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幻燈／忠

　　K，他相機裡的記憶卡壞了，丟失了一些相，隔幾天買了張新的記憶卡，他說：我的玩具復活了。說的輕鬆，卻明明知道他對那些在壞了的記憶卡裡的「記憶」有些在意，可是沒法子，記錄一旦被數碼化，要丟失時，一點情面都不留。
我知道K同時也愛上了菲林機，又和兩三好友在研究這種「新」玩意，我覺得數碼機真的很方便，令拍照的權力下放到任何一個普通人手上，相對菲林機，數碼相機似更環保，沒有一卷卷的膠片，沒有一張張相紙，在電腦看就可以。然而，又因為方便，我們相對「環保」的數碼機時，大多數時候卻是抱著一種不會節制、浪費的心態，載得滿滿的磁碟機裡，其實有很多隨意拍下，然後隨意忘記的影像，這些大部份不太珍貴的視覺記憶，容易／隨意獲得，容易／隨意丟失。也很反映今日人們的生活習慣，以及對待記憶的態度。
　　跟K談起菲林以及對不可預知的影象的期待，我在一個舊的膠箱裡找出幾盒幻燈片，相對菲林，幻燈片對這一代彷彿是更遙遠的事，我在朋友自製的簡陋燈箱面上，將那一片的幻燈排開，那竟是十年前回歸後，在街上亂拍的幻燈片，那時，誰都沒想到我們如此「善用」我城的歷史印記，一些滿載殖民地色彩符號、標記或物件，都面臨被移除和抹去的命運，又有很多新的，我們不能說它是「殖民」又有異於本土文化的景、物、符號，突然隨著那陣子的歡慶一湧而至，於是我顧不得技術的優劣，將一卷之用剩的黑白幻燈菲林放入借來的照相機裡，從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千年的一月一日，每天在街上邊走邊拍，至於為什麼是黑白？我忘了，大概黑白相就給我很靜的感覺，隔離了其時景物裡過份的喧囂，當我按那幻燈機的按鈕時，「叱吒」的映出一張相片，保留了攝影當時的現場感，卻滅了現場的環境聲。
　　有段日子，我很喜歡用幻燈設備來上課，在電腦及投映機進駐教室時，我剛好離開教職，於是家裡也留著很多十年前澳門街景或公共雕塑的幻燈片。十年後的今天，聽說已沒有人要拍幻燈片了，曬幻燈片的店舖聽說也沒有了，但我仍迷戀幻燈片一張張被「叱吒」的投映出來時，那種不流暢的存在感。

偶然相遇，十年／寧

十年一遇，努力的做，只為無愧於自己。

一

回歸十年我沒有為這個問題想太多，十年前的回歸我並不在澳門，對我來是這事是遙遠的，而事實上若我在澳門見證這時刻，可能這事亦對我來說是遙遠的，我從未被教育成為一個對自我身份認同的人，在英國讀書期間，我沒有說自己是中國人，我沒有說自己是香港人，我努力嘗試說我是澳門人，當然要這樣向別人介紹自己要用很大的力氣再說明解釋，但在那時候就是喜歡說我是澳門來的，我有葡國護照，因為澳門是葡國殖民地(那時候是)，很快就會回歸中國，如香港般。我的歐洲同學或者在英國留了很久的香港朋友開始明白我的身份。他們開始明白之時，我就開始多思考，我是甚麼人。

十年了，我的身份是甚麼？我們還在討論這個問題，但討論的方向有所不同，因為《十年一遇》，上年11月得知一個展覧是關於澳門回歸十年的，其中會一個演出，都是深討這個問題，當我站在展覧的會場，我不其然想：這就是十年了嗎？真的是這樣？心中帶著不滿意的離開了；不久，這個關於澳門回歸十年的演出，因為某些我認為無聊的原因，導演不能參與製作，演出就這樣告吹。有三個人在一間咖啡屋內討論、慨嘆、對視、思考…最後就接手完成這任務，任務到現在差不多完成，但身份認同的問題，好像又重新展開，我是70代在澳門出生的孩子，我有葡國護照，我在澳門受教育，我從電視看過64的發生，我離開過澳門，我決定回歸這個地方，我在學校工作過，我在政府屬下的部門工作過，我自我創業過，我對我的成長在舞台上發過聲，不過……我相信在澳門成長、定居的人，有很多與我不同的背景、故事、而形成不同的身份認同，就如八十年代出生，氹仔長大、澳門工作的朋友，就如中國出生，澳門成長的朋友，就如父母在中國出生，自己在澳門成長的朋友，就如路環出生的朋友，就如澳門出生，在國外工作的朋友，他們必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認同，這樣組合起來，可能才是真正的澳門故事，而這十年呢？又是另一個題目，另一個思考……不過，有多少人想思考這個問題，可能因為工作，連說都不能說這個題目，或者不能公開說吧，又或者……太多或者了，在這一個多月，我們努力的完成這個演出，說到製作過程又是另一編文章，或者今晚完成這工作，再放下責任，好好寫下來吧。

