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死在博物館／忠
　　
走進博物館，或多或少要感受死亡的氣息。
小時候的澳門，並不像現在那麼多博物館，或者說，根本沒法在澳門意識到「博物館」這回事；我最早的博物館記憶發生在北京，大概是小學一、二年級的暑假，遊覽的、參觀的都是皇帝的宮殿、皇帝的日用品、皇帝的陵墓，這些東西在在告訴你正踏在死人的足跡上；印象最深刻的一張照片是在那個黑漆漆的皇陵入口，我站在一個指示牌前，一臉茫然。不到十歲的一個小孩，在那個陰濕的洞穴裡，看著那些帝后們的衣物、食具、睡床，彷彿進入了卡爾維諾小說中那個死亡的城市；這個地下皇陵跟地面上那些宏偉的、總是陽光猛烈的宮殿對比，彷彿訴說著權力、政治的兩面。那時候，博物館教曉我的並不是什麼知識或隱喻，而是想像。今天的博物館，總是冷氣開放，然而那種濕冷的死亡，仍然在我記憶中揮之不去。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台北一個高中女生為了完成學校的軍訓作業，跑到國軍歷史文物館參觀搜集資料，遭到館內的軍人強暴殺害，這一事件引起了台灣社會的震動。這個存放死人遺物、遺照的地方，竟真出現了真正的死人。二○○四年，台灣差事劇團演出了以事件為藍本的《軍史館殺人事件》，評論說這個戲「將性與死亡，和國家記憶與形象加以連結，論述一個有關體制暴力的命題。」這裡，博物館不但引發想像的歷史，還呈現出批判的歷史，歐威爾早在小說《一九八四》中說道：「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博物館，作為一種「歷史檔案」的展示，它注定不能中立，而且必對真實的過去進行某種選擇與刪除，誰有權控制當下，誰就有權控制這個選擇與刪除的過程。物件，一旦進入歷史博物館的，不但宣佈物件的死亡──已不再具備它原有的社會功能，還順帶宣佈著物件使用者的死亡。
作為公共財產的物件，一旦被送進歷史博物館，即宣佈它過去的存在，卻同時宣佈它的現實意義的消失。今日的博物館，陳列的再不是皇帝的東西，陳列品「生前」的經歷，與人們的現實生活愈來愈接近，這種有關權力的衝突便愈見尖銳。

我彷彿看見自己也死在裡面。
兩個星期前，終於找到機會走進路氹歷史館。這個前海島市政廳大樓其實在回歸前已到過一次，那是很偶然的機會，跟隨一個新成立的社團拜會海島市政廳的領導層，大家就圍坐在那會議廳的長桌旁，談話的內容記不了多少，因為那時我心不在焉地在欣賞這個平日沒多少機會進入的舊建築物。這次重訪，大樓已再建成歷史館，那個我曾經坐在裡面的會議廳被好好地保存著，我幾乎認得我坐的那個位置，不過這次我卻被圍攔分隔在外，裡面是一個正在清潔桌椅的女工，會議廳變成了一個只供觀看的雕塑，不過是十年前的事物，包括我在內的十多個與會者的那一剎，被凝固在那裡，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經驗，在這個只可觀看的會議廳裡，我彷彿看見自己也死在裡面。象徵某段歷史的物件一旦放進了博物館，它的意義就被凝固下來，相對於正在流動與演變中的現實，這種被凝固的歷史較易被掌權者掌握和管理，也相對安全。一件物件還未至於要收藏或保護的地步就被「文物化」起來，如同將某段記憶與當下生活的聯繫割斷，將集體記憶的消除合理化起來。
　　澳門博物館和路氹歷史館是澳門現時兩個最主要的歷史博物館，分屬兩個不同部門管理的博物館，卻有著共通之處，就是對建築物和物件的崇拜。澳門博物館的設計，彷彿一個寫實主義的環境劇場，仿造的建築物和人，讓參觀者變成了演員，但這卻是一齣零零碎碎的懷舊劇場，每件佈景都獨立成章，缺乏關係，並不是在向你敘述一個地方的歷史；很多現代戲劇家批評這種寫實主義戲劇只懂製造幻覺，觀眾安坐在座位上，完場後離開劇院，劇中的問題就要忘記得乾乾淨淨，博物館內的歷史也就跟現實生活完全割斷成互不相干的兩部份；英國學者John Urry強調「文物歷史太過於側重視覺會有些問題」，僅有那些原版或仿製的物件或建築，往往讓「各式各樣的人類社會經驗，例如戰爭、壓迫、飢餓、疾病以及法律等等，在其中都被忽略或不受重視。」回歸前建立的澳門博物館，少不免要排除某些歷史，然而只開幕了不足三年的路氹歷史館卻同樣保守，路氹史與澳門史的關係其實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殖民史，我們看到的卻大多是乏善足陳風土民情，保持友好關係是不是就等於要將歷史隱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