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劇場行旅：「咖哩骨」的台北／忠　　上海站完結後隔周就要到台北演出，同一個戲在不同劇場，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面前呈現，不能一成不變，單是演出空間變化的適應，以及不同日常日語的改變就得花上很多時間，而你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扣除正式演出就不過三到四天，於是要保留創作的空間與彈性，在技術日程的編排上必須要更嚴謹，完成每一項工作的時間性要把握得很準確，這種規限，正好給予創作者（包括演員）有更充分的自由。在藝術上，演出跟觀眾之間的相遇往往是不可知的，而這種不可預知是讓人期待的，但是技術上的問題卻需要肯定和完整，不可以常常在不穩定的狀態下，是相對地保守的。

精緻與自由

上海站演出後，上海同行說我們的演出在技術上，算是他在「迷倉」中看過的最精緻的，這麼一說，我不得不從新審視我們平常在澳門演出時對劇場技術及管理上的狀況；「精緻」有時不一定是讚美，因為有時對「精緻」的過度追求，會變成一種不自覺的規管，未必有利於實驗劇場的運作，實驗往往需要不按常規，追求的不是「精緻」，反是撕毀「精緻」，任務不是「和諧」，而是戵破「和諧」。不過，我更相信劇場之所以實驗，是它的「安全性」，這裡包含的是實際上的和心理上的安全。所以都說劇場是「革命的預演」而非真實的革命，它提供安全地自由實驗的空間。
　　聽著「精緻」這兩個字我反思著，我們的小劇場是在藝術上自由，還是技術上的放任，是技術上的保守，還是藝術上的保守？再看看上海和澳門兩地的小劇場生態，下河迷倉裡的演出都是非商業的、不獲得政府補助的演出，但看小劇場的觀眾都會選擇他要看的劇場，也只能選擇下河迷倉這個空間，下河迷倉裡的演出肯定跟大劇院的國家精品戲劇有極端的分別，觀眾來看的是有「分別」的東西；而澳門呢？不管在文化中心大劇院的，還是在牛房倉庫、曉角、窮空間演出的，全部都是政府補助的藝術活動，補助多少當然有別，但觀眾不理這些；對觀眾來說，實驗性演出文化中心也有，小劇場的演出也不見得比文化中心的具實驗性；對觀眾來說，兩者的分別在於，公費補貼下，一個服務高級，另一個則簡陋、寒酸、座位又令人屁股痛……。於是，在實驗、「惡搞」以外，在製作態度上力求專業性、在極有限的資源下，探索讓技術上看來精緻一點的方法，算不算符合了澳門的區情？

在台北，一切很好

到了台北，馬上就跑到劇場跟場地管理人員開會，我們演出的場地是一個台北年青劇團在大廈地下室辦的小劇場，它跟上海的下河迷倉又是另一個境況，它是個名符其實的黑盒子，也真的很地下，沒有窗，沒有日夜的分別，進來排練和演出，確有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這個叫再現劇團藝術工場的地方，正正處於旅客必到的中正紀念堂和台北小劇場地標牯嶺街小劇場之間，從中正紀念堂步行過去只需十分鐘，從牯嶺街小劇場過去則五分鐘內必到，它夾在民居之間，大門外都是食店，中的西的地道的外來的都有，交通的便利令這裡只開幕了兩年就成為很多小劇場團體排練和訓練的熱門場所。我們連續租用了五天場地，所以我們就可以獨立使用藝術工場內的排練室、演出用器材和後台化妝間，雖然地方不大，但正正跟這個戲首演時的窮空間面積相去不遠，對我們來說，是個花費較低又在技術上相對保險的場所。
對我們來說，每天都在黑盒子內工作的，外面的世界就只是一條去程和來程的路，況且夏天的台北常常下雨也是平常事；可是家人似乎都很擔心，我們成員每天都收到家人打來問好的電話，起初我心裡想：媒體報導也真夠誇張，明明平靜的台北市何來災難？加上在澳門的家人們總搞不清高雄花蓮台北東南西北部的分別，他們過份緊張的追問，也會讓這裡原本也很緊湊的劇場工作更緊張起來，我心裡更恨那些只會抽取戲劇性場面來放大的媒體。直至演出團隊中，一名在台北才加入的台灣演員告訴我們南部的真實情況，才真正讓我驚覺這次天災的嚴重性。然後，我看看我們演出的後台化妝間，排練趕場後的一片凌亂，散落在不同位置上的小道具，還沒在衣架上穿好就隨便吊起的戲服，我忽然感到環境對人的巨大影響力。
在下河迷倉，因為那是個不設防的全開放空間，每時每刻，每個角落都有人在進出，我們的後台管理工作相對在澳門時更嚴謹，演員必須分工合作地管理好服裝、道具和從澳門帶來的技術器材，每次排練完之後都會放到原位，清清楚楚地排列好。然而，到了台北，一個相對被保護的演出空間，而且排練完後還可以走去夜市小逛的城市，我們的自覺能力反而會變低，我們對社會、世界的敏感度也同時減弱。我想，這才是真正的「低能」。

