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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精神病患貼標籤、污名化公平嗎？ 』
---以社區心理學觀點出發
最近閱讀2008年5月號讀者文摘雜誌的一篇『慈母心』文章，描述作者的母親因情緒不穩被視為精神疾病，在1950年代法律規範下被關入精神病院長達9年，失去自由、婚姻、家庭、子女的事實，深深體受到精神病患污名化的可怕影響。目前從報章媒體報導及社區互動中，也不難常感受到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標籤，負面形象烙印於大眾心裡，認為病患會危急安全，造成社區生活混亂、不安，尤其在發生社會事件時，以『又是精神疾病惹的禍』『罹患精神疾病』的標籤更為聳動，但實際上，大多數慢性精神病患會產生社會退縮行為，精神病患與一般人危害社會安全比例，並無顯著差異，把精神病患視同隱形的「暴力分子」，對精神疾病充滿恐懼與不解，真是誤解精神病患甚深。而這些汙名與標籤化效應，使大家對精神疾病採取排斥立場，未能全盤瞭解，這對精神病患是公平的嗎？這些是否也讓精神病患陷於孤立，宣判無期徒刑地難以回歸社會，擁有正常職業、婚姻、感情生活，也更無法復原或自我賦權生活著呢？以下個人就對精神疾病提出一些觀點與看法：
（一）以綜觀生態學角度來看待『健康』，巨觀得知健康是指整個生態環境的平衡與安適，因此任何異常、偏差或『疾病』，會顯現在個人、群體、體制、其他物種或環境的『不健康現象』上。所以，精神疾病的發生，絕非單一事件或個體異常或偏差造成，而是整體生態環境歷程的發展。且再社區心理健康運動萌芽時，Albee、Hobbs等領導者也說：心理疾病「不是個人私人的不幸，而是社會的、倫理的、道德的問題，是整個社區的責任。」因而在符合生態學最重要的隱喻精神下，『要經由對環境評估、觀察，以瞭解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影響，透過環境重新掌握，來增進人類福祉。』，這些均提醒我們要預防精神疾病的發生，須改善危害社區生態脈絡因素，先從心理健康初級預防著手。
（二）社區心理學認為正常得生活是像一場肥皂劇，充滿許多各項問題的發生與盛行，如：物質濫用、犯罪與犯罪受害者、兒童及青少年困擾、醫療問題與慢性病、災難、婚姻與教養問題、離婚、經濟困窘與失業、孤獨等社會現象，因此，要將精神疾病視為一個生活事件的流行病學，而並非疾病的觀念。而且在Dohrenwend Model也指出生活事件的壓力，會透過環境和個人脆弱性中介變項，產生心理病理『成長、心理疾病或回復到之前生活』三方面的變化。另George Albee（1982）提出壓力弱質（stress-diathesis）模式，也指出生活事件壓力、生理脆弱性，會引發心理健康問題，慢性壓力主要來自於貧窮、歧視、種族歧視、虐待、暴露於暴力環境、犯罪與貧窮困的居住環境等等現象。而Eliase（1987）則擴充Albee（1982）公式至環境層次，提到除反應個人發展的改變外，應檢查整個人口及社區危險或保護因子的發展過程，當環境中壓力源和危險因子增加時，罹患疾病危險性會增加；保護性過程，增強時則危險降低。因此，應增加健康促進的介入（如：減少個人脆弱因子與環境壓力源）、減少高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子（如：因應技巧、自尊、社會支持、認知技巧），才能預防精神疾病的產生。因此，對精神疾病看法，應擺脫個體 (individualized) 心理學觀點，衡量生態環境對人的影響，將焦點放在個體形成的生態環境領域，看待精神疾病，也應超越個人層面，考慮整體人『whole people』的狀況，瞭解精神疾病發生的因果歷程，非以病人『patient』為出發點，就可以避免責備受害者。「責備受害者」的意義，是認為受苦的人是有缺陷的，應該為問題的產生負責，即使這個問題是由社會因素造成，也應自我承受（Ryan,1971）。
