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6月28日
慢城,曾經 ── 為了配合主題,我花了三個星期慢寫
慢城,曾經 ── 為了配合主題,我花了三個星期慢寫/忠
在城市,我們都很努力地讓生活更方便,或者,城市的意涵就在於不同的人與人之間頻繁的交往,快速的交往,然後在頻繁的交往中相互遺忘,快速地達到目的地,並同時出發到新的目的地,週而復始。
這幾年到台灣,都將城市作為中轉或補給站,而鄉間才是目的地,或稱作期望體驗的地方,然而當這種行程變成規律以後,城市有時會反過來成為一個鄉與另一個鄉之間的目的地。像我們這種喜歡用走的方法自助旅行的人,從一點到另一點,除了一雙腿就只得靠公共交通工具。可是一到達花蓮,這個慣性就被撃倒,民宿主人駕著車來載我們,上車後不久,他指著擋風玻璃前的馬路說:「看。」看什麼?「你看見路上有行人嗎?」沒有,都是車,人都在交通工具和房子裡,一路上連公車站也看不見一個,跟澳門那些連盲人也會碰到的,不合比例地攔在狹窄的行人道上的公車站,形成很強的對比,據說在花蓮等公車的時間比等火車長。人們說:在花蓮,沒車不行。
沒有路人的小城
第一天的行程,我們萬般不願意地用上我們唯一會用的交通工具──單車。
從民宿騎到市區,據說要半小時左右,心想那其實不算很遠,不過在民宿和朋友的勸告下我們就入鄉隨俗一下。然而,騎到一半,心裡就很抗拒,一種被駕駛而不是在駕駛的感覺,在烈日下更強烈,用腳走,你可以隨便走在樹蔭、屋簷下發發呆,避過陽光或雨水,帶著車子卻不那麼容易,你只能被車子帶著你前進──尤其像我們這種技術低劣者。不過,令人驚喜的卻是花蓮的駕駛者,他們都將人當作人來看待,我們在馬路上超慢速地行駛,甚至常常停下來找路,竟然從未被其他車輛在後面恐嚇,甚至沒有響號催促,即使路給我們堵住了,他們只會從慢駛越過,臉上沒帶半點不耐煩的神色,這是在澳門的馬路上不可能發生的溫馨,如果澳門的駕駛者也可以有這種耐性與人性,我發誓,我願意在澳門騎單車。
澳門(包括路環、氹仔、路氹城) 總面積29.2平方公里,人口約五十八萬。
花蓮市總面積29.4平方公里,人口約十一萬。花蓮市是花蓮縣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整個花蓮縣人口才不足三十五萬人。
每個人都是導遊
終於,我們隨著薛西的指引,在節約街的舊書舖子前放下單車,開始以一個行人的身份,真正走在花蓮市的街道上。舊書舖子是一間二手書店的名字,老舊的日式木屋,穿過重重書架,舖子最深處是一個小房間,裡面看來是一部棄用年的印刷書籍用的老機器,因為這裡曾是一家印刷廠,據說名詩人楊牧的第一部詩集就在這裡印出,而印刷廠的老闆正正就是楊牧的爸爸。我在書店裡挑了幾本舊書,付錢時曖昧跟店員說,我們的腳踏車就在外面,晚一點回來拿車的時候才將書一起帶走,店員毫不猶豫就答沒問題。在這個城市裡,信任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最大動力。
薛西說,花蓮的公共交通不發達,但每個花蓮人都是導遊,都可以為我們指路,果然他媽媽(這裡我叫她柯姐)就成為我們第一個導遊,用私家車將我們載到市外看山看水的地方;柯姐很忙碌,她將我們載到一個地點放下,趕去工作,然後回來再將我們帶到另一個目的地;當然,順風車是有代價的,飽覽花蓮山水的一天後,柯姐將我們帶到錄音室,原來柯姐也是一位地方電台節目主持人,這晚她抓到兩個澳門來客談澳門和花蓮的比較,跟很多外地人一樣,澳門和香港在她的印象中似乎分別不大,她問:花蓮人的步調很慢,跟港澳地區的快節奏很不一樣,會否很不習慣?我們起初很強調澳門人跟香港人生活節奏的差異,辯稱澳門「曾經」也是步調慢的小城,「曾經」這兩個字大概被柯姐聽穿了,多談幾句,我們終於承認澳門不再慢調的事實。柯姐問:花蓮人給我們最深印象是什麼?我說,雖然每一個花蓮人都向我介紹自己心目中不同的花蓮,不過,每個人都很熱愛這個地方,民宿老闆會滔滔不絕地向我訴說花蓮的歷史;關上門的飯店見我們在外面避雨,會叫我們進去先坐一下再走;連一個很年青的鬆餅店老闆,在我們沒有任何消費卻坐上一個小時的情況下,道別時還真誠地對我們說:希望你們喜歡花蓮。