「24H」

台北是一個開宗名義地「廿四小時」的城市，澳門日常生活中暫時並不見得常常將「24H」這種字眼那麼強調出來，暗暗地，澳門其實卻就是個依靠「廿四小時」生活來支撐的城市，廿四小時都有人在工作，而且大多是有關澳門經濟命脈的賭場、酒店或者賭場酒店，依附這種行業的蓬勃而生的還有廿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店和快餐店，但澳門的這些行業都沒有刻意將「廿四小時」的特點強調出來；相反，台北的城市風景中，「24H」的招牌常常會出現在行人的眼前，而且常常巨大得比商店原來的名字更奪目，我們不會第一時間辨認出那是一間快餐店、便利店、ＫＴＶ，還是書店，我們只需要知道，那裡是一個「24H」服務的空間就好了。三更夜半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危險或不正經的時份，可是台北的「24H」卻因為存在一家廿四小時開門的書店而成為整個城市中主要的人文風景，兩年前，我還到過一家廿四小時開放的博物館，而這次跟我們在台北演出擋期碰過正著的另一個演出，宣傳單上最搶眼的正是「24H」這個符號，那是牯嶺街小劇場今年「新潮實驗室」的作品，由三個演出和三組空間裝置組成的，一個持續廿四小時歡迎觀眾的劇場活動；也因此，在演出第二場當天，我們部份演職員還可以在早上到牯嶺街看到他們的演出。
　　於是，我特別記得我們演出前，演出場地負責人，再現劇團的團長問我們：「為什麼不多演幾場？」因為我們除了跟牯嶺街的「24H」碰個正著，還正正是台北藝術節的期間，以及台北藝穗節的前席，不但負責票務的同事有點抓狂，連租場地的給我們的劇團都似乎有點替我們的經費著緊，的確，如果多演一場日場，觀眾一定會更多一點；團長一問，我們一時沒法回答清楚，首先是因為希望有更佳的演出狀態，然後是沒有信心演三場也有觀眾，最後，還不得不承認其實我們潛意識裡根本沒有這種要去拚的動力，就像澳門很多老店一樣，關門時間和休假很固定，食店更是賣完先前準備好的就休息，不會為多賺一點而特別延長工作時間。我坦承我們保留了澳門人最珍貴的悠閒性格，也同時對「拚博」沒有太大的動力，「競爭」意識還真的夠低。

「明白」

好多年前聽一個文學講座，講者說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城市的意象，有時同一個符號在不同的作家手上，它會包含了不同的意思。例如蓮花在不同地區的作家手中，便會隱藏不同的象徵，如果澳門作家用到蓮花，那蓮花包含的意思，大概會跟大陸的、香港的或台灣的作家很不一樣。那麼，倒過來說，同一個意象，它在澳門呈現時，澳門人很快明白到它的含意，但到了不同的地區，面對不同的受眾，它不一定很容易就讓當地人看得明白。
　　我們帶一個關於澳門的戲，到上海到台北演出，裡面呈現的意象，究竟能讓多少當地觀眾看得「明白」？當然，我們首先面對的是，怎樣才算是「明白」？一個戲，尤其反映當下社會狀況的戲，我們常常只能透過演出內容和呈現的視覺意象去提出一些問題，卻不容易在戲裡面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戲終究是一個「假設」的空間，觀眾在裡面發現「問題」，應該比在裡面找到「答案」更重要吧？但是這又回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次我們以外來者的身份進份，再以劇場媒介去呈現一個上海或台北以外的世界，那麼，我們如何讓這些陌生的意象，給不太了解「澳門」的外地觀眾更容易「明白」，我們一直以為在有需要的地方加上字幕，就是最大讓步，然後，我們發現不論上海或台北的觀眾，他們對澳門的了解，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更少，或者在一些有備而來的官方交流中，大家都有特定議題，早有資料在手，但像我們這種自發的小劇場演出，觀眾不會特別先了解一下澳門才來看戲，可說是一種不期而遇的民間交流，一種民間的，看澳門的觀點。我發現，大部份的情況下，澳門在他們心目中，其實只是個有概念，但沒有具體畫面的名字；而那概念仍是「賭城」，還有人問我：你們有文化部嗎？上海的座談會有朋友感慨說：我們常常提到「港澳、港澳」但一般了解到的都是「港」，不是「澳」；回想起來，我們也太高估澳門前幾年經濟迅速發展下，所帶來的知名度。
　　更何況，文化的差異不止於語言文字，演出中，演員在一大大煙花爆發的錄像前茫然回顧，然後腳跟不曾落地的向前走，有台北的觀眾問，澳門常常放煙花嗎？為什麼看起來像個咀咒？一時讓人語塞。

