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山冷月

『一個人的個性，要從日常生活的態度和持續不斷的作為來判斷，而不是靠一生裡完成的幾件大事來說明。』

～～摘自《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最先發現SARS病毒並為之捐軀的傑出醫生》P.167



雖然是主任塞給我們的作業，不過這位醫師的照片看起來也蠻可親的，沒有擺什麼高級知識份子的姿態，於是也欣然地把這本書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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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 left to speak up for me (Time, 1989 version)

已經無人替我出聲 (時代雜誌 1989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十週年紀念版本)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他們先對付阿共仔，我沒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後來他們對付猶太人，我沒出聲因為我也不是猶太人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然後他們對付天主教徒，我沒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for me.

現在他們來對付我，事到如今已經無人替我出聲了


Rev. Martin Niemoller, 1945

2006-9-17 （作者：張維嘉 民進黨新潮流前總幹事）



專制體制的特徵，除武力及言論思想的鉗制之外，最神奇的就是「造神運動」。

中國古代稱專制帝王為「天子」，目的在於樹立統治權威並豊富其正當性。

孔丘及其門徒，尤其是環繞帝王左右的儒家官僚，是當時造神運動之集大成者。他們所細心研究並使之綿延兩千年的一套宮廷禮儀，就是造神運動的結晶。

帝王高高在上，俯視群臣。朝會時，群臣一邊行跪叩禮，一邊三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給帝王的建議書，稱為奏章。起始必須空格。皇帝的名諱也必須避免。死時加上的名號，可以達二、三十個字。接昭書必須跪著。稱「吾皇」時，一定抱拳表示敬意。帝王則自稱「朕」。


西方君主在造神方面遠遜於中國，因為他們沒有孔丘，所以宮廷禮儀，僅顯示敬意。碰到君王也只單膝跪地。帝王坐的只稍高一點，只有皇宮豪華氣派。除了「君權神授」之說詞外，稱不上造神，他們只依恃武力統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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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其南（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歷史上即使是一些處於絕對弱勢的農民在絕對不公平的封建時代也會不顧性命起來叛亂，而近代世界中依賴資本家僱用維生的工人也曾起來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今天在處於資訊時代的台灣，媒體集團其實有點類似歷史上的地主與資本家，而閱聽人的地位就像工農無產階級，社會的主要矛盾很自然的也會沿著資訊文化的生產和消費軸線發展。


台灣媒體集團的優勢地位，不僅有經濟市場基礎，還有公權力與國家政府的保障。而閱聽者的權利與角色則經常被壓縮，尤其是中南部的基層民眾，他們甚至常被貶為「不識字又沒衛生」，嚼檳榔穿拖鞋，最近更常被拿來對照穿紅衣倒扁的「布爾喬亞」階層。可是我們卻看到這些穿著破舊帶著污泥「農鞋」（梵谷的畫）的民眾才是真正代表這塊土地的良心，至於自我炫耀著命運交響曲和「納斯卡線」的中產階級也許人多勢眾，卻更像是這塊土地上的異邦人。歷史與政治學教科書會告訴我們，類似這種文化上的差別意識如果超過了可以忍受的限度，來自底層的反抗就會自然獲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參看斯考特《農民的道德經濟》）。這種叛亂最後可能還是敵不過都市精英媒體集團和國家公權力的鎮壓，但以往左派知識份子和良心學者大多還是選擇替弱者發聲。


台灣的媒體霸權，基本上是資本家、封建主義、黨派與族群階級意識的集結所構成，他們游走於資本營利、文化美名和政治權力之間，無往不利，富可敵國，且力抗公權。在這樣的結構中，處於邊緣的鄉村基層民眾往往連說話的能力和機會都被剝奪，更不用說要求新聞傳播的公平正義，因為他們之間的「文化資本」落差太大。陳師孟曾經舉了一個很尖銳的事實說明這種差異，民進黨的領導者他們的父親幾乎是沒有名字的，不像國親政治人物的「家學淵源」。根據這個邏輯，台灣人自然比較沒有文化，甚至連國語都講不好，因此被認為執政能力不足，當總統的資格也不夠。領導者如此，下層民眾更不用說。這種落差原因很多，最主要是在戒嚴時期執政階層就以政治優勢強制建立其文化資本優勢。例如以北京話作為教育文化的唯一專用國語，地方母語被完全壓抑消除。這就表示有人還沒出生，其文化資本和能力已被命定，其效應普遍反映在文化、藝術、資訊和媒體的職業競爭中，像這次倒扁陣營中的記者、編輯、廣告人、演藝界、文化界代表人物。