在花蓮,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條行人路,而且都是放滿雜物或汽車的,有意或無意也好,這是一種好沒人情味的、車輛本位的城市規劃,可是一個每位市民都可以當導遊的城市,一個汽車可以和單車在馬路上並行而沒半點焦躁的城市,它讓人相信優良的人文素質,足以為生活帶來更美好的改變。
放空時光
回到澳門,我收到自己從花蓮寄回來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棵結實的樹幹,其實正式來說,這張明信片是咖啡店寄給我的。
騎了一個早上單車,我們到了花蓮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名叫泥巴。薛西知我愛吃貝果,他說泥巴以自製手工貝果聞名,要我一定要去試試,在這個騎單車騎累了又突然下起雨來的下午,貝果的確鬆軟味美,但更重要的是店裡充滿店主對生活的觀察與心思,兩面牆上就是老闆自己的攝影作品展,咖啡還沒來到的時候,我看面桌面上有一個迷你盆栽,盆栽旁邊還有個小小的說明牌子,上面寫著「花蓮市明禮路兩旁的瓊崖海棠行道樹,種於民國三年,每年夏天會有種子落地生根,其中一株來到了泥巴咖啡。」兩句簡短的說明,小盆栽便不單是裝飾物,它還是這家咖啡店的身份認同,流露出濃濃地方感。喜歡在澳門生活的朋友,都大讚澳門飲食或購物很方便,身邊缺些什麼,離家門不遠就能買到,根本無需理會這個消費品的來歷,無需關理會它的社區關係,一個得來容易的小盆栽,裝飾而已,你不會從飯店或餐廳的桌面上感受到店家人性的一面,食店、商店只可以是消費的場域,只可以匆匆來往的,沒有地方感的冷空間。我坐在這家處處流露經營者心思與熱情的咖啡店裡,開始明白為什麼在澳門沒辦法找到讓人坐下來放空思緒,讓情感和思考沉澱下來的空間。於是一旦澳門出現了一家人文色彩較為濃厚的小書店,馬上就可以成為一個「景點」,這不但說明經營者的用心,也同時說明了澳門人缺了怎麼樣的生活與心靈的空間。
咖啡店的正門有句標語:「遇到一杯好咖啡」,我想咖啡可是其次,「遇到」才是重點,店的主人將自己攝影作品放在店裡供人欣賞,也將這家店當成作品去經營、展示,期望與每一個來看咖啡的人碰上,分享生活的點滴。我看見櫃檯上放著咖啡店自家印製的明信片,上面當然又是老闆的大作,還有代寄服務,於是我挑了一張,在上面寫上「放空」兩個字,記錄這個身體疲累,但心靈舒坦的時光。
逃避主義
「那些原住民很懶。」老豆說,「他們每天就坐在那裡跟人閒聊,餓了才去下海打魚回來吃。」我對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或個性不甚了解,但聽人這麼一說,我反而為自己作為城市人而悲從中來。原住民餓了起碼懂得打魚,自給自足,而且不需要為工作而工作,沒有為什麼而工作的困惑,城市人卻不同,尤其在澳門這種什麼都缺的城市,要耕田也不見得有地。有時我會想,如果工作就是為了「搵食咁簡單」,那我們加班來幹嗎?如果工作僅為了「醫肚」,那麼為什麼很多人都要做一些根本不是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現代人於「工作」的迷思與困惑,某程度上也是對「都市」的困惑,於是每到假期都有大批台北人駕車或乘坐火車,走到島上仍未都市化的地方去,這也造就了鄉間或小城民宿的興盛,據說單單是花蓮市及其周邊的鄉加起來就有超過二千家民宿。