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琴仙陳達，佮伊的歌

日人時代 會社工

1945年台灣光復，陳達阿祖拄仔四十歲人，按伊一世人食七十六歲來算，「日本時代」佇伊的人生佔一半較ke。即塊專輯內底，會當反映伊的「日本經驗」的歌，就是第四條的《四季春》佮第五條的《五孔小調》。佇遮，《四季春》雖然有四葩歌詞，毋拘前兩tsat佮後兩tsat的內容欲仝仔欲仝，因為當年錄音的時，第一遍，陳達阿祖無滿意，要求閣重頭唱一擺。

「會社」即個詞，是日本統治台灣，佇台語所留落來的見證──戰後到旦，已經罕得聽著少年輩講「會社」，其實，「會社」就是現在所講的「公司」，是對日語的「株式會社」轉過來的。「彼陣欲做會社工」，意思就是彼當陣若去共「會社」做工，情形是如何如何……為著一日六角銀，逐家就安呢曝甲毋成人。即當中，第三tsat開始重覆的時，陳達阿祖將歌詞換唱做「日人咧做會社工」──咱毋捌半項，抑以為那會變做是「日本人咧做會社工」？！

讀做文言音的「日人」（jit-jîn），所指稱的，毋若是白話音「日本人」（jit-pún-lâng）的意思，台語「日人」兩字所代表的，是整個受日本統治的時代：「『日人』咧做會社工」，就是「『日本時代』咧做會社工」；「講著『日人』上苦情」，等於是「講著『日本時代』上介苦情」，並毋是「講著『日本人』上苦情」……阿祖怹彼輩的台語，攏是用「日人」、「日人時代」來表示即段過去。讀冊人較會用有立場的「日據時代」，解嚴以後則有強調中立性的「日治時代」，比較起來，「日人」、「日人時代」算是被統治者、講福佬話的台灣人本身，對家己被統治的時代、上介素樸的一種講法。

日人時代的恆春，有投資種瓊麻的「台灣纖維株式會社」（1913）、開始掠海翁的「台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1913）佮「東洋捕鯨株式會社」（1919）、以及「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佇遮設的「恆春製糖所」（1927）等等，攏是「會社」。恆春人會來去台東花蓮港，嘛是因為「會社」：日本人組織的「台東製糖會社」，起頭先唯日本本土鼓勵「內地人」來花東縱谷建立移民村，1920年代以後，也招募台灣西部的「本島人」過後山做工。濟濟恆春人因為安呢，有的歸家伙仔，有的家己獨身仔，脫赤腳用行的，唯滿州的海墘向北行到台東。太平洋一望無邊，人是細粒甲親像菜籽，燒燙燙的海沙，粗壁壁的咾咕石，有的跡就愛等海水退去趕緊「走湧」則通通過，有的路站無注意會雄雄碰著原住民。

台語一句俗語講：「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佇台灣西部平洋，確實是如此，共會社綁土地來插甘蔗的農民，收成了後甘蔗交會社，磅仔秤落去，偷斤減兩，價數硬，地租扣扣è，管太恁兜tshun甘蔗phoh通好哺──「會社」就像陳達阿祖唱的：「欲phinn百姓phinn夠夠」，各種無合理的條件、剝削，引起蔗農的不滿，幾仔擺以竹竿鬥菜刀的反抗事件爆發出來。東部的製糖事業，並無即種「第一憨」的百姓，因為有「第一巧」的會社，知通充分運用「人力資源」，hiàm憨百姓來做「會社工」就好，就像咱即馬去工廠做工、去公司上班、去企業貢獻青春，盡賺賺工錢，福利薄哩絲，「監督又閣介貴氣，若做較慢就惡刺刺，順煞落分佮減錢……」

時代抑是有進步的，勞動條件的改善、基本人權的保障，陳達阿祖苦情的「日本經驗」，佮咱「哈日」的新一代，已經離真遠矣。彼時的烏暗，即時的光明，其實是相連續的一條河，是足濟、足濟人共同滾踉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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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對譯】冷冷的風吹我紅紅的目眶（4）──月琴仙陳達，和他的歌

