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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沛昌醫師在中時發表的「什麼社會，什麼醫師」文章中，認為強調教養或人格教育，不如以實際案例的法律課程警惕準醫師。
他認為：「社會這幾年來的空轉，將台灣過去五十多年來，甚或中國人幾千年來自私自利的人格特質加速暴露出來。各行各業私相授受，道德論喪之弊案醜聞不斷發生，又怎能一味要求醫師必須要有異於常人的高道德標準？不斷的提倡道德教育，試圖用挑戰人性的高標準來要求醫師，還不如先從法律層面和嚴格的公權力做起，絕不在訴訟時醫醫相護，或任由醫師藉其身分保護傘處處圖謀僥倖之舉。」
不過，我們在說完「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OO」，還是得想想，換作是我，我會怎麼做？我該怎麼做？我能怎麼做？找誰一起做？從何做起呢？　　劉醫師全文如下

什麼社會，什麼醫師20060528 中國時報
劉沛昌

對於近來台大醫師發生一連串的醜聞案，不少醫界前輩紛紛跳出來發言，不外乎「重視醫生人格教育」、「醫學院入院考試須加考品行」兩大類。前輩們所言固然是字字珠璣，希望在民間聲望低迷已久的醫界建立一個高道德標準，真正符合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言的「柏拉圖」，不過小輩認為這些均非今日台灣醫德淪喪的救圖之計。
走進台大醫學院通識課堂，除非自身對該課有濃厚興趣，否則又有幾個醫學生會在這些「非本科」的課程上，耗掉研讀其他主科堆積如山的教科書的「時間機會成本」呢？台灣的學生在經過了漫長的升學主義，都能很精打細算出什麼課是要花時間讀才能pass，什麼課又是不用努力學習就能all pass的。醫學院的通識教育（如醫學倫理學）看在我們這些考試老手的眼裡，屬於後者，「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記得大六上「醫學倫理學」時，每次上課小貓兩三隻，學校雖然費盡心力找來各科和醫學倫理的專家，可是這些老師們除了少數人外，大部分來上課都沒什麼準備，東聊西扯，如此學生上課興致更低。除了醫倫學之外，從大一開始就沒停過的哲學概論，醫學心理學，家庭醫學，社會醫學，和強制服務等活動。然而就如同大談教養一般，毫無成效。服務課因為都在星期六，變成大家相約一起去唱歌狂歡之時。這麼多的課下來，有同學大七當實習醫師時就因醫療糾紛而差點入獄。而我本人，在面對繁瑣的醫療和值班工作，也有過失去耐性而對護理人員咆哮的場面發生。
我認為針對以上的弊端，可以有兩個解決的方法：第一是停止強調「教養」這種教條在醫學人格教育的重要性。並非它真不重要，而是現在新生代的XYZ世代，即使大力鼓吹，也沒有人會有興致學習「教養」。因此不如降格以求，強調「違法」的嚴重性和後果，這對醫學生的嚇阻恐怕還會大些，大家也比較能記在腦子裡。
我和很多同業朋友討論過，其實很多年輕醫師也對內線交易判刑如此之重感到訝異。美國的醫學課程也並非真如一些前輩所言多麼「崇高」，有開多少「道德」的課，但是他們在醫學院中大量開設「法律」課程，強制學生選修，並以各種案例教導並警惕學生。
第二是如歐盟和美國一樣，在醫師考試中加大量倫理學佔分內容，且出題方式必須靈活，多創造所謂「兩難情境」（dilemma）的倫理議題，防止學生死背公民與道德教條即可獲取高分的可能性。
談到醫學院入學須加甄「人格」的問題，筆者更是覺得啼笑皆非。以我們善於偽裝以及精於人際技巧的程度來說，又有幾個人可以考出應試者的人格「是否適合擔任醫師」？既無所謂客觀的標準，也無客觀的測量工具。更何況，醫師也是個常人，也就是台灣社會這兩千三百萬人的縮影。社會這幾年來的空轉，將台灣過去五十多年來，甚或中國人幾千年來自私自利的人格特質加速暴露出來。各行各業私相授受，道德論喪之弊案醜聞不斷發生，又怎能一味要求醫師必須要有異於常人的高道德標準？
台灣有多少考上醫學院的年輕人，多年苦讀的目的不就是想改善家境，看到利誘，加上疲勞辛苦的多年住院醫生生涯，又有幾個人能潔身自持？在筆者眼中，除掉了醫師本身職責問題造成的醫糾業務過失外，私人生活上品格的瑕疵，實在是整個台灣社會風氣一起敗壞所致。論者單單將趙醫師事件指為對醫師品格教育不足，並不公平。
筆者因為工作關係，曾有幸在香港的醫院中學習，驚見香港醫管局訂的法律對當地醫師品德要求到了一絲不苟的嚴苛程度。林林總總數千條規定，而且執行貫徹，決不寬待。香港報紙上常常有醫生被判刑的消息。再對照當地一般民眾，不論所從事職業為何，普遍守法，辦事效率高，不像傳統中國人愛鑽些法律漏洞，打點人事。
吾人不禁恍然大悟：嚴格的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決心，才能培養出民眾真正的是非道德感，也才是解決台灣醫界人士醫德屢屢脫線的良方。不斷的提倡道德教育，試圖用挑戰人性的高標準來要求醫師，還不如先從法律層面和嚴格的公權力做起，絕不在訴訟時醫醫相護，或任由醫師藉其身分保護傘處處圖謀僥倖之舉。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醫師。
（作者為醫師，目前於哈佛大學研究公共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