一代人的“澳門故事” ——寫在《十年一遇》演出前 / 忠

《十年一遇》是“牛房劇季08”最後一個節目，也是劇季歷次演出中，主要創作人最年輕的一次。挑起大樑的是出生於80年代的梁健婷，她可說是由澳門演藝學院培養出來的劇場人，從99年開始在該學院入讀全年制課程起計，至今剛好第十年。

《十年一遇》就地取材，從一個演員的戲劇排練說起。故事講述梁正在排練一個“澳門故事”，那是一個十年前寫成的劇本。排練當中，她一邊述說十年前的澳門，一邊徘徊在熟悉與陌生之間；熟悉的是劇本中，明明都是澳門的歷史和風情，可是當中又有太多讓她感到陌生的，例如上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三輪車、銅馬像、噴水池）與重大事件（“12.3”事件），於是，她在排練這個上一代的“澳門故事”過程中，開始反思什麼才是屬於她自己的澳門故事。

始於2007年的“牛房劇季”（婆仔屋藝術空間主辦），由於以“跟進行中的展覽互動”為原則，在劇季中的創作，少不免地主題先行。展覽的主題是“回歸十周年前”，劇作的主題就從“十年”開始。踏入回歸第十年，這十年間澳門發生的種種改變中，最明顯的是澳門公開談論社會議題的時候多了，多了人對身處的社會狀況發聲，明示了“本土意識”的興起，劇場創作亦然。從去年的《那時。花開》到今年的《碌落蓮溪舞渡船》，再加上兩個分別以“靑洲記憶”和“回歸十年”為主題的“一人一故事劇場”，“牛房劇季”總蘊含着濃厚的“本土意識”。

談到探討澳門人本土意識的劇場創作，大多數人都會從96年政府主辦的“澳門人澳門事”劇本創作比賽算起。然而，首個探討澳門人身份議題的劇作，其實還可以追溯至八十年代，曉角劇社的《天龍八部》（李宇樑編劇）中主要人物“喬峰”的身份隱喩，而93年靑苗劇社的《從前有班細路仔》（劉傑三編劇）則希望從集體記憶去確立一代澳門人的身份；甚至95年，慈藝和晴軒兩個靑年劇社合作的《陽光拍子機》裡，也有意無意提問到：“什麼才是澳門的特色”。從《天龍八部》、《從前有班細路仔》、《陽光拍子機》（許國權編導）、《澳門特產》（李宇樑編劇）、《往事只能回味》（周樹利編劇）、石頭公社“後太平天國”系列（李銳俊等創作）、至近年足跡“冇眼睇”系列（莫兆忠等編導）等，劇場人對身份認同的質疑或確認，不時會在本地劇場創作中或隱或現，繪畫出不同形態的“本土”想像。

而這一大批演出，主要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劇場人創作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一書中說“第四代人”（據作者的劃分即1976年至1990年出生的一代）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這是一個香港社會學家的觀察，澳門人，你同意嗎？

作為80年代出生的劇場人，梁健婷在《十年一遇》中，是否可以走出上一代“澳門故事”的框架，書寫自己一代人的澳門？或者，更準確地說，她如何運用劇場去演出“我的澳門故事”？


