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龍瑛宗在台灣文壇出道的代表作，其內文反應了龍瑛宗作品的代表性特色：「龍瑛宗常有壓抑的被殖民者及客家人情結，後天的文學教育又受到法國、俄國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及日本感覺派文學的影響，加上處身於一九四O年代台灣經濟由農業經濟步向市鎮的、工商經濟，以及台灣人心靈遭受到皇民化和戰爭威脅的陰影，龍瑛宗的文學世界，乃是以日式教育知識份子的觀點，反映了日據末期在殖民統治及封建習俗深刻化的摧殘下，台灣人的衝突、挫敗與哀傷，檢視市民階級頹喪、陰鬱、灰暗的心靈層面和生活圖像，特別是對於台灣女性悲劇性的命運的悲憫觀照，其文學風格，突破了外象寫實的窠臼，注重心靈葛藤的寫實，融匯了現代主義個人式的內省與質疑，及感覺派纖細唯美的色彩，充分顯露出世紀末殖民地知識份子『美麗與哀愁』的思考角度。」1。本篇小說展現了當時日本殖民時期小資階層的生活，與台籍知識份子的苦悶。在此我想用後殖民的角度，來解析＜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試圖挖掘出後殖民主義觀點下的小說文本的意義。
一、 文本的地理環境書寫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以兩種敘事方式進行。一個是針對南部小鎮的外在地理環境進行描寫，一個則是針對人物的內心與人際關係的互動來寫，繼而使故事進行。由一個中學畢業受過日式教育的知識份子，為了工作來到小鎮，繼而一步步的因為生活的現實，沉淪於南國的風景當中。
由地理環境的描寫來看，龍瑛宗明顯的是藉著對於外部地理環境的描寫，來暗喻男主角陳有三個人所面對的社會處境。比如：
「街道污穢而陰暗，亭子腳的柱子熏得黑黑，被白蟻蛀蝕得即將傾倒。為著要遮蔽強烈的日曬，每間房子都張著上面書寫粗大店號——老合成、金泰和——的布蓬。/走進巷裡，並排的的房子更顯得髒兮兮地，因風雨而剝落的土角牆壁，狹窄地壓迫胸口，小路似乎因為曬不到太陽，濕濕地，孩子們隨處大小便的臭氣，與蒸發著的熱氣，混合而昇起。/通過街道，馬上就看到Ｍ制糖會社。一大片青青高高的甘蔗園，動也不動，高矗著煙囪的工廠的巨體，閃閃地映著白光。」2
這是對一個小鎮外部環境的描寫，是小說一開場陳有三初次踏上小鎮的印象。而這個印象，被區分成對比的兩種特性。對於日本帝國殖民下所建造出來的製糖會社，就是一個只有巨大的描寫的景物，大片的青與白光與煙囪、工廠。而對比著的則是台灣人聚落的街道細膩的髒污描寫。這其中透出了一個訊息，即是在暗喻當時日本殖民之下的台灣人過著並不進步與現代化的生活，而象徵日人統治的工廠卻是大片的美好。其實在此要用美好來形容製糖會社，會落入其他論者容易二元劃分討論的善惡與美醜的對比。其實在這裡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一點，當龍瑛宗細細的描繪台灣人的小陋髒污的同時，他並沒有對殖民者的建物做什麼細膩的描繪。他大可以針對工廠的進步啦、機器的運作，與建物的高大堅固、以及乾淨明亮來進行描寫。如此豈不更能對比出台灣人被殖民的苦痛嗎？但是龍不這麼做的用意，在於本篇小說整體結構雖然呈現了台灣的小資階層的被環境壓迫的虛無，但是小說重心還是聚焦在陳有三個人身上。也因此陳有三個人的體認與認知，才是環境書寫的主軸。所以殖民建築在這裡沒有被特別描寫，是因為對男主角陳有三來說，日本來所帶來的現代化的美好，是看上去很美的。他生活的環境與地方其實是台灣人的聚落。而他雖然接受了日本化的教育，但是他其實還是二等賤民，還是台灣人。所以殖民建物再美其實也與他無關。他只能看，只能期待，但實在是無法觸碰的。
所以龍在此並沒有對殖民建物做過多描寫，原因是要對比出這樣的印象。陳有三雖然比自己台灣人族群的地位或立場高了點，但是他與自己的族群並沒有什麼差別。反而這種能站在台灣人其外來看清自己族群生活在髒污卑下環境，卻又無法進入日人的美好環境，才深刻的是種悲哀。類似的環境對比在文中還有不少，舉此來說明這類的對比用意。
「西邊一帶是橘園丘陵地，在斜坡的盡頭，這個小鎮寒愴地蹲踞著。東邊是森嚴的山丘連亙著，深處便是中央山脈，有如巨獸露出藍灰色的脊樑，頂著蔚藍的天空。」3