台灣的問題癥結不在族群、統獨、清廉貪瀆，或倒扁挺扁，事實上可總結為一種「文化戰爭」，是一種透過媒體文化傳播所構成的政治意識形態之爭，且被巧妙地包裝在風格、流行、口辭和影像符號中。媒體不再是「媒介」，而是大量生產和擴散意識形態立場的主體。


新聞自由應是為人民所擁有，並不是上帝賜給媒體獨占的天賦特權，更非媒體人可以自我維護伸張。當媒體本身已經失去其公正性，公信力也逐漸被自己透支掏空時，人民所賦予的新聞自由保護傘就自然失去其效用。

跟朋友哈啦時，如果有人問到：「你是哪裡人？」我通常會請對方猜猜看：「你覺得我是哪裡人呢？」在大家亂猜一通完畢之後，我會回答：「我雖然住在台北，但我是雲林人。」我解釋：「其實我爸媽都是雲林人，他們婚後才到台北定居，我們逢年過節都還是會回雲林的阿公阿媽家。」

多年來我一直不願意直接說「我是台北人」，如果我跟別人說我住台北，接著一定會再說明我的家鄉其實在雲林縣。


最近剛好有人問起這個問題，在聽完我的回答之後，她期待地問：「所以你對雲林很熟囉！下次大家去雲林玩就找你帶路啦！」

我不好意思地抓抓頭說：「其實我對雲林很不熟，根本不認得路。」


朋友：「那…所以是你小時候在雲林住過一段時間囉？」

我：「也沒有，其實已經沒什麼印象了。在上幼稚園以前，好像割稻子的時候會跟著媽媽回去住幾個月。」


另一個朋友開口說：「那你就是台北人啊！」

我說：「可是我們家還是保留莊稼人的氣質啊，而且我家附近從外縣市過來人口很多，所以我並不像台北人！」


朋友又說：「我雖然在台北長大，還念小學之後才搬去台南，可是每次跟別人介紹時，我還是都跟別人說我是台南人。」

原先提問的朋友也說：「我也都說我是台北人，不會說是南投埔里人。」


我聽到自己心裡在抗議：「我才不是台北人！」卻啞口無言。

原來，我一直厭惡當個台北人，但是當個「台北人」是可恥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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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合理化的動物—凱達格蘭大道的省思》（作者：劉進興）

親愛的朋友


你問我，意見多多，最近怎麼都沒聲音？
難道不贊成七一五宣言？不支持倒扁嗎？

親愛的，我的心裡聒噪不休，
是我的憂傷，讓我無法言語。

七一五學者發表宣言時，我認為是理念的辯論，應該尊重。
有人質疑阿扁下台的後果，學者說不是他們的責任。
我也沒意見。畢竟學者只是講話，又沒有行動強迫。

後來部分宣言發起人與施明德結合，發起倒扁運動。
我就開始注意，運動的本質，及對民主發展的影響。

提早下台的唯一條件

有沒有政績，有沒有腐化，下次選舉就見真章。
親信違法，駙馬內線交易，自然會有歷史評價。
要總統提早下台，我看只有幾種理由：
法律規定的，內亂與外患，當然下台。
政治性的，放棄台灣主權，也該下台。

除此之外，我不認為應該提早下台。
阿扁政府的政績遠比媒體呈現的多，甚至也比阿扁自己知道的多。
社會安全網，金融改革，南北資源分配，雪隧，高鐵。
都是影響深遠的政績。
但阿扁缺乏宏觀架構，無力詮釋，更無法精神領導。
沒有視野，只會影響他的歷史地位，無須為此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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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意外地在一個新認識的朋友臉上，發現熟悉的笑容，那是很多年前認識的一個朋友臉上也有的笑容。

說是笑，其實又有點像是苦笑，五官都有點向臉中央皺起來的傾向，嘴唇都是鮮紅厚厚地卻又不闊，講話的聲音一樣都很宏亮。

不曉得她去哪裡了呢？ 是不是又去國外流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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