原載澳門日報, 文化演藝, 2009 年1月15日

中葡文餐牌／忠

劉德記突然結業，首先是震驚了一下，本來以為飲杯水定驚後就會過去，可是從近日吃早餐時的失落感看來，那種惋惜仍要些時間來讓它淡出。
很多店舖都不喜歡被拍照，尤其拍餐牌，我想是我犯禁惹的禍。去年跟朋友到一間老牌咖啡室吃早餐，我說現在餐牌內文中葡對照的咖啡室已愈來愈少，讀書時，都喜歡從這些對照中學認一些葡文，有時還會嘗試開聲讀一下，這個怪習慣，直至現在到咖啡室吃早午餐，也會在發呆時保留下來；朋友還沒聽完我想當年，馬上就拿出相機將壓在玻璃下的餐牌攝入鏡頭；誰知一兩個月後，那咖啡室已因為要加價而將舊餐牌更換掉，新的餐牌十分簡陋，一張A4大小的影印紙，顏色也十分俗氣，當然沒有中葡對照，好處當然是字體大了，對視力不好的老人家來說更方便。後來，我發現一間又一間老咖啡室的餐牌都換成近似的模樣，方才得出一些結論，就是因為加價加得太頻密！一年內加幾次價，可能老闆想到，既然經常都要為改價錢而印一批全新的餐牌，也無謂花些什麼心思去設計了。況且那些要看葡文的客人都已經是老顧客，吃的不外乎那幾味，也用不著看餐牌了。中葡文對照的餐牌，見證了澳門某一段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生活文化，有它的歷史價值所在。所以，我至今仍然覺得不應該將香港的茶餐廳，跟澳門的咖啡室混為一談，它們是近似的，但絕不該等同，澳門人說「去飲咖啡」（尤其殖民地時代的公務員），跟一個香港人說「去茶餐廳食下午茶」，兩者之間包含著不一樣的意義。
好了，回正題。當我以為中葡對照餐牌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應該要退休的時候，才發現劉德記原來仍沿用舊式的中葡餐牌，它之所以沿用至今，全因為餐牌上的價錢位置是空白的，數目字都是用原子筆填上，不牽涉因為加價要再印刷的問題，況且依我觀察，它加價的頻率沒其他咖啡室的高，現在新馬路區幾間老餐室、咖啡室的價值已超出我可接受的範圍了。於是，我幾個月前終於又忍不住，用相機拍了一張劉德記的中葡文對照餐牌，然後點了一個可以更改內容的全日供應早餐，誰知它就像中咒一樣，被我的數碼相機無聲無息地攝走了魂魄。

沉默的張力／忠

那個周日，觀衆不算多，大概三十多人，卻是一個又互動、又要分享的劇場演出頗合適的人數。“一人一故事劇場”，這種劇場沒有預備好的故事情節，需要現場觀衆提供給表演者，然後即場演出。演出的主題設定為“十年”，主持人要求現場觀衆說一些十年來的感覺，對澳門這十年來的想法。

“一人一故事劇場”（原名Playback Theatre）從紐約傳到倫敦，一九九八年（又是十年前）輾轉從香港傳入澳門，這種需要觀衆主動參與和發表感想的演出，在澳門很有一點難度，澳門人都喜愛做觀衆，而且總會跟舞台上的演出界線分明，完場後或許會跟幾個友好評三論四，但一般情況下都正正經經地在觀衆席上觀賞，有人拍掌就跟着拍掌。

那天，主持人問：“這十年，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的記憶？”換來的大多時間是沉默，當然，沉默有時也是一種聲音，它表達的有時比言語更深刻，更能傳達一種訊息。曾經有位外國老師跟我說，在歐洲上課，他發問一個問題，大概七秒之內就有回應。那時我想，澳門人七分鐘內會有回應嗎？也許，沉默即是答案。

回到演出現場，終於還是有人回憶起十年來澳門的改變，懷緬一下童年的遊樂印象，又或是個人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等等，終於我最強烈的印象還是人們在沉默中所呈現的那種張力；沉默，如果它裡面不是逃避問題，多半是在思考，思考而不能言傳，身體又拘禁於觀衆席上，也就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張力，拉緊了一室的空氣。

“一人一故事劇場”在某些地區會運用到社會運動中，但由於這種形式的宗旨是不存在批判，只要忠實地將說故事人的聲音呈現，有些行動派認為這種形式不夠進步，欠缺改變的力量；不過，在澳門，它可以成為一個平台，讓不同類型的，主流或非主流的，贊成或反對的聲音都可以共存，實在也非常珍貴。

那天我跟F說笑, 如果我站在警察的左手邊就是參加遊行的群眾, 如果我站右邊就是圍觀者.如果拿相機或電話影相,我就是記者. 人數怎樣本來就不太值得討論太多, 只是我始終覺得過程太悶了點, F說應該有人在裡頭拋波, 我原來準備了一本<野草>, 但讀了第一版就發現四周都是點著了的香煙, 於是我唯有專注地行, 避過我不想吸入的, 有人遞給我一張"反廿三"的影印紙, 我不自覺的拒絕了, 我只想在裡面行, 為我覺得仍然可以遊行的今天而遊行, 不想給標籤些什麼立場.我聽著每一句口號, 每一個在我身邊遊行的人的說話, 更多的時候我身邊都是一個穿制服的警察, 好幾次我想跟他說: 辛苦了。我走得很近, 他卻沒有或刻意不跟我眼神有些什麼接觸.

