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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風災至今剛好滿月，除了政府啟動災難心理衛生機制，專業組織或學術機構、民間與志工團體亦積極投入災區服務。此時此刻，我們還是有必要來進一步反思，這些種種努力或處遇到底做對了沒？或許，社區心理學的觀點可以提供風災復原一個全新視野，以其能跳脫傳統服務的思維與框架，逐漸朝向關注環境影響與社會改變的方向發展

莫拉克風災之社區心理學意涵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09/09/12)


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至今已屆滿一個月，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災後立即啟動災難心理衛生(DMH)機制，提供災民及救災人員心理支持及心靈重建服務。這些日子來，相關單位、專業人員或志工們所付出的日夜辛勞是值得各界肯定的。然而，我們還是要進一步反思，災區民眾實際求助的比例為多少？是否有獲得實質的撫慰？在這過程，專業是不是存在一些的迷思或盲點？畢竟，從災難(Disasters)事件的本質來看，此次88風災(或土石流)並不等同於十年前的921地震，災難心理衛生之第一現場處遇或社區復原(community & regional resilience)方向也是迴異以「病人」或「學生」為中心(例如個人或團體之短期心理諮商或長期心理治療，甚至被迫服用精神藥物等)的服務。況且，就「生命歷程」(life-span)觀之，災難可算是一種發展性的挑戰，而不是致病性的威脅。

從官方公佈相關服務數據來看，經過多年來的努力，仍然沒有跳脫「醫療模式」的思維與框架，例如派遣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專業人員進駐各收容、安置處所及社區醫療站，提供定點或巡迴之一般醫療及心理衛生服務，並進行篩檢「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之高危險群民眾。這些事後補救或負向聚焦的傳統服務方式，很難看出有真正考量不同受災地區、文化或民眾群體的主體性、需求狀況、求助習慣，而且輕忽最重要的社會結構或系統成因(social determinants)。由於國內至今尚未建立有符合本土民情的颱風或土石流之社區心理介入模式，導致多數心理衛生相關專業者僅依據先前信奉的理論知識或有限實務經驗來進行規劃或執行。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且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裡，PTSD是否客觀事實存在(因專業所知有限或不熟悉而錯誤解讀災民正常的情緒反應)，這仍是令人存疑的。

除了民間與志工團體(NGO)之外，國內各大心理衛生相關專業組織或學術機構皆積極投入災區各項服務，其助人熱忱令人敬佩。但也許大家長年習慣待在療養院、醫院、自行開業或學校服務之緣故，比較沒有機會從事大規模的社區災難心理衛生工作，或鮮少參加相關專業訓練，亦較無置身在不同文化(語言)、種族、社會階層等情境之經驗。在這樣身心都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之下，大家就急於湧進第一線的災區服務，無不混身解數，想盡辦法擠上「創傷旅遊」(trauma tourism)的班車，相對也衍生出許多的亂象與倫理問題。我們在面對如此巨大的天然災害與傷亡事件，為了掌握更多的需求事實(reality)與相關資訊，還是須要有審慎的事前評估與規劃籌備(preparedness)才行，否則很容易遭遇專業服務上的挫折與不必要的心力損耗(burnout)。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大家做的事情太具一致性，彼此重疊性高，容易產生專業競爭較量之情事，也可能造成災民需一再地跟不同的人來講述相同的故事，就像被逼迫參加「show and tell」的活動一般。

目前，行政院宣佈已經完成救災慰助階段性任務，並正式全面展開災區重建工作。有關災民心理重建服務的中長程規劃方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表示將分別從關懷訪視、心理專業諮商、自殺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高危險群社區追蹤、臨床醫療服務、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災難心理衛生教材編製等。然而，這些政策規劃與專業發展方向，多數將焦點放在「個人」取向，並不是先前揭櫫「多面向」及「整體性」的災難心理衛生重建工作模式，並且是與國際趨勢背道而馳的。未來，隨著全球暖化、極端氣候的時代來臨，我們心理衛生相關專業或助人者在面對未知、不確定、常態化之自然災害時，應該更有謙卑與宏觀視野才行，並從大處著眼及系統性的介入，長期耕耘(不急就章或炒短線)，強化心理危機管理與預防機制(防災重於救災)，以及平時就建立跨領域專業與在地組織的合作關係等。

由以上各項探討，我們可以清楚理解在此關鍵時刻，台灣災難心理衛生工作需要一個全新視野，筆者將從社區心理學(Community Psychology)相關策略與方式，提供下列對於風災復原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預防重於治療：