逃避都市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就等於完全投入大自然,正如文化地理學大師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一書所說:「我們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這一迷人的概念。」因為這個「自然」已不是人類原始時代被迫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而是一個被賦予人類價值觀的、被「人文化」的「自然」,於是段義孚認為「『逃向自然』的確是一項文化事業,是一種被掩飾起來的『逃避自然』。」於是,很多台北人也真的在逃避「工作」的迷思,逃避「都市化」的生活下,逃往花蓮,一個被「人文化」的「自然」,建立了他們的「文化事業」。例如之前提過的舊書舖子、泥吧咖啡,還有專辦音樂會、辦人文講座的璞石咖啡、璞石咖啡樓上的O’rip雜誌社,「有的沒的二手雜貨店」、專門為自助旅人設計深度旅遊路線的阿銘、做浙江菜同時開酒吧並自製「革命咖啡」,從台北政大校園搬來的毛哥,這些都是一班從台北逃往花蓮的人所辦的「文化事業」,他們的遷入,為好山好水的花蓮,添上了一些自然與都市生活之間的「人文風景」,或者可以仿地理學者的說法,叫它們做一種「中間景觀」。到花蓮之前,我沒想到要去看這些人文風景,遇上這些人和地,主要因為一份民間自發印製,名為「慢城,花蓮」的地圖。
另一種選擇
那個下午,原本想在市區某個角度,看看書發發呆就好,可在咖啡店找到一份「慢城.花蓮」的地圖後,即使忽晴忽雨,也想多看一些花蓮市的人文風景。
「慢城.花蓮」地圖前後兩面,一面是「市區散步地圖」,另一面是「市郊兜風地圖」,「市郊兜風」用走的沒本事,我們只好「市區散步」,地圖中除了一些官方文化館博物館,更著重的是標示出散佈在市區不同角落的民間小店,從咖啡室、書店、民宿、藝文場所、手工肥皂店、二手雜貨店、有機菜館、火腿店到按摩店都有,遊人可以按著這份小小的地圖慢遊慢食慢活兩三天。
這張地圖不是官方印刷的旅遊地圖,也不是書商出版的花蓮全攻略,純粹民間自發繪製,想要共同傳遞一個訊息─「慢」。起初是一家民宿辦的讀書會,然後是花蓮文化園區辦的一個名為「尋找最美的風景路」展覽,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與討論,各個懷有相近理念、相似生活態度的民宿、餐飲店和書店店主走在一起,希望在花蓮共塑「慢活」的人文氛圍,「提供在快之外的另一種選擇--『慢』。」然後就有了「慢城,花蓮」。
「慢城花蓮」,「非正式更是非組織。雖有推薦店家,但無串連店家。被推薦的店家只需堅持自己的本業與被推薦的理由就好,沒有任何負擔與責任,亦無需背負有無形式的框架。」各個店家每月一次自發參加的聯誼聚會,增加彼此的認識,以及交流彼此的生活經驗,「共同推廣花蓮緩慢有人情味的運動,讓更多各地認同的朋友體驗與支持這個概念和生活態度。」簡單來說,「慢城,花蓮」不是一個「促進觀光」、「盤活經濟」的口號,它是一次以推廣「慢活」為目的,由民間自發形成的「社區營造」。這些主要推動者,不是什麼從天而降的「學者」、「官員」,而是本來就有其在地社群,各自擁有個人專業/專長、生活態度與社區理念的店主,他們自發聯繫,慢慢醞釀而成一股力量,沒有上台做秀,默默地,在人們步行或路經時,出現在不經意的細節間。
也曾慢城
「慢城,花蓮」是「推廣花蓮緩慢有人情味的運動。」第一眼看這個「慢城宣言」,我心裡有點不是味兒,「緩慢有人情味」,這不是過去人們對澳門的讚美嗎?