日人時代 會社工

1945年台灣光復，陳達阿祖剛好四十歲人，按他一輩子七十六歲來算，「日本時代」在他的人生佔一半多些。這張專輯裡面，可以反映他的「日本經驗」的歌，就是第四首的《四季春》和第五首的《五孔小調》。在這裡，《四季春》雖然有四段歌詞，不過前兩節和後兩節的內容差不多，因為當年錄音的時候，第一遍，陳達阿祖不滿意，要求再重頭唱一次。

「會社」這個詞，是日本統治台灣，在台語所留下來的見證──戰後至今，已經難得聽到年輕輩講「會社」，其實，「會社」就是現在所說的「公司」，是從日語的「株式會社」轉過來的。「那時要做會社工」，意思就是那時候若要去「會社」做工，情形是如何如何……為了一天六角錢，大家就如此曬得不成人。這當中，第三節開始重覆的時候，陳達阿祖將歌詞換唱做「日人在做會社工」──我們一知半解，還以為怎會變成是「日本人在做會社工」？！

讀做文言音的「日人」（jit-jîn），所指稱的，不只是白話音「日本人」（jit-pún-lâng）的意思，台語「日人」兩個字所代表的，是整個受日本統治的時代：「『日人』在做會社工」，就是「『日本時代』在做會社工」；「講到『日人』最苦情」，等於是「講到『日本時代』最苦情」，並不是「講到『日本人』最苦情」……阿祖他們那輩的台語，都是用「日人」、「日人時代」來表示這段過去。讀書人較會用有立場的「日據時代」，解嚴以後才有強調中立性的「日治時代」，比較起來，「日人」、「日人時代」算是被統治者、說福佬話的台灣人本身，對自己被統治的時代、最素樸的一種說法。

日人時代的恆春，有投資種瓊麻的「台灣纖維株式會社」（1913）、開始抓鯨魚的「台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1913）與「東洋捕鯨株式會社」（1919）、以及「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在此設的「恆春製糖所」（1927）等等，都是「會社」。恆春人會去台東花蓮港，也是因為「會社」：日本人組織的「台東製糖會社」，起先從日本本土鼓勵「內地人」到花東縱谷建立移民村，1920年代以後，也招募台灣西部的「本島人」過後山做工。許多恆春人因為如此，有的一家老小，有的自己單身，打赤腳用走的，從滿州的海邊向北走到台東。太平洋一望無邊，人是渺小得像菜籽，燒燙燙的海沙，粗壁壁的咾咕石，有的地方得要等海水退去趕緊「走湧」才能通過，有的路段不注意會突然碰到原住民。

台語一句俗語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在台灣西部平原，確實是如此，向會社租土地來種甘蔗的農民，收成之後甘蔗交會社，磅秤秤下去，偷斤減兩，價格硬，地租扣一扣，誰管你家剩甘蔗渣可以嚼──「會社」就像陳達阿祖唱的：「要佔百姓便宜佔夠夠」，各種不合理的條件、剝削，引起蔗農的不滿，好幾次以竹竿裝菜刀的反抗事件爆發出來。東部的製糖事業，並沒這種「第一憨」的百姓，因為有「第一聰明」的會社，知道要充分運用「人力資源」，喊憨百姓來做「會社工」就好，就像我們現在去工廠做工、去公司上班、去企業貢獻青春，盡賺賺工錢，福利薄哩絲，「監督又很貴氣，若做較慢就惡刺刺，順道減分和減錢……」

時代還是有進步的，勞動條件的改善、基本人權的保障，陳達阿祖苦情的「日本經驗」，和我們「哈日」的新一代，已經離很遠了。那時的黑暗，這時的光明，其實是相連續的一條河，是很多、很多人共同掙扎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