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登喜路

為什麼“Beruf”觀念這麼重要呢？這可以由韋伯的一句話看出來：「清教徒想要成為職業人——我們（現代人）則必須成為職業人」。這句簡短的話，有力地表達了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要證明的「關連」的歷史意義：資本主義乃是「我們現代生活之最具決定命運的力量」。今日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乃是一個「龐大的宇宙，每一個個別的人都是被生入其中的，對他（至少作為個別的人）而言，這個龐大的宇宙乃是他必須於其中生活之給定了的、事實上無法改變的牢籠」。而韋伯在書中所要證明的，正是：（1）為什麼新教徒乃至清教徒「想要成為職業人」；（2）這種源於宗教上的禁欲的「倫理」，如何塑造出「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這個龐大的宇宙、如何孕生「經濟上的禁欲」或「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的生活經營」；（3）以及這種「經濟秩序」由於建立在「機械性的基礎」上，而變成一種驅動裝置式的「強大的宇宙」，迫使每一個人（不僅是直接參與經濟營生者）「必須是職業人」時，他對我們每一個人，乃至現代文化的整個命運的決定性影響。

重要的是，韋伯試圖藉由這樣一項學術性的研究，提醒我們：「必須是職業人」乃是我們的文化時代中的每一個人的「命運」，必須正視此一命運的嚴峻面貌，才能作我們自己命運的主人。對於清教徒而言，他們是出於宗教上的動機而主動地「想要」成為職業人的，因而他們因有「精神上的支撐」而活得有尊嚴、有人格；但如今，由於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已建立在「機械性的基礎」上了，因而不再需要這種「支撐」了。「禁欲」的「精神」已消失無蹤，而我們卻被迫「必須是職業人」。這種「職業人」，在屢行職業義務時，若未能直接與「最高精神性的文化價值」聯繫上，便極有可能成為韋伯所擔心的（尼采所說的那種）「最後的人」：毫無精神的專業人、毫無心靈的享樂人，這種什麼都不是的東西卻自以為攀上了人前所未達的頂峰」。

因此，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絕非現代「社會科學」意義下的「經驗研究」，而是一部韋伯在關心「現代的文化的人的命運」之下，以「科學」的方式試圖透過對現代文化的發展方向的「見證」去影響時代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