「慢城」當然不是花蓮獨有的,而且仍是一種追求而已。「慢城」(citta slow)由意大利八○年代末興起的「慢食文化」開始。正當麥當努、家鄉雞等快餐店在全球蔓延,全球飲食文化受到衝擊時,「慢食文化」卻提倡人們應放慢節奏、享受美食,改變過快的生活節奏。「慢食」漸漸延伸成「慢活」的生活哲學,現時意大利已有四十二個城市宣佈是「慢城」,全歐洲,包括波蘭、奧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國已有數十個城市加入,甚至日本、韓國也有「慢城」存在。根據「慢城」運動聯盟的規定,其成員必須滿足一些體規定,例如人口不得超過五萬、城內不能停車,只有行人徒步區,不能有連鎖式餐飲店和超市、不得使用基因改造種子、農作物和食品等,反汙染、反噪音、反量化之餘,支持都市綠化,支持風力發電,支持小型農作有機經營,及保留地方特色。「慢城主義」雖然復古,但也不全盤否定現代,意大利的「慢城」奧維亞托市市長便說「慢城」不反對使用網路,也不反對網路行銷方式,而且還可以改造現在的觀光產業和農業甚至一般商店的經營方式。
有人認為「慢城主義說穿了便是種另類反全球化產物,反全球化帶來的快速生活步調、反全球化帶來的科技污染,期望回歸中古時期小城悠閒、自給自足的生活。」或者,還有更多人會認為這只是「烏托邦」式想像,然而,崇尚「慢活」的瑞典卻是創意文化產業的強國,在大家高唱「文化力」、「軟實力」的同時,有沒有考慮到「文化創意」是在一個怎樣的生活素質中孕生的,我們只會愈來愈容易買到一件宜家傢俬,卻不知道「宜家」是怎樣從瑞典人的手中創造出來的。
澳門曾經也很「慢」,或者我們也不必再懷舊,而且很多很多的「慢城」都在快起來的發展下被喚回來的,在「慢城,花蓮」的社群中,不也是有很多從「快」的台北逃到花蓮找「慢」的嗎?段義孚認為「逃避」不是貶義詞,而是人的共性,人們「逃避的過程即是創造文化的過程」。如果近年很多人都在懷「慢澳門」的舊,那麼,我們在懷舊與傷逝中,該如何創造新的文化?
在城市,我們都很努力地讓生活更方便,或者,城市的意涵就在於不同的人與人之間頻繁的交往,快速的交往,然後在頻繁的交往中相互遺忘,快速地達到目的地,並同時出發到新的目的地,週而復始。
這幾年到台灣,都將城市作為中轉或補給站,而鄉間才是目的地,或稱作期望體驗的地方,然而當這種行程變成規律以後,城市有時會反過來成為一個鄉與另一個鄉之間的目的地。像我們這種喜歡用走的方法自助旅行的人,從一點到另一點,除了一雙腿就只得靠公共交通工具。可是一到達花蓮,這個慣性就被撃倒,民宿主人駕著車來載我們,上車後不久,他指著擋風玻璃前的馬路說:「看。」看什麼?「你看見路上有行人嗎?」沒有,都是車,人都在交通工具和房子裡,一路上連公車站也看不見一個,跟澳門那些連盲人也會碰到的,不合比例地攔在狹窄的行人道上的公車站,形成很強的對比,據說在花蓮等公車的時間比等火車長。人們說:在花蓮,沒車不行。
沒有路人的小城
第一天的行程,我們萬般不願意地用上我們唯一會用的交通工具──單車。
從民宿騎到市區,據說要半小時左右,心想那其實不算很遠,不過在民宿和朋友的勸告下我們就入鄉隨俗一下。然而,騎到一半,心裡就很抗拒,一種被駕駛而不是在駕駛的感覺,在烈日下更強烈,用腳走,你可以隨便走在樹蔭、屋簷下發發呆,避過陽光或雨水,帶著車子卻不那麼容易,你只能被車子帶著你前進──尤其像我們這種技術低劣者。不過,令人驚喜的卻是花蓮的駕駛者,他們都將人當作人來看待,我們在馬路上超慢速地行駛,甚至常常停下來找路,竟然從未被其他車輛在後面恐嚇,甚至沒有響號催促,即使路給我們堵住了,他們只會從慢駛越過,臉上沒帶半點不耐煩的神色,這是在澳門的馬路上不可能發生的溫馨,如果澳門的駕駛者也可以有這種耐性與人性,我發誓,我願意在澳門騎單車。
澳門(包括路環、氹仔、路氹城) 總面積29.2平方公里,人口約五十八萬。