龍瑛宗在故事進行到一個段落，陳有三去同事家拜訪被介紹婚姻之後，以此段開始了對於小鎮約莫一千字4的外部地理描寫。在這段描寫中，沒有提及小說人物的任何事，就只是針對環境書寫。整體的寫實筆觸下的結論是，小鎮因為交通地理環境與邊緣化而沒落。連帶的使當地居民的產業與生活都陷入了退化與封閉，而鄰鎮S庄則因為日本人的交通產業政策，取代了小鎮的地位而發達了起來。這段突兀的敘事插入的用意，在於龍想要突顯出台灣市鎮發展的一種歷史必然性。這其中有著複雜的面向。小鎮的沒落不但象徵著陳有三一個環境的限縮，他努力的唸書想要離開的一個因為時局而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衰弱環境，它同時也隱喻著台灣人的一種利用環境的價值觀。外來統治者也好、台灣人的利益趨向也好，都是因為著經濟力與都市的發展，而利用環境的資源、拋棄環境。一個地方利用完，就到下一個地方。這其中有著逐利與殖民的心態。不管外來統治者也好，台灣漢族也好，皆是如此。這個陰影籠罩在陳有三身上，他雖說是文藝青年，想上進，愛藝術，愛唸書，學哲學，但是台灣的環境無論是外來壓迫者的政策或是台灣人的生活，都是以錢為思考方式在利用環境的。所以龍引用方志的記述，談著小鎮的產業、小鎮如何因為政策發達、又如何因為日本人的來到而改變了地位，而大街上的人們的活動就是為了賺錢營生而奔走，沒有任何的書香人文的描寫。只有南國悶熱氣候下的木瓜、香蕉、檳榔的綠色南國風景。這是非常重要的成為陳有三的人生情境背景。他只能現在被外來殖民者與台灣人環境陷在小鎮中而無法離開，雖然他是很想離開。
而小說中外部描寫當中，有個無時不刻都會提到的，就是熱。悶熱的南國的氣候。陳有三在悶熱的南國夏日不斷的用功，努力的想要突破生活的困境，但是都沒有辦法。他如同眾多意象中的他的台灣人同胞一樣，在悶熱當中奮戰，活在夏日的熱當中。他藉著讀書、藉著對於更高深的知識的追求，而試圖來區分他自己與同胞的差異。他因為自己的學識而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而這個高人一等也並不是要明顯區分自己的國族認同，反而是經濟與地位上的自認為自己可以過更好的生活的一種想像與追求。然而當他在夏季熱當中的奮戰，到了南國的冬天，當天氣涼爽下來他可以更定下心來唸書，或規劃前程冷靜思考的時候，他反而：「在南國，一到這季節，腦袋變得冷靜，是讀書的好時期，但陳有三反而讀不進去，讀了一個鐘頭左右就會厭惡，茫然陷入空想。陳有三對讀書會感到倦怠，並不是因為同學廖清炎講了那些話所帶來的影響。而是這個小鎮的怠惰性格漸漸地滲入陳有三的肉體。正如南國威猛的太陽與豐富的大自然侵蝕了土人的文明一樣，這寂寞而懶惰的小鎮的空氣，開始對陳有三的意志產生風化作用。」5。
這裡用了一個倒反的陳述。如果說南國的熱讓小鎮的事物趨於緩慢，人們陷在無法流動的社會階級與現實當中，只好選擇物慾橫流的放縱自己不去思考未來，那麼陳有三應該就要更把握涼爽的氣候奮發向上。但是他並沒有。反而故事在這個階段，陳被邀去同事林杏南家住、遇見了他愛慕的林的女兒，以及開始被拉去酒家飲酒作樂。可以說某個程度來看是一個墮落的開始。反而正是在一個南國的冬天。這意味著陳有三並不是因為環境造成他的墮落，亦即不是因為他的能力或他的不上進或他的身分階級造成他無法過自在的生活，而是他的意志。他的意志不敢去挑戰社會既有的雙重規範：外來殖民者與台灣人情世故，而最後只有被捲入整個環境的洪流中。龍在此暗喻的是一個時代性黑暗的籠罩。像陳有三那樣的台籍中等知識份子無力也不想發動革命般的改變現狀。時間空間環境是如此僵化的讓陳有三看不到未來，而悶死在小鎮當中。這次的冬季與小說結尾林杏南發瘋的冬季，兩個冬季都是絕望的。墮落的一個開始，一個結束。而陳有三再也沒有未來。這是對於南國夏季熱的反比，也是個黑暗冷酷的預言。
二、 台灣人在殖民體制下的現代化認同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面藉由主角陳有三觸碰了幾個議題，這些議題背後呈現了台灣人被日本殖民下的一些價值觀與社會情境。這可以分兩個部分來看，一個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壓迫；一個是台灣內部文化的壓迫。而這兩者聚焦到主角陳有三身上，就使龍的文本呈現了有別於賴和、呂赫若等日本殖民時期作家的特色：一個在面對現代化下曖昧認同的台灣中等知識份子的困境。
