個房間，都有老人分兩排躺著。「送進來以後，就真的不會出去了嗎？」我和Kin Jon確認了好幾次。

　　「妳問每個住在樂生院的老人，當年被抓進來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會說很久」作樂生院口述歷史的高雄醫學院學生黃馨頤說。

　　1897年的國際痲瘋病會議上，已經確認該病傳染程度極低，將患者強制驅離的作法是錯誤的，而在1927年，台灣總督府仍然蓋起了樂生院，確定執行強制隔離。1934年，日本母國制定《癩病防治法》，沿襲當時西方優生主義與納粹淨化人種思維，以「公共衛生」為正義旗幟，大舉押抓病患，集中至樂生院管理，終生圈離。當時日籍樂生院院長細菌學家上川豐發表「樂生院的使命」，就是「消滅痲瘋病」！讓社會有真正的文明！ 直到1962年，「台灣省癩（痲瘋病）防治規則」，規定痲瘋病患應住院治療，治療後應令其出院，白紙黑字，廢除強制隔離。

　　但是根據「樂生院收容入院患者年代分佈表」顯示，1962~82年入院的患者佔全院的26%，政府雖然矢口否認1962~82年之間實行「實質隔離」，但是法令與行政執行明顯有相當大的差距，許多院民都表示是在衛生所利用當時大家對痲瘋病的無知恐懼，時常派人去患者家騷擾，並在鄰里惡意宣傳的情況下，受於壓迫，不得不搬去樂生院的。病友鄭天正說，1962年後，即便檢查患者無痲瘋菌，但是院方並沒有妥善安排出院及就業，院外也無治療配套，而只要入院過，等於終身入病籍，直到2005年，仍規定每月必須向院方報到。

　　依據高醫學生口述歷史資料，黃文章阿伯說，「衛生所的人到家裡來抓我，先用車子把我載去火車站，由兩個衛生所的人，押著四個病人，用載牲畜、垃圾車一樣的車子載我們，外面還貼著紅紙「痲瘋專車」，我們一走，他們立刻灑水在地上消毒。」湯明祥阿伯記得，「當時我是建中的學生，模樣就是屋內牆上畫的那幅模樣（記得之前去桃源二村時，精障夥伴也會畫自己發病前的樣子，想是十分懷念）。樂生院的痲瘋醫生來建中，他看見我，就過來摸一摸我的耳朵、乳頭還有關節，表情凝重地搖了搖頭。之後，可能同學都在懷疑，看到我都很害怕，不敢靠近我，母親有一天來和我說，醫生已經和她說我有痲瘋菌，不能再上學。我那時候已經唸到二年級，要怎樣把學業放下呢？那時候每天走到校門口，想進去也不是，想回來也不是。有一天突然想通了，同學每天看到你像活老虎坐在那邊一樣，這樣子唸下去有什麼意思…阿，不唸了！那一天我就回過頭來掉了淚，不唸了。即使到了後來，開放出入，去台北我都不想再經過建中那裡，那條路我都不想再過去，建中那裡我都不想再過去了。那時候，衛生所天天開一台『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的車子，大家最討厭的『苔戈車』，連續兩個禮拜天天來宣傳，『某某某得了痲瘋病，大家快勸他入院，不然，全村都會得病』。後來，有一天，我就被戴著手銬，狠狠地像抓豬一樣被帶抓了，我都已經承認我有痲瘋病，要跟你們走，為什麼還要這樣對我？一輩子都在這，沒出來過。」