花蓮市總面積29.4平方公里,人口約十一萬。花蓮市是花蓮縣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整個花蓮縣人口才不足三十五萬人。
每個人都是導遊
終於,我們隨著薛西的指引,在節約街的舊書舖子前放下單車,開始以一個行人的身份,真正走在花蓮市的街道上。舊書舖子是一間二手書店的名字,老舊的日式木屋,穿過重重書架,舖子最深處是一個小房間,裡面看來是一部棄用年的印刷書籍用的老機器,因為這裡曾是一家印刷廠,據說名詩人楊牧的第一部詩集就在這裡印出,而印刷廠的老闆正正就是楊牧的爸爸。我在書店裡挑了幾本舊書,付錢時曖昧跟店員說,我們的腳踏車就在外面,晚一點回來拿車的時候才將書一起帶走,店員毫不猶豫就答沒問題。在這個城市裡,信任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最大動力。
薛西說,花蓮的公共交通不發達,但每個花蓮人都是導遊,都可以為我們指路,果然他媽媽(這裡我叫她柯姐)就成為我們第一個導遊,用私家車將我們載到市外看山看水的地方;柯姐很忙碌,她將我們載到一個地點放下,趕去工作,然後回來再將我們帶到另一個目的地;當然,順風車是有代價的,飽覽花蓮山水的一天後,柯姐將我們帶到錄音室,原來柯姐也是一位地方電台節目主持人,這晚她抓到兩個澳門來客談澳門和花蓮的比較,跟很多外地人一樣,澳門和香港在她的印象中似乎分別不大,她問:花蓮人的步調很慢,跟港澳地區的快節奏很不一樣,會否很不習慣?我們起初很強調澳門人跟香港人生活節奏的差異,辯稱澳門「曾經」也是步調慢的小城,「曾經」這兩個字大概被柯姐聽穿了,多談幾句,我們終於承認澳門不再慢調的事實。柯姐問:花蓮人給我們最深印象是什麼?我說,雖然每一個花蓮人都向我介紹自己心目中不同的花蓮,不過,每個人都很熱愛這個地方,民宿老闆會滔滔不絕地向我訴說花蓮的歷史;關上門的飯店見我們在外面避雨,會叫我們進去先坐一下再走;連一個很年青的鬆餅店老闆,在我們沒有任何消費卻坐上一個小時的情況下,道別時還真誠地對我們說:希望你們喜歡花蓮。
在花蓮,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條行人路,而且都是放滿雜物或汽車的,有意或無意也好,這是一種好沒人情味的、車輛本位的城市規劃,可是一個每位市民都可以當導遊的城市,一個汽車可以和單車在馬路上並行而沒半點焦躁的城市,它讓人相信優良的人文素質,足以為生活帶來更美好的改變。
放空時光
回到澳門,我收到自己從花蓮寄回來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棵結實的樹幹,其實正式來說,這張明信片是咖啡店寄給我的。
騎了一個早上單車,我們到了花蓮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名叫泥巴。薛西知我愛吃貝果,他說泥巴以自製手工貝果聞名,要我一定要去試試,在這個騎單車騎累了又突然下起雨來的下午,貝果的確鬆軟味美,但更重要的是店裡充滿店主對生活的觀察與心思,兩面牆上就是老闆自己的攝影作品展,咖啡還沒來到的時候,我看面桌面上有一個迷你盆栽,盆栽旁邊還有個小小的說明牌子,上面寫著「花蓮市明禮路兩旁的瓊崖海棠行道樹,種於民國三年,每年夏天會有種子落地生根,其中一株來到了泥巴咖啡。」兩句簡短的說明,小盆栽便不單是裝飾物,它還是這家咖啡店的身份認同,流露出濃濃地方感。喜歡在澳門生活的朋友,都大讚澳門飲食或購物很方便,身邊缺些什麼,離家門不遠就能買到,根本無需理會這個消費品的來歷,無需關理會它的社區關係,一個得來容易的小盆栽,裝飾而已,你不會從飯店或餐廳的桌面上感受到店家人性的一面,食店、商店只可以是消費的場域,只可以匆匆來往的,沒有地方感的冷空間。我坐在這家處處流露經營者心思與熱情的咖啡店裡,開始明白為什麼在澳門沒辦法找到讓人坐下來放空思緒,讓情感和思考沉澱下來的空間。於是一旦澳門出現了一家人文色彩較為濃厚的小書店,馬上就可以成為一個「景點」,這不但說明經營者的用心,也同時說明了澳門人缺了怎麼樣的生活與心靈的空間。