以第一個部分來看，因為馬關條約，大清帝國將台澎割讓日本。日本據台實行殖民統治。在殖民統治之下，日本採取高壓統治與殖民同化政策。而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寫作背景時期，正好是太平洋戰爭之前還沒有推行皇民化運動的1937年的時候。所以從文本當中，常常一些敘述是台灣人還保有傳統習俗與生活模式的。比如：「雖年底已近，但小鎮這一點也沒有異樣。只因這兒使用陰曆。/元旦降臨了。/街上只有日本人家立著松竹，而本島人幾乎沒有人立它，且照常開店營業。」6。日本人的統治在龍的文中似乎看不見影子，但是在小說人物相互比較待遇的時候，就會在話語中不斷的呈現出日人的優越性。比如內地（日本）戶籍的職員薪水高六成，又有許多津貼。而陳有三的同事拼了命的想住到日本職員宿舍，因為環境與設備都較好。會講日語的就能得到比較好的待遇等。這些是日本殖民統治下明顯的差別待遇。而在龍的筆下，這些特權與優待遇到了台灣人的習俗與文化，比如買賣婚姻與傳宗接代的觀念，就會更突顯了經濟力扮演的重要性。尤其是主角陳有三接觸的是都市內的人，雖說日子過得窮困，但是比起鄉村的農民，已然無法相提並論。他們的生活環境其實比農民好，也比農民更有機會晉身更高的社會階層。但是在農業社會的觀念還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只要是成家的人都過著不致於餓死但是困苦、無餘錢可改善生活的狀況。也因此雖然身為二等國民，反而是這種市民街層的人會想要巴結與認同日人統治下的制度與價值觀。只有服從了才能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也能改善家庭的生活。也所以放眼在陳有三與其同事的角度來看，他們不必要像農民一般被警察欺凌甚至重稅活不下去，被逼造反。也沒有生活優渥到晉身上層階層，在議會或是文化場域內爭取台人與日人間的平等。他們只想過更好的日子，如此而已。所以在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人的習俗文化之下，陳有三等人既被生活的壓力限制了自身意志的自由。他們只能仰望著認同日人來改善環境，而認同的真的是日人的文化嗎？其實並不。認同的是日人因為殖民帶進台灣的現代化。
日本政府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奪取資源與商業交通上的利益。所以會引進現代化的機械設備，來改善台灣的社會環境。而被改善的部分是交通幹線，與都市的硬體設施，與工廠的機械設備，以及在台日人的生活起居等。這些現代化的部分，即使不用日人引進，在地的有錢台人富商也有能力引進。所以他們不容易因為日本人引進現代化而被混淆。對上層階層的台灣人來說，他們容易去分清楚日本的殖民統治伴隨而來的現代化並不是必然。那是進步，但也許台人自主自治也可以引進同樣的進步。而對於中下階層的人來說，特別是像陳有三這樣受過日本中學教育，又還未受過高等教育得以培養批判思考的中等知識份子來說，他會認同日本人所帶來的現代化的部分觀念與價值觀。比如他的同學會為了撐場面購置西裝，並膨風其價格。他們會設想在生活上、衣飾、服裝、語言，使用日本人的外來物，藉此滿足了自己可以不用置身於台灣人被統治下，因為資源的缺乏，而無能改善社會環境的落後。但是這並不代表陳有三等人實際上認同日本，想變成日本人的。在龍的敘事當中，有些部分還是在暗暗透出著殖民地人文與環境抵抗殖民者的概念。比如：「有一天晚上，有人深深的震撼了陳有三的心。…少女的旁邊有一個穿著黑衣服的微胖女人，大概是她的母親吧，叉著兩腿，蠕蠕咀嚼著檳榔。/陳有三感到熱熱的醉意，莫可名狀的感情癢癢地搔動身體。/她奏的曲子是中國古代的悲歌吧。那幽婉的旋律微微震盪心弦。陳有三的腳跟被遙遠而分辨不出喜悅或是哀愁的感情與空想之波浪衝擊著。」7。
這是一個台灣傳統的意象，就在陳有三穿著日本浴衣逛街，懷著優越感看著自己的同胞的時候。這段敘事的出現就是反殖民的一種展現。如果作者真有意讓陳有三認同日本因為殖民所引進的現代化價值觀，那麼就不會以一個傳統的意象來震撼陳有三，來讓他感受到了某種他在生活中苦苦追求不到的美。而這樣的美也延續到後面陳有三愛上了林杏南的女兒。文本前面提到陳有三與同事都嚮往能娶得日本嬌妻，或是當日人養子，能過得好日子。正如法農曾描寫過的：「白男對混血女示愛的那天，必然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受到承認，整合到一個似乎難以理解的團體中。心理的貶值，這種萎縮感及其後果，通向明澈的不可能，這些情形都消失了。很快地，混血女從奴隸的行列進入到主人的行列中…/她在自己過度被補償的行為中被承認，她不再是那個想變白的女人，她就是白人。她進入了白人的世界。」8