　　「當初對我們，比對犯人還厲害，不給你客氣。」鄭漢輝阿伯說。

　　許多阿嬤、阿伯都記得以前鐵絲網圍得很高，圈到大水溝旁邊，有警察又有憲兵還上刺刀，跨出去就開槍，不聽話是會出人命的，院內還有監獄，犯錯的人就關禁閉，逃跑的人很快會被街上通報，院方會出來抓人，直接送回監獄，受不了發瘋的人，就丟進「怡園」，死了的，就拿去後山上的焚燒場燒掉，因為外面火葬場也不會收，抗戰時期，有時常常草席鋪鋪，三百斤柴，五斤煤油，放大火燒，一乾二淨，再撿個兩根骨頭，意思意思，比豬狗還不如。那時候錢進來都還要用福馬林、消毒水蒸過，裡面還開始流通自己的錢。院民的戶口都遷到「樂生院」，甚至出生地就被寫上「樂生院」，戶籍上寫著「寄居」，身份證也被沒收，所有事都聽命於院長與輔導員。就算幾個院長心地善良，仍然是高壓統治。

　　院內入門，就是大大的「以院作家，大德曰生」，8個字，也是讓老人看了一輩子的國家命令，許多痲瘋病患者在外聽說，進去的人都再也沒有出來過，甚至流傳院內毒死病人，都畏懼地在衛生所來抓人之前，自殺了。而樂生院裡的人，就為了所謂「社會安全、公共衛生」，國家對痲瘋病的錯誤了解，與國家違憲政令，白白坐了一輩子的牢。

　　1951年，檢驗室汪仁傑及陳添發自行研發痲瘋菌素，因無力控制細菌濃度，造成病患身體劇烈反應，但仍舊在病患身上實驗多年才停止。過了10年，又來了一個胡舜之醫師，用「不尊從，就趕出院外」為手段（當時許多患者早已手腳殘缺，被強行圈禁十多年，再威脅將之趕出院外，極度不德），逼迫無數病友接受新藥人體實驗，先選本省人，造成許多人肢體嚴重扭曲變形、增加截肢數量。院內用藥政策混亂，有一陣子，許多人受不了藥物實驗的痛苦，紛紛在房間大量儲存當時專治痲瘋病的DDS藥物，配酒自殺，也有上吊、跳河、絞死，各種方法，阿伯笑說﹕妳有看過自殺就像一個大流行一樣的嗎？

　　樂生院開設名目為醫療照護，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在醫療，只是在關，據阿伯的說法，就派幾個院民在門口幫忙叫名字，走進去，醫生也沒有聽診器或其它設備，就直接問你，「你要開什麼藥？」反正也只有碘酒、紅藥水、黃藥水和大家會領去燒柴點火、沒有療效的大風子油，最好的藥是阿斯匹靈，病人都把裡面的藥記清楚了，大家選喜歡的拿，護士則是摀著鼻子站在一邊。

　　樂生院從前關了許多壞手壞腳的年輕人，在裡面，受到社會嫌惡與醫院層層壓迫管制造成的自我恐懼，關進來的人，很多也不敢再出去，在裡面，禁止生育，一有懷孕，立刻追查是誰的孩子，全送去關禁閉。許多人同病相愛懷孕，害怕發現就偷吃引胎藥，往往胎沒打成，卻讓新生兒畸形，或是在院裡躲躲藏藏生下小孩，夜裡輔導員偶爾巡查，發現小孩，四處追捕，猶如豬仔，慘不忍睹。有一陣子，開設基督養育院，要是歸化為信徒，生下來的小孩就送過去，每年集體帶回來兩三次，大家就坐在大禮堂裡，指指點點，看台上第幾排第幾個是自己的小孩，過了一年長多高了，長什麼樣子，想起來，都是一陣陣不被當人看待的心酸。

　　鄭漢輝阿伯從高雄被抓來也40多年了，他說剛來的時候，就給你一雙筷子、一個大碗裝飯，一個小碗裝菜（但是看看阿伯雙手筆劃的尺寸，兩個碗其實都無比的小）、一個枕頭，一雙鞋子，就足夠了，當年餓死的也很多，有時候，一碗飯配一些鹽。阿伯的一隻眼睛因為生病已經看不見了，另一隻眼睛也萎縮，卻睜得大大的，萎縮的手指一邊拿著銼刀磨著指甲，看起來手似乎沒有什麼知覺了，動作很大力，講話也大大聲，還煮了一壺茶讓我們幾個小孩喝，「我以前很好玩耶！還在裡面作生意，殺豬殺牛的，早上2、3點就去中央市場買菜、買衣服回來賣。這裡也有幫人剪頭髮、縫衣服，也有開消費合作社。」說完阿伯自己都感到好笑，「作生意、討老婆都在裡面，沒回去過，沒回去過。十幾年前，有個跟我很好的，輔導員拿一根半個人高的大木棍一直痛打他，打得躲在床底下，後來受不了逼迫，拿出木工的刀子刺進輔導員的心臟，死了。結果就被關進監獄裡。」