咖啡店的正門有句標語:「遇到一杯好咖啡」,我想咖啡可是其次,「遇到」才是重點,店的主人將自己攝影作品放在店裡供人欣賞,也將這家店當成作品去經營、展示,期望與每一個來看咖啡的人碰上,分享生活的點滴。我看見櫃檯上放著咖啡店自家印製的明信片,上面當然又是老闆的大作,還有代寄服務,於是我挑了一張,在上面寫上「放空」兩個字,記錄這個身體疲累,但心靈舒坦的時光。
逃避主義
「那些原住民很懶。」老豆說,「他們每天就坐在那裡跟人閒聊,餓了才去下海打魚回來吃。」我對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或個性不甚了解,但聽人這麼一說,我反而為自己作為城市人而悲從中來。原住民餓了起碼懂得打魚,自給自足,而且不需要為工作而工作,沒有為什麼而工作的困惑,城市人卻不同,尤其在澳門這種什麼都缺的城市,要耕田也不見得有地。有時我會想,如果工作就是為了「搵食咁簡單」,那我們加班來幹嗎?如果工作僅為了「醫肚」,那麼為什麼很多人都要做一些根本不是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現代人於「工作」的迷思與困惑,某程度上也是對「都市」的困惑,於是每到假期都有大批台北人駕車或乘坐火車,走到島上仍未都市化的地方去,這也造就了鄉間或小城民宿的興盛,據說單單是花蓮市及其周邊的鄉加起來就有超過二千家民宿。逃避都市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就等於完全投入大自然,正如文化地理學大師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一書所說:「我們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這一迷人的概念。」因為這個「自然」已不是人類原始時代被迫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而是一個被賦予人類價值觀的、被「人文化」的「自然」,於是段義孚認為「『逃向自然』的確是一項文化事業,是一種被掩飾起來的『逃避自然』。」於是,很多台北人也真的在逃避「工作」的迷思,逃避「都市化」的生活下,逃往花蓮,一個被「人文化」的「自然」,建立了他們的「文化事業」。例如之前提過的舊書舖子、泥吧咖啡,還有專辦音樂會、辦人文講座的璞石咖啡、璞石咖啡樓上的O’rip雜誌社,「有的沒的二手雜貨店」、專門為自助旅人設計深度旅遊路線的阿銘、做浙江菜同時開酒吧並自製「革命咖啡」,從台北政大校園搬來的毛哥,這些都是一班從台北逃往花蓮的人所辦的「文化事業」,他們的遷入,為好山好水的花蓮,添上了一些自然與都市生活之間的「人文風景」,或者可以仿地理學者的說法,叫它們做一種「中間景觀」。到花蓮之前,我沒想到要去看這些人文風景,遇上這些人和地,主要因為一份民間自發印製,名為「慢城,花蓮」的地圖。
另一種選擇
那個下午,原本想在市區某個角度,看看書發發呆就好,可在咖啡店找到一份「慢城.花蓮」的地圖後,即使忽晴忽雨,也想多看一些花蓮市的人文風景。
「慢城.花蓮」地圖前後兩面,一面是「市區散步地圖」,另一面是「市郊兜風地圖」,「市郊兜風」用走的沒本事,我們只好「市區散步」,地圖中除了一些官方文化館博物館,更著重的是標示出散佈在市區不同角落的民間小店,從咖啡室、書店、民宿、藝文場所、手工肥皂店、二手雜貨店、有機菜館、火腿店到按摩店都有,遊人可以按著這份小小的地圖慢遊慢食慢活兩三天。