文本先前就提過陳有三因為不想被日人叫狸仔，而盡力將日文說好。這很像法農提到的混血女想變白的做法。但是縱使努力的想獲得殖民者認同，其實只是一相情願的。這期間只能依殖民者的方式：通婚，才能得到一個被認同的地位。而龍在文本中並沒有設計讓陳有三如願以償的娶得日本嬌妻，而讓小說快樂的結尾，以符合日本政府對於文學的要求，可以達到日台親善的美意。龍反而是設計讓陳有三愛上一個純之又純，老爸還不是好人的台灣女子，而將陳有三拉入了現實必須面臨傳統因買賣而娶不到心愛女子，而墮落的悲慘故事中。所以龍在此是以抵抗的方式，讓陳有三變成一個悲劇人物。他利用了人性與社會的衝突，沒有明著高喊抵抗，卻用情節透出了台灣人在面對日本人統治下最後只有悲劇的結尾。其中最真實也最讓人感到無力的是，台灣人因為著人性自私的卑劣，無能面對殖民的的壓迫起身而反抗，只能屈從在殖民者引進的現代化的糖衣下，催眠自己有天能夢想過著與日人依樣美好的現代工業化下的都市生活，結果還是只能被無法改善的台灣社會傳統陋習給困死。台灣人永遠只能當次等國民，而看不見希望。
三、 困境：被殖民者下的女性地位
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當中，有一個大部分提到的是女性的地位。女性在台灣社會當中可以說像是史碧娃克提出的『性別化的賤民』（gendered subaltern）。如果說台灣人是次等國民，是賤民。那台灣女人就是更次之次的賤民。她們只是台灣傳統社會父權體制下的商品與奴隸，是可以因為價格而被買賣的。龍瑛宗在本篇並沒有特別的針對女性悲慘遭遇去進行探討，主要還是放在同事因招贅來對比陳有三沒錢娶不成林杏南女兒的象徵上。兩個因為買賣嫁娶，都是非自主的決定了自己的未來。這後面扣著陳有三一直想抗拒的早婚的觀念，其實也正好是對於台灣人的一個認同混淆的一個模糊地帶進行批判。
某個角度來說，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大清帝國因為海禁與禁止眷屬來台的政策，加上漢人移民對於台灣原住民討伐同化，所以通婚與文化習俗，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多重影響融合，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特質。偏偏大清帝國對於台灣的統治政策，是視之邊陲放任自理，直至割讓給日本的前幾年，才全力的讓台灣現代化。所以中國的統治，尤其是漢人開墾者所發展出的社會模式，就十分的具有移民社會初期的草莽性格。凡事皆以利益導向為主。而台灣雖然資源豐富，農業收穫高，但是因為長年的民亂與清代官方的高壓統治，又延襲到日本人據台，可以說台灣社會從沒有機會建立一個有秩序且具現代化，特別是本土意識的教育與發展的政權。台灣因為歷經眾多外來統治者，甚至無從建立國家。所以當一個國家所能具有的國族認同的建立尚不完備，台灣人能夠發展與突破的，在日本殖民時期那當時，就是與文化差異頗大的日本殖民統治相對抗。而對抗日本殖民者，最多也只能做到如法農說的，最優先且初步的對抗明確的目標：殖民者。而被殖民社會的內部問題，則必須留到殖民者走了之後，內部的階級、性別、種族問題，才能夠來慢慢解決。
所以女性問題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當中看似無解，在同一時期作家例如呂赫若等人的作品當中，也看不見曙光。這成了文本當中不明顯，但也十分深刻的悲哀。而龍有意無意的藉由這樣的悲哀，來強化陳有三的悲劇性。他既然是個人主義者，不屑與一般台灣人為伍。但面對台灣人的陋習，特別是自己愛慕的對象，竟然也只能看眼睜睜的看她為了錢嫁與他人當妾。身為次等賤民的男性還無能掌握更次等的台灣女性的命運，那就是比他自己瞧不起的台灣民眾更卑賤了。也所以這種無能為力的空虛，只能讓陳有三在悶熱的南國，自我放逐。