　　阿伯現在也有一個老伴，他說是好朋友，就是大家都沒伴了，一起互相照顧、照顧。阿伯談起自己的小孩「有兩個小孩都是在菜市場做生意，一個作米粉、小菜那種，一個做火鍋，我也是很少過去，這種生意都是要講衛生的，被人看見不好。他們很乖，也都會來看我，小孩子只要心地好就好了。另一個男生，就被送到美國去了。有一年他有回來，別人通知我，說他到台北延平北路那邊，我就趕快坐車跑去偷偷看，長得真漂亮，在美國開西裝店，老婆也很漂亮。」「那你有沒有告訴他，你是他爸爸？」我問。阿伯眼睛紅紅的，沒有說話，看看旁邊，搖了搖頭。「說不定你兒子一輩子都在想他爸爸是誰？」我很不死心大聲地在阿伯的耳邊重複了好幾次，阿伯都沒有回答。

　　痲瘋病痛起來很痛，大家都說是從骨頭裡痛出來，神經末梢慢慢開始毀壞，就開始截肢，鼻梁塌陷、豁嘴、眼瞎、脫髮，在樂生院工作12年的警衛 Kin Jon一邊抽菸，一邊回憶起這12年的故事，在青年辦的樂生音樂節場外旁邊，顯得很傷感，「這裡就像我們原住民長大的村子，像部落的感覺，大家互相照顧，他╱她們對我也很好，常常會請我吃晚飯。第一天來上班，就有人在這旁邊上吊自殺，死了一個，嚇得我不敢睡覺，這種事常常有，半夜痛到哀哀叫，在地上滾來滾去，很多受不了痛自殺的。雖然10多年前才開始有藥，不過也還是一樣。有一次和一個老人去醫院截肢，我也跟進去，我問護士，『我要幫忙什麼？』護士說，『你讓他抓著就好。』那個阿伯就一直抓著我的袖子，緊緊抓著，不放手，他整片手掌都被鋸掉了，我在那裡看著，真的鋸子，我三天都吃不下飯。」


　　Kin Jon一直說，把這裡拆掉真的很可惜，這裡環境對老人遠比現代化的大樓好，很多人搬到那裡，老化的更快，慢慢的就不能走了，人被關在空調大樓一間間，慢慢就習慣了看電視，躺在床上。（他談起樂生也帶著一種這裡老人不時會透出的那種絕對地認命、悲哀的感覺）。這裡的自然環境很好，許多樹木都是院民自己種起來的，整塊地看起來都有生命，光是療養院門口就有好幾種不同樹種，森林環繞，還養了許多阿狗、阿貓，從前還有許多人養兔子、養雞、種菜。

　　院民都會說，在社會、國家遺棄他╱她們的時候，只有這塊樂生地，和他╱她們在一起，甚至連死，也都是死在裡面，樂生是塊傷心地，卻也是他╱她們唯一的家園。前幾年，捷運局來拆附近的房舍的時候，許多阿嬤、阿伯聽到，歪歪倒倒跑出來說要顧家，怪手就要挖到大家的靈骨塔旁邊，阿嬤、阿伯全部跪下來哭，對那些和他╱她們一起關了一輩子的老朋友牌位大聲叫喊︰「某某某，你快顯靈阿，人家都要把你的靈骨塔給挖開了。」一個手掌被整面截肢的老人，坐在電動代步車上，車前放著青年們給他的一朵粉紅色的花，他比劃著沒有指頭的兩手，奮力地告訴一群圍坐在他身邊的青年，「以前說是國家衛生把我們一關關了60年，現在說為了公共交通，就要把我們趕走，我比妳們還年輕就進來，也不嚮往什麼高樓大廈，這就是我的地方。」

