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登喜路

社會生活裡的演員和觀眾，在演出的時候，都希望每件事都像預期那樣的發生；因為如果不照腳本演出，可能會危及我們能否有效扮演自己角色的能力。甚至連觀看他人表演的觀眾，也不僅是觀眾自己，觀眾也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這是為什麼當舞台上的演員忘了詞，或是因為其他緣故而把演出弄砸了的時候，觀眾通常也會坐立難安的緣故。

「目擊別人的失敗演出」的角色並不好演，光只是我們當個觀眾坐在那兒，目睹一切發生的這件事本身，就會讓演員更加痛苦。我們成為演員失敗的一部份，因為如果我們沒有目睹一切發生——如果沒有半個觀眾在看的話——演員的失敗就不存在了。所以身為觀眾的我們也盡量配合，以避免演員演出失敗。我們努力不去注意演員的忘詞、絆跤、短暫的失誤、僵硬的姿態；我們裝作若無其事，使表演可以如預期地進行下去，讓「舞臺上」的演員可以「重新如常演出」。這麼做，我們不但保護了演員和我們自己，還同時維護了我們共同參與的這場「表演」的完整性。不論是當演員或觀眾，我們都有要經營的印象。 

當然，身為一個演員可以做很多事情來保護自己的演出。我們可以用不認帳的方式來面對失常的演出，像是說「我今天一點也不像我自己」、「我只是開個玩笑罷了」、「我不是這個意思」或是「我不知道中了什麼邪」等等。某名男子可能說了一些有性別歧視意味的話，接著他又辯說他其實不是個歧視女性的人，用這句話來區隔原來脫口而出的性別歧視言論。就像高夫曼所指出的，他可能產生的尷尬反應使人們知道雖然他這次表演失敗，但是他會盡力在下次演出時改善。他的臉紅和尷尬顯示他看重人們對他的期待；這種反應表現使他還能保有在這齣戲裡的角色，繼續演出。 

這種將社會生活視為劇院的說法，很容易讓人懷疑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自我？整個世界難道只是一場彼此裝模作樣、虛情假意的遊戲，大家都只是在算計如何製造最佳印象、保護自己的演出成功、扮演別人的觀眾？「角色」這個概念本身推到極致，似乎就否定了真正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彷彿製造某些印象、讓表演被接受就意味著作假和戴面具，隱藏了「真正的」自我。然而，我們是誰和我們如何參與社會生活，這兩者的分界並不像這種說法聽起來那樣涇渭分明。在生活中，只是揣摩角色而演出的話，必定會惹來各式各樣的麻煩。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裝出一副我們的角色行為和我們「真正」是誰沒有關連的模樣，那麼我們不只在閃躲為我們的角色負責，甚至也不願為我們的戲份負責。高夫曼確認為我們始終都在做我們自己，即使我們不見得能夠自在坦然地承認自己在扮演的事實，也不喜歡承認自己用表演來影響他人對我們的觀感。如果我一直在扮演一個與我所認為的我相矛盾的角色，那麼扮演那個角色的人也仍然是我，而且這個我，和那個拒絕承認這是「真實的我」的我，兩者都是一樣真實的「我」。如果我「偽裝」，並以某種不讓人家知道我「真正」感覺如何的方式行動的話，那個決定偽裝自己、在舉手投足之間創造特定印象的人，仍然是我。不管表演的內容如何，那都是我在表演的；如果演出有任何不真實之處，那是因為我沒有理解到上述的簡單道理，是因為我否認我和我的表演所帶來的後果之間有任何關連。因此，有沒有真實自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表演或經營印象，而是在於我們不接受、不承認我們的行動是我們是誰的一部份。問題不在於我們扮演的角色太多，可能使我們的演出前後矛盾或是荒腔走板；而是我們沒有辦法不斷意識到我們的自我和我們所參與的社會生活之間的高度複雜性，進而整合我們的各種角色。

亞倫．強森（Alan G. Johnson）（1997）《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頁19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