葉蔭聰說無線對遊行的報道有問題, 還說無線指遊行人數只有幾十人, 後來有人指正他說資料有誤......我想葉也許是錯聽了什麼, 不過他說:"香港人可能很關心的泛民議員是否能過關，參與遊行，而這也是有價值的新聞，但也不至於蓋過遊行的訴求。"卻是真的.

我看見有些記者在訪問人參加遊行的理由, 比起那些失業的人來說, 我想我算是無傷大雅, 如果問我: 我會說我很好, 很多事情要做, 我很忙, 生活上沒太多困境可言, 只是關心社會問題, 不一定要等到受到壓迫或走頭無路才迫不得已地反抗, 我走在這隊伍中間, 不過是盡一個公民的責任而已, 可以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忠

延伸閱讀: 澳門回歸大遊行, 無線電視新聞以外

過客／寧

今日我們成為松山每個人的過客，沒有停下腳步，一直的向前行，一直高聲誦讀著《過客》，我們用力的讀，行人就用力的看，我們是過客還是他們是過客呢？

可能沒有一個是過客，因為我們生長在一個非常固定的城市鄉村，我們認知的真的太少，連墳場和百合花都分不清，又怎作過客呢。

不停的誦讀使我們更了解魯迅筆下的過客，同樣讓我了解自己沒有能力，沒有勇氣成為過客，我們的腿一點也沒有傷，因為我們一直好好的，只有坐著看，看一切。

2008-12-20

1999年
我沒有在澳門過12月20日，
我沒有期望，
沒有失望，
因為我相信那裡都存在問題，
只是屬於那方面而已。

還是
我不愛這土地，
土地不是一樣的嗎？
只是我在這裡出生，成長，
我的家人都在這裡，
我的回憶在這裡，
他們造就我有這裡的文化背景，
不然，
這土地，這裡還有甚麼呢？

是否每一個背叛這土地，這人民的人
都是這樣想…
那我有危機了，
要小心…還是出走吧！

12月20日2008年，
我要在日落前出走…
去得不遠，但要出走…

寧

回家, 打開電腦, 發現00:00了, 回歸第九年,

我聽著陳綺貞的<腐朽>: "我需要煽動的潮汐......"
然後, 繼續案頭上的工作.

就這樣, 沒告別什麼, 沒迎接什麼, 就這樣.

忠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
~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

「在公共空間讀劇是正經事」至今，仍未有人確切的聲言會參與，也許不是，只是會默默的進行，不一定要告訴我罷了。

見面跟人家提起此事，總會問，即係點？差點沒說出口的是：

誰去組織？誰去保證有人讀？
我只會說，我不知道。
為什麼，人──尤其是澳門的，就不可以用自己來組織自己，自己保證自己的行為？

如果有人這樣問我：
既然提倡自發讀劇，為什麼又要指定我的劇本？
我會欣喜地回答：
對啊，就找一個你想讀的劇本，甚至你不讀劇，就在街頭上演說、起舞、唱歌……就在這一天，澳門，十二月二十日。

可惜，人們似乎都討厭回應──甚至質疑我，難道我真要怪我平日得罪人多？

謝曉陽寫了一個像口號的文章題目：澳門公民社會須風雨同路

她問：十一月二十三日，民主起動辦了一場反對二十三條的遊行，參加者不到八十人。澳門對二十三條有異議的肯定高出這個數字，為什麼遊行的人又如此零落？

或者，我也是文中那些「散落在澳門不同角落的」有異議的市民，作為一個劇場人，行動，是必須的，某個半醒著的清晨，我想到我在遊行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

就在這一天，澳門人，十二月二十日。

用自己方式，不做看客。


「在公共空間讀劇是正經事」http://blog.roodo.com/mtc/archives/7813103.html

「我只得走。回到那裡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魯迅：＜過客＞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