這張地圖不是官方印刷的旅遊地圖,也不是書商出版的花蓮全攻略,純粹民間自發繪製,想要共同傳遞一個訊息─「慢」。起初是一家民宿辦的讀書會,然後是花蓮文化園區辦的一個名為「尋找最美的風景路」展覽,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與討論,各個懷有相近理念、相似生活態度的民宿、餐飲店和書店店主走在一起,希望在花蓮共塑「慢活」的人文氛圍,「提供在快之外的另一種選擇--『慢』。」然後就有了「慢城,花蓮」。
「慢城花蓮」,「非正式更是非組織。雖有推薦店家,但無串連店家。被推薦的店家只需堅持自己的本業與被推薦的理由就好,沒有任何負擔與責任,亦無需背負有無形式的框架。」各個店家每月一次自發參加的聯誼聚會,增加彼此的認識,以及交流彼此的生活經驗,「共同推廣花蓮緩慢有人情味的運動,讓更多各地認同的朋友體驗與支持這個概念和生活態度。」簡單來說,「慢城,花蓮」不是一個「促進觀光」、「盤活經濟」的口號,它是一次以推廣「慢活」為目的,由民間自發形成的「社區營造」。這些主要推動者,不是什麼從天而降的「學者」、「官員」,而是本來就有其在地社群,各自擁有個人專業/專長、生活態度與社區理念的店主,他們自發聯繫,慢慢醞釀而成一股力量,沒有上台做秀,默默地,在人們步行或路經時,出現在不經意的細節間。
也曾慢城
「慢城,花蓮」是「推廣花蓮緩慢有人情味的運動。」第一眼看這個「慢城宣言」,我心裡有點不是味兒,「緩慢有人情味」,這不是過去人們對澳門的讚美嗎?
「慢城」當然不是花蓮獨有的,而且仍是一種追求而已。「慢城」(citta slow)由意大利八○年代末興起的「慢食文化」開始。正當麥當努、家鄉雞等快餐店在全球蔓延,全球飲食文化受到衝擊時,「慢食文化」卻提倡人們應放慢節奏、享受美食,改變過快的生活節奏。「慢食」漸漸延伸成「慢活」的生活哲學,現時意大利已有四十二個城市宣佈是「慢城」,全歐洲,包括波蘭、奧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國已有數十個城市加入,甚至日本、韓國也有「慢城」存在。根據「慢城」運動聯盟的規定,其成員必須滿足一些體規定,例如人口不得超過五萬、城內不能停車,只有行人徒步區,不能有連鎖式餐飲店和超市、不得使用基因改造種子、農作物和食品等,反汙染、反噪音、反量化之餘,支持都市綠化,支持風力發電,支持小型農作有機經營,及保留地方特色。「慢城主義」雖然復古,但也不全盤否定現代,意大利的「慢城」奧維亞托市市長便說「慢城」不反對使用網路,也不反對網路行銷方式,而且還可以改造現在的觀光產業和農業甚至一般商店的經營方式。
有人認為「慢城主義說穿了便是種另類反全球化產物,反全球化帶來的快速生活步調、反全球化帶來的科技污染,期望回歸中古時期小城悠閒、自給自足的生活。」或者,還有更多人會認為這只是「烏托邦」式想像,然而,崇尚「慢活」的瑞典卻是創意文化產業的強國,在大家高唱「文化力」、「軟實力」的同時,有沒有考慮到「文化創意」是在一個怎樣的生活素質中孕生的,我們只會愈來愈容易買到一件宜家傢俬,卻不知道「宜家」是怎樣從瑞典人的手中創造出來的。
澳門曾經也很「慢」,或者我們也不必再懷舊,而且很多很多的「慢城」都在快起來的發展下被喚回來的,在「慢城,花蓮」的社群中,不也是有很多從「快」的台北逃到花蓮找「慢」的嗎?段義孚認為「逃避」不是貶義詞,而是人的共性,人們「逃避的過程即是創造文化的過程」。如果近年很多人都在懷「慢澳門」的舊,那麼,我們在懷舊與傷逝中,該如何創造新的文化?
引用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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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文章 
段義孚還有一本"恐懼",
下次來去買。
Posted by 薛西
at 2009年06月30日 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