根據消防署「防災知識網」之資料指出，「颱風」是目前威脅台灣最嚴重的天然災害，平均每年遭侵襲3~4次，7~9月為主要季節。因此，我們需要做好更前端的預防準備，而不是每次等到發生重大災害時，再花費大筆經費來做事後的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預防」與「治療」之最大差異，主要是可以利用科學方法，有效地找出未來會受到重大自然災害影響的可能對象(尤其居住在易致災或災害高潛勢地區之弱勢族群)，心理衛生相關專業者可以進一步協助這些民眾do something(例如擬訂與演練避難計畫、增強或拓展親友支持網絡、隨時保持身心健康狀況、對未來懷抱希望與樂觀等保護因子)，以增加其因應非預期性危機或失落事件之個人心理強度或韌性，不要讓災區民眾每次都要淪落到「心理急救」的地步。

二、生態觀點：

環境會明顯影響到人類的行為，以及讓人們的生活與適應產生重大的改變，所以社區心理學非常強調不同層面的影響因素與介入方式，尤其是鉅觀系統(macrosystem)方面。此次風災造成諸多鄉鎮地區的房屋損毀、家電或車子泡水、農田或魚塭流失等狀況，不少災民面臨經濟財產巨大損失，甚至有人一輩子都很難再翻身，亟待整體家園、產業與維生系統的重建。因此，這不是個人層面或醫療模式的介入就能解決，而是要從「生態系統」(ecosystems)的角度切入。目前，聽聞政府有意結合國內百家企業力量，建立「三生一體」(生態、生活與生產)的示範社區或環保聚落，如能真正落實的話，相信這會是災區重生與資源循環(cycling of resource)的一個重要轉機。

三、諮詢(consultation)

「諮詢」是一種間接且合作的協助服務，對象包括老師、家長、民間機構或團體等。在學校諮詢方面，這次風災對兒童群體也產生不小的衝擊，根據教育部統計結果，85名學生失蹤或死亡，13所國中小學需要易地或原地重建，預估將有千餘位學生受到影響(例如轉學壓力或新環境適應、課程銜接、寄宿問題等)，而且最長有2~3年之久。由於學校系統有其特殊性，外來的專業者很難在短時間做適當的介入，再者如果直接取代輔導老師或班級導師的角色，將不利於整體校園組織的復原能力。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諮詢服務歷程，提昇行政人員與老師之災難應變或危機處置的能力，以及發揮支持學生的角色與功能。

四、社會支持：

每個社區(或部落)的民眾在面對環境壓力事件方式或其社會支持網絡(social support networks)皆會是不一樣的。例如，據媒體報導，桃源鄉梅山村有一位瑞士籍天主教的賈斯德神父，他會說流利的布農族語，並且在當地傳教20多年，深受當地民眾信賴。在這次風災之後，賈神父就扮演不少撫慰人心的功能。真的，當許多專業者平日都不願意去的深山部落，宗教與靈性就是民眾最佳的自然或非正式(natural or informal helper)協助者，這種在地化的求助型式，也是最珍貴的社區資產(asset)。因此，我們心理衛生相關外部的專業者(outsiders)不應只是聚焦在災難事件的負向反應，或許可以換個角度去發掘隱身在民眾周遭的「生命貴人」，並且去肯定與增大其影響層面或範圍。這樣也許對災區民眾的幫助更大。

五、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簡單來說，「社區意識」(McMillan, 1976)就是某一群體居民所共同產生的社會凝聚與情緒連結之感覺。在美國卡崔娜風災中，也有針對此概念做進一步探討，並且協助災民在新的居住地、安置場所或原先居住的受災鄰里，嘗試重新建立起社區意識，以提供做為其社區介入的參考。這次莫拉克風災，亦造成國內40幾個村落的破壞，如果未來真的需要到遷村的地步，實應仔細評估其對災民的短期與長期心理發展之影響。在許多地區的居民一直有著「安土重遷」(place attachment)的想法(世居在此而不願離開)，也因為有這麼深的情感依附，可以讓他(她)們安然渡過無數次的環境威脅或挑戰。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我們心理衛生相關專業除了將重心放在安置中心的「機構式」服務之外，也能夠開始嘗試朝向「以地方為基礎」(place-based interventions)的服務模式發展。