四、結語：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被認為是討論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被『同化』問題的代表作。其實我倒不這樣看。以後殖民的立場來解析文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作者利用隱喻的手法與敘事情節的鋪陳，是在抵抗帝國的殖民統治。之所以會有同化的心態與情節，是因為展現在當時的都市小資階層當中，的確會有同化的舉動。而他們的會想要與日人同化，並不是因為心甘情願的信仰日人的文化，而是日本人帶進台灣的現代化的進步科技與經濟建設。對於不去批判思考的台灣人來說，他們也許會將日本人帶來的現代化發展與日本就是進步的象徵劃作等號。就像阿瑪杜˙庫忽瑪在《等待野獸投票》描寫的，非洲裸人捨棄自己的裸露文化穿上法國人的軍服，是因為這樣可以有薪水拿，有好日子過，以及吸引女人投懷送抱。他們真的認同法國文化文明嗎？其實並不，而只是被表象的事物所迷惑，看不見真實。而龍瑛宗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面，雖以小說人物展現了同化的慾望，但他更多的目的是為了突顯這樣的悲劇性。而整個充滿木瓜樹形象的南國，也正是殖民地本身的象徵。某個角度來說，它是墮落的象徵，是黑洞，是無底洞。而它同時不也正是對於日本殖民的抵抗？日本殖民如果真是那麼好，那麼就能拯救台灣人遠離落後與墮落。陳有三，一個受到日本中學教育，並在日本殖民政府公部門上班的上進青年，就不會放棄自己的未來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起墮落了。
而龍瑛宗不但質疑著日本殖民的假象，他同時也走得更遠的質疑了一個內部殖民的問題。就是如果沒有外來的殖民者，當台灣人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國家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其實龍瑛宗巧妙的藉由陳有三反映了一件事。當陳有三與他的同事們並沒有像其他作家的小說中努力對抗日人粗暴的殖民統治的同時，龍的小說人物在做什麼？在以個人主義來試圖解決存在於台灣社會當中的落後與腐敗的文化與觀念。當然龍所提出來的藝術或是哲學的觀點，都還是有著普遍主義式的源自於西方社會的追求個人自由的價值觀。這可能也會是如同法農提到的問題。法農問，如果西方的女性主義引入阿爾及利亞試圖解放女性，而這是否會侵犯了阿爾及利亞人的自決權利？雖然克利斯特娃對於這點還是主張世界應該要跨國界的，有對於人權與女權上的自由價值觀。但是克氏的說法也難免會被人質疑說，她的普遍價值也是來自於第一世界的殘留意識，並不是真正的全球化的思維。所以龍瑛宗並沒有以當時西方進步的思想試圖來說些什麼，替台灣女性爭權力。他反而是採取如同法國作家左拉的自然主義式的寫法，將女性的悲慘細膩的描寫出來。他以個人主義對抗世界的殖民者的，以及人性的醜惡，這一切的罪。這是我們可以從龍瑛宗身上得到的。
注：
1、 引用自張恒豪＜纖美與哀愁－－龍瑛宗集序＞。
2、 引自《龍瑛宗集》，頁13。
3、 引自《龍瑛宗集》，頁36。
4、 參見《龍瑛宗集》，頁36至38。
5、 引自《龍瑛宗集》，頁49。
6、 引自《龍瑛宗集》，頁44。
7、 引自《龍瑛宗集》，頁39。
8、 引自《黑皮膚˙白面具》，頁122。
引用書目：
《龍瑛宗集》，龍瑛宗著，張恒豪編，前衛，台北市，1990，初版。
《黑皮膚˙白面具》，弗朗茲˙法農著，陳瑞樺譯，心靈工坊文化，台北市，2005，初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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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t-Colonial Critics: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Gayatri Spivak著，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90。
《統治菁英、中產階級與平民－人類的成長與生存》賀希費德著，蘇付伊、丁庭宇譯，台北：桂冠，1987，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