　　樂生傳出要被迫拆遷的幾年，許多人試圖要和宗教團體聯繫尋求幫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長老教會與國內聲譽最旺╱財力最粗的慈濟，經過多年再三的請求，全部都回絕樂生，絲毫不予以協助，患者成立「台灣樂生保留自救會」。而成立「漢生人權侵害調查小組」之一的賴澤君說，「大家在電視鏡頭前看樂生自助會會長李添培，大概會覺得他相當勇敢、堅強，據理力爭，沒有人知道，他在背後有多吃苦，才從一個真的被社會看輕的病患，轉換成運動領袖，都七八十歲了，早上三、四點起來研讀法案，一直推動立法通過痲瘋病人補償條例。在去日本三次要求日本給與當時殖民患者國家賠償之後，李阿伯才真正地了解到，他╱她們是受害者，國家是加害者。很多樂生院民只敢談古蹟，不敢談人權，國家對他╱她們的戕害，不把院民當人，讓院民對爭取自己人權相當遲疑。」

　　情況好比新大樓的幾個老人，真的很努力地想告訴我，這樣就夠了，他╱她們沒有再不滿足，沒有像社會大眾說的不要臉，「靠國家吃，國家喝，還想出來拿什麼錢！」社會大眾都很會說話，他們也會對精障者說同樣的話，「你這種神經病，還想拿什麼錢！」國家虧欠的，都可以算了，就像過去人稱痲瘋病為「天刑」，中世紀歐洲認為痲瘋病為介於地獄與人間之處，是惡魔的疾病，1873年，挪威漢生博士發現痲瘋桿菌，此疾病才與惡魔附身的說法分離。到了現代，政府仍然長期用近似「消滅」的手段，對付這樣一個個有生命的人，還來了捷運局，要拆家園，蓋迴龍站，來了蔡家福要炒地皮，來了砂石業者，賣砂石，還有台北縣議員黃林玲玲，她說，「新莊市民七十多年來默默承受樂生療養院的漢生病患，從包容、接納到和睦相處，陳水扁總統應該要感謝新莊市民，陳總統既然向樂生療養院漢生病患道歉，更應該向新莊市民道歉。」惡語暴虐，砍進多少人心裡？

　　青春歲月，人肉鹹鹹，政府欺騙，攏唔免賠

　　依據「漢生人權侵害調查小組」的多年田野訪談與調查，戰後60年，對漢生病友人權、精神╱肢體迫害程度完全不亞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程度，政府無當行為包括︰男／女強制結紮／墮胎、社會污名、集中隔離、禁婚、新藥人體實驗、醫療失當、解除隔離卻仍然執行實質隔離、60年來毫無發展支持病患回歸社會的制度、老年照護不周、指導員控制等問題。早年強制收押患者監控，痲瘋病患帶著社會污名，又被指作靠國家白吃白喝，國家米菜錢貼補甚少，許多病者在院內，過度勞動賺取生活費，致使肢體殘廢與截肢更嚴重，再受到人體實驗，苦不堪言。

　　目前仍然有90位老人堅守在樂生院內（包括組合屋區），聲稱絕不搬走，呂德昌阿伯說，「希望永遠在地老化，就很歡喜，老灰阿，死要死在光榮的所在，不要乖乖地讓人抱走，不要躺在病床上給人抓，就連半分價值都沒有。住在新大樓，就等於二次隔離，沒廁所，都包尿布。我是會走路的，那比監獄還可怕。以前10幾個院長沒有黃龍德這麼大膽，其他都和院民很好，現在利益很大，一定不會放過我們。你們拿了30億補償金，花了10億蓋大樓，年節你拿200多萬獎金，從來連500、1000的加菜金都沒有給過我們，有的人拿8000塊，就逼他搬走，六個人抬一個。我要帶小板凳去立法院，一分一秒去給你抗爭，年紀那麼大，不怕死活！」之前其他青年訪問，他還說自己半夜會拿個小東西，當麥克風，練習抗議講話。