尋找差異

　　當一個原創作品可以面對更多不同背景的觀眾，它的層次感才被呈現出來。怎麼說呢？「原創」的意思很單純，就是第一手的，但在劇場而言，很多時它還包含「新」的，未「成熟」的意思，因為劇場，相對於很多其他的藝術媒介，它跟受觀之間的互動更強，演出中現場觀眾的即時反應，演後燈暗時那一剎的沉默，正正就是讓演出者、創作者重新檢視作品的機會，這樣的過程愈多，作者對作品反思的機會愈多；在澳門，一個小劇場作品可以演多少場，而來看的都是「常客」或親朋，如果以「物以類聚」的觀念去看，觀眾的同質性較強，觀眾給創作者的反應也比較單方面，況且，以現時的澳門小劇場的發展模式和創作方式而言，它要開拓更廣的觀眾層面並不容易，一來它們不見得會注重小劇場的行銷方式，在客觀情況下，人力和資源上也不能顧及這一範疇；再加上很多時，演出內容上也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觀眾興趣的──可能是內容太自我沉溺，又或是觀眾根本就對很多事情都不感興趣，於是澳門的劇場創作，原創性不少，原創後再深化的機會卻並不多，造成每一次都很「原創」，但水平或觀感上每一次卻都似乎停留在同一個層面上。
　　我們這次帶著一個「原創」作品走到上海和台北演出，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這個作品面對更多元，文化背景差異更大的觀眾群，迎接澳門以外的目光。我記每一場演出的前席，都有一個股名為「無法預期」的氣氛圍繞著我們，無法預期的臉孔、無法預期的即場反應、無法預期的對峙與互動，既不安又興奮，本來對必然存在差異的文化背景和觀劇經驗充滿憂慮，然後這種差異卻成為這個演出不斷修改和重新上路的動力。
　　在這次上海和台北的巡演中，這個「原創」劇場作品，究竟它的層次在哪裡？觀劇經驗較少的觀眾會說這個作品有看不明白的地方，但讓他們看見一般想像以外的澳門；有較多劇場經驗的會從作品描述的澳門中，回看自己處身的城市，甚至有社運界的觀眾完全代入了自己的經驗，演後座談時告訴我們，她一邊看一邊在流淚；更資深一點的觀眾會看出這個戲背後的「參考文本」，跟我們談「觀光全球化」的問題，甚至指出這個戲太過「貪心」的地方。我們也真感到慶幸，一個「原創」作品竟還能夠得到這不同層次的回應。

另一個旅人

在澳門，戲演完了常常會有「慶功」時刻，即是台前幕後到一家餐店和大排檔大吃一頓，甚至會直落卡拉ＯＫ盡慶而回；只要在facebook裡瀏覽一下，你會發現「慶功」和「唱Ｋ」的相片總是比舞台上的劇照更早被上轉到各參演者的電子相簿裡。但這次在上海和台北演出，演出完後都要將道具服裝帶回暫住的地方，由於路途比較遠，所以行動要趕快，而且一般翌日就要打包回澳或準備下一站的演出，也沒有刻意地安排「慶功」的環節，現在想來是有點無情呢。因為我劇場中安排了一個角色由上海和台北當地演員擔演，在當地花五天時間一起排練，一起演出，相處過程算十分愉快，可是戲甫演完就在急忙收拾東西時，匆匆地說再會，演後的交流時間沒法預留太多。現在想來，其實我是十分回味，在這短促的排練和演出日子裡，跟這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經驗的演員的劇場時光。一個來自上海，一個來自台北，兩個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下，同樣對表演藝術充滿熱盛的年輕女孩，她們帶給這個作品很不一樣的呈現，因為她們的參與，並因著她們不一樣的劇場學習模式、以及對社會的敏感程度的差異，令這個來自澳門的劇作，在上海或台北，都多了一點點在地的氛圍，以及不可再現的味道；上海演員來自戲劇學院導演系，學院式的訓練讓她有著較扎實的表演根底，導演的要求可以很快、很準確地演繹到位，正式演出時每場都很穩定；台北的演員原本唸政治系，後來考上戲劇研究所，同時參與劇團的行政工作，導演下達的要求會一再思考後才去執行，甚至會發掘出新的問題反問導演，而且會在導演的基本指示下按實際情況進行再創作，這時反而要令導演再消化一下才再執行，而每一場演出都帶給我們意外的驚喜。
　　兩個不同的女孩，就像這次旅程中，在火車上或機場碰上的另一個旅人，我們相遇、交流，甚至一起完成了某一段旅程，彼此為各自背後文化特徵的差異和相似而好奇，然後又再各自上路，或者有天會在某一個停靠站再次遇上，而大家背包裡承載的都已經不一樣，手上的旅行筆記一定都變厚了。

下一站，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