六、賦能(empowerment)：

「賦能」(Rappaport, 1981)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社區工作取向，透過不同層面的介入，並擴大民眾參與及自決(self-determining)、自主(autonomy)的可能性，將可有效提昇個人安適、組織功能與社區生活品質。簡單來說，就是讓人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增加對生命的控制感，甚至可以改變整個世界。有時候，專業的介入反而會更強化服務對象的無力與依賴感。以這次風災地區為例，目前已陸續自發性地成立小林村自救會、小林平埔文化重建委員會、八八原住民重建委員會、新開部落莫拉克重建會等組織，並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除了爭取災民權益、監督政府救災效率或凝聚族人向心與共識，未來更有可能參與政府推動重建工作之決策過程。這樣在地組織的自發力量是令人十分珍惜與尊敬的，我們心理衛生相關專業可以去思考能夠從旁協助或激勵些什麼，讓其發揮更大的功能與影響力。

七、跨領域協力合作(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專業分工與證照化的過程，往往阻礙橫向的跨領域合作(尤其是不同性質的在地機構或宗教團體)，或是距離民眾愈來愈遠。這次在災區服務所衍生的種種專業的亂象或問題，其實也是跟先前的專業發展狀況有關。也許，經過這場災難，應該會有一些覺悟才是，任何災難心理衛生工作皆不是單一專業可以主導或勝任的，也不是誰整合誰、誰order誰、誰督導誰，唯有各方在對等的關係之下，以民眾服務需求為共同努力目標，並且貢獻其不同特性的專業服務內涵，這樣的專業正向發展方向才有可能是災民之福。再者，外來的專業組織或其個人比較適合與在地相關機構共同進行災區服務工作(或僅成為其中的一員)，這樣才會讓服務能夠永續提供下去，有一天要撤離時，也不會造成災民的二度傷害。

八、倡導(advocacy)：

「倡導」可針對個人、家庭、學校、社區、政府、社會等不同層面來進行的，但社區心理學還是主要在公共政策與社會環境的改變。以這此風災為例，我們心理衛生相關專業能夠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倡導的對象包括政府官員、民間機構或社區領袖、新聞媒體與社會大眾，以喚起其對災區民眾心理健康狀況之察覺或關注程度，甚至是文化保存(平埔族公廨與夜祭、原住民祖靈與宗教)、國土復育、環境永續等議題，並逐漸成為一股社會壓力或具體的改變行動，為災區民眾謀求最大的福祉。

九、社會正義：

誰也料想不到，一場風災刮出了南北失衡、城鄉差異、貧富不均、資源(訊)不對等(resource inequities)等存在已久的「社會差距」(social disparities)，所以災難事件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才是值得我們心理衛生相關專業去關注並研擬解決之道。遠在上世紀初(1920)，Samuel Prince學者就提出「災難」與「社會改變」相互關聯的理論架構。綜觀來看，社會正義的伸張也是災難經驗中的一個重要面向，甚至是一個結果。這場莫拉克風災(focusing event)，憾動了全國人心，久久不能平息，此相對也凸顯了台灣邊陲(edge)地帶民眾長久以來所遭遇困境與不平等，我們需要還給他(她)們一個公道與幸福。畢竟，每位民眾不因其居住地區、種族與社經位階，都能同樣享有生命安全、財產保障、快樂幸福等基本生活條件與品質。


結語：

經歷如此慘痛的風災，我們更能深刻體會大自然的力量與生命的無常，心理衛生相關領域專業者也應該超脫僅從個人或疾病的角度來詮釋災難事件，並開始正視社會環境對人類心理的衝擊與中介影響(Dohrenwend, 1978)。期望未來有一天，能夠從「災難協助」的窠臼，逐漸發展到「倡導」、「社會改變」及「公平正義」(Anderson, 2008)等方面，甚至進一步帶動整個政府改造或專業變革。






◎相關之研究成果、實務模式及議題分析，可參考以下網址：

1.台灣社區心理學資訊網 (Community Psychology TW)
http://compsy.idv.tw

2.風災心理復原之新思維：社會脈絡取向 (2009/08/16)
http://blog.roodo.com/compsy/archives/9768055.html

3.面對自然災害，心理學家可以做些什麼？ (2008/06/04)
http://blog.roodo.com/compsy/archives/6132713.html

4.對抗全球暖化，心理學家能夠做些什麼？ (2007/04/15)
http://blog.roodo.com/compsy/archives/3010533.html

5.社區心理學之本土開展與未來方向 (2005/11/19)
http://compsy.idv.tw/papers/cga001.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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