　　樂生院做為「在地老化」的聚落照護場域遠優於新大樓，齊備家庭式獨立宅所，庭院，和住宅連結的照護系統，與在地生活資源。醫界認為老人遷往現代病房空間，由於私人空間喪失，會造成自我辨識能力降低，自我決定能力與求生欲念衰退，將造成許多「臥病在床」自廢性症候群患者，1970年代以來研究顯示，老人對非自願型搬遷(relocation)之適應能力較低，容易造成心理╱身體上的困擾，如︰憂鬱、恐懼（阿嬤林卻在知道要拆的那天，心臟病發作兩次）、混亂與跌倒機率、死亡率上昇。而用捷運補償金蓋起的兩棟八層樓之醫療大樓，早被醫界評為喪失醫學倫理與人道關懷。

　　樂生院內有山坡、花叢、灌木、巨樹，原本被院方忽略照顧的陳舊三合院，都在近幾年青年聯盟團體幫忙下，回復原貌。院內一間間院民小屋，如同多數老人的房間，放著一些老舊卻乾乾淨淨的泡茶杯子、罐子、盒子、書畫、日常用品，老人在自己三合院內的院子走動、挑撿花葉、還有停放電動代步車的小蓬子，幾個人坐在戶外石椅上泡茶，就像日本的多磨全生園。

　　「你從我們這裡奪走了這麼多的東西，請你張開眼睛看一看，麻煩你了。」阿嬤周黃金涼說。

　　日本漢生病大使宮崎駿，在東京多磨的漢生院療養所寫了《全生園的燈火》，「沉默之中，漢生病以及要面對它的人們的紀錄，一字一句地攤在我們眼前；其中有著人類最為高貴的情操，也有社會最愚蠢的一面。對渾渾噩噩的眾生來說，恐怕沒有像全生園這樣，可以把超脫苦難的生命看得透徹的地方了。」宮崎駿《龍貓》中的廣大森林，就是以多磨東山村為背景所構想出的，2003年，宮崎駿見全生園房社破舊不堪，即捐了一千萬日幣，發起建造「人權森林公園」的構想。

　　聯合國衛生組織(WHO)之《2006-2010世界痲瘋病策略》，即支持樂生院類型的社區型態治療中心，並推動消除世界對痲瘋病的岐視，正視過往泯滅人權的人類共同歷史，除了多磨全生園改建成漢生病博物館以外，2001年日本雄本法院判決日本政府當年不當監禁患者屬重大違憲，每名病患約得到國家賠償金140萬日幣（約40萬新台幣）。美國國會在1980年，即將夏威夷痲瘋病患安置區(Kalaupapa)設為國家歷史公園，作為人權歷史教育之用，並讓所有該地居民於內安享晚年。英格蘭、西班牙、羅馬尼亞多國，皆保護當年痲瘋病安置區，確保老人能在其中安然渡過餘生。樂生院更應全區保留，建立紀念館，展示歷史，安護留下來的老人，並紀念可恥的國家暴力。

　　樂生院阿嬤周黃金涼在出席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的法庭說，「在這一年裡，透過很多人的話語，我才第一次了解到其實像我們這樣的人也是可以有人權的。我才終於知道，原來我也有資格說出希望像人一樣生活著、被對待著的話。」高樓起來了，苔戈消失了，他們幫老人包著尿布，都用空調大樓給裝起來，這樣的城市，我一點也不想住在這裡。革命、革命，關乎正義。用捷運工程與利益驅趕國家受難者，是可恥的。反對拆遷樂生院，支持全區保留，如果4月16日要拆倒樂生院，青年應該湧入，阻止國家暴力，60年的不當對待，國家違憲，應賠償受難者，政府嘴臉，何其難看。青年進入樂生院，保護巨樹、動物、以及樂生阿伯、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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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經原作者李靜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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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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