（三）若以社會結構來探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時，便可發現低社會階層與罹患嚴重精神疾病有高相關。低社會階層者常因遭遇較多生活壓力事件，進而易引發心理健康問題，影響其個人功能，再加上低社會階層疾病治癒率低或就醫資源不足，更突顯社會生態環境對精神疾病的影響力。但醫療模式，將大多數問題視為疾病，專業服務以治療精神障礙為主，在有限時間，希望快速介入且持續維持效果，這是很困難的，因為許多問題是慢性，不能片面處理的社會現象。且個人一旦罹患精神疾病，受影響的不單只是個人而已，也包括家人和朋友、社區整體的社會結構？所以，依社區心理學站在社區、整個生態環境觀點來看待目前和未來心理衛生工作出發，處遇精神疾病相關問題就不能只針對個案本身個人的醫療模式，而是要對應是一群特殊群體，考慮社會環境其他因素，遠超過心理健康的政策範圍，強調社會政策的重要性，以社會或社區行動，除專業介入，還需其他執政者和相關政府機關、機構配合，才能環環相扣落實心理衛生工作服務，並促使政策擬定和權力運作。而專業助人工作者和精神病患間的關係，也應脫離過去個人對個人關係，以協同者和參與者角色，一起與病患合作，才能將心理衛生工作範疇從個人層面，擴展到整體生態和社會層面。
另外貼標籤或汙名化的影響又如何？如果我們僅武斷地標籤一些行為是「社會偏差行為」，或「變態行為」、「精神病態行為」？或把違反社會規範的人，視為「罪犯」或「瘋子」？這些也太不合理了？因為要區辨『異常或偏差』、『社會病態與犯罪』的差異，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個人對其影響提出一些看法：
（一）標籤的目的，在於組織、簡化事物，使更容易被了解。而標籤常根據一組事物所共有的特徵，給予該組事物一個名稱，但這些由社會規定的標準，卻難免涉入主觀的價值觀、偏見、歧視、刻板印象等等。且標籤常以某些個人特質（如：種族、性別、智力程度）來歸類，少考慮到整體環境因素來認定團體中個人，易造成『去個人化』效果，反而偏離真實。因此，標籤雖可做診斷的類別，但常也是一種恥辱的標記，充滿個人偏見和歧視（或為烙印：stigma），影響個體和環境處遇，甚至造成不當拘留或拿取權力、限制資源病理學標籤，使病人回歸社會變得更困難且恐懼（Bernheim，Lewine，1979）。
（二）對精神病患的刻板印象(seterotyping)，常增加病患與群體間的社會距離，使大家避免與精神病患接觸，責難精神病患（受害者）個人因素，這也影響與支配精神病患如何看待自己，因為無形的內化壓縮過程，也使病患接受負向觀點的標籤，相信社會中盛行的刻板印象和負面形象，證明自己是低等與沒價值，應該被責備，這是不合乎公平與正義的。另外，病患復原後就代表可回歸家庭和完全適應社會嗎？大眾對病患『無法復原、無法決策與授權』的刻板印象應調整，擺脫心理學疾病模式的「弱勢觀點」，轉向「優勢觀點」的「正向心理學」，真正鼓勵病患參照自我能力，發揮自我效能。因為『復原』的觀念，在1990年代早期北美心理衛生照護提出精神病患復原的目標：認為Recovery不是Cure，復原不只回到正常的健康狀況，也是個人積極參與自助活動，尤其經歷嚴重精神疾病干擾後，仍可在疾病限制下，感受生活滿意度，發展新意義和目的，才稱為復原。所以協助病患過程，勿只強調專業協助，而要授權給病患做決策，擁有自我生活的主導權。
（三）精神疾病「污名化」帶來羞恥感，會影響個案及家屬的態度，病人因怕丟臉而隱瞞病情，家屬也只能偷偷尋找治療訊息，易延遲或不願就醫，干擾治療遵從性及復健。另一方面，社會也會因誤解和排斥，使精神病患失去工作、家庭和友誼；或抗拒社區精神醫療照護機構的設立。所以，去污名化運動，需從大環境（如：政策、教育）著手，減少錯誤歧視觀念，宣導疾病正確觀，調整個人心態，讓精神病患走出疾病蔭谷，勇感面對疾病，讓大眾知道『精神疾病不可怕』，願意與病患互動，讓病患融入社區生活，才能建立一個平等互惠的健康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