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07藝穗筆記十則／忠

送上門的演出
　　　　　　　　　　　　　　　　　　　　　　　　　　　　　　　
　　劇團到學校巡迴演出，在澳門最少也有十五以上的歷史，學校巡迴演出於我最早的記憶是大概高中一、二年級時，澳門藝穗會的周樹利老師帶著中國啞劇大師王德順來學校演出，精彩的啞劇演出固然印象深刻，而周老師的長髮更令正值反叛時期的我奇怪地感受到無形的鼓舞，讀書的日子多半是快樂的，但必存在刻板的、苦悶的一面，少年人多半是快樂的，但骨子裡總埋伏下反叛的需要；在「苦悶」的時候，藝術適時的出現，不多不少提供了這種「需要」，劇團帶演出到學校來，恰恰為刻板的學習生活打開了呼氣的缺口，所以即使最爛的演出，同學總會回報你出乎意料的反應。
　　自己跟學校巡迴這回事頗有緣份，從高中時看過那場啞劇後，我先後擔當過這些演出的觀眾、表演者、工作人員、記錄員等不同職務，每次看著同一個演出，在不同的校園氣氛、不同的觀眾面前演出，感覺是奇妙的，每間學校的學生都有不同的特質，因而對同一個演出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每間學校本身的設備、演出地點又有對演出造成不同的影響，尤其一些互動性較強的演出，學生參與性較強，演員跟學生直接交流，不同學校的學生參與，直接改變了演出的氣氛、節奏和演員的即時反應，十分刺激。
　　對學生來說，學校巡迴演出，是一個輕鬆機會，對演出者而言是一項具挑戰性，且帶有教育、推廣作用的使命，然而，一直想知道的是究竟學校的老師和高層又如何看待一個「送上門」的演出？
　　今年澳門藝穗節，筆者又再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了一些學校巡迴演出，結合來自澳門、墨西哥、葡國和西班牙表演者的《心靈劇場：鈍鈍先生去旅行》，是一個介紹世界不同文化，以及宣揚環保訊息的多媒體劇場。起行之前，我一直懷疑學校對這個演出的接受程度究竟有幾高？演出者名符其實大都「紅鬚綠眼」，只有一個懂說粵語，演出模式沒有很明顯的故事發展，音樂中不乏我們一向較少接觸的傳統印度和南美音樂；這個演出大概從演出者形象到表演形式，對很多學校來說都是不太討好吧？

第一個演出
　　　　　　　　　　　　　　　　　　　　　　　　　　　　　　　
　　學校巡迴演出的第一場，對大家來說都是戰戰兢兢的，因為看的都不一定是習慣看演出的觀眾，而且演出環境也不是一個有基本演出設備的劇場，演出者更需要加倍專注，對突然而來的很多狀況作出應變，所以英國傳統的「教育劇場」就強調演出者不單是演員，而應該是「演、教員」（Actor／teacher），演出者有表演能力之餘，也需具有主持課堂活動、帶領學生在體驗中學習的能力。起初，我很懷疑《心靈劇場》的演員是否都具這種能力？然而，當演出一開始就以投映、舞蹈和偶的演出引入，以非語的形式將在場近二百位小觀眾吸引著，我馬上放下了疑慮。演出由澳門長大的女孩作說故事人，其他幾位外藉演員既是演員也是操偶人和現場樂手，他們扮演猶長、外國遊客、地球、河神和機器靈件等，解決了很多語言障礙的問題，只是某些不利於後排觀眾視線的安排，以及音樂與人聲的強弱比例仍需在往後幾場演出中繼續改進。
　　演出完結後，小朋友的反應看來是熱烈的，老師也禮貌地說謝謝，然後我們又匆匆帶著行裝離去。老師們其實除了禮貌式的道謝外，還有沒有未說的話？學校巡迴演出應該不只是「演出」而已，還應有更充足的配套。六十年代在英國興起的「教育劇場」，他們視每次社區及學校巡演為一整套教學活動，會先跟演出對象作訪問，看看對象的實際需要，演出前後會有工作坊，活動後又有評估報告。今次《心靈劇場》的演出或者不能做到如此細緻，但至少該有份給校方，收集一下除了客套話以外的真正意見，這對觀、演雙方也是重要的。我突然記起，二千年澳門藝穗邀請了新加坡實踐劇場來演一個學校巡迴劇，演出後導演黃美蘭說到他們的經驗，她強調看戲的學生人數必須把關，因為要顧及與觀眾的互動，人數不能太多，否則演出質素就會受影響，她認為學校巡迴演出必須為學生提供好的觀演經驗，因為「這可能是他們看的第一個戲。」，這個堅持叫人感動，然而要在澳門實踐起來卻不容易，對學校而言，難得有一個免費提供給學生的藝術節目，當然是愈多人受惠愈好，如果每次觀眾人數受限制，劇團或者在同一間學校演出更多場次，這又牽涉到演期和資源的問題了。

橋樑
　　　　　　　　　　　　　　　　　　　　　　　　　　　　　　
　　學模巡迴演出，每次都會遇到相同問題，就是演出者該準備或提供些什麼，學校該準備或提供些什麼？每次跟學校聯絡時，負責接待或聯繫的老師都會問：我們要預備些什麼？
　　每一個到學校演出的團隊都有自己對學校的「要求」，例如：每場觀眾必須在多少人以內、觀眾席需不需要放椅子、演區兩邊的側幕、投映設備、音響設備、無線咪等，對演出者而言，學校在這些演出資源上作愈多的配合，演出團隊就愈方便。不過，相對而言，學校（正確點說是負責老師）的預備工作就愈多。一個簡單的要求，由於牽涉了至少幾十個學生、兩三個班級和幾個校工，學校內部所做的溝通工作就十分繁複，作為將藝術帶進校園的藝術工作者，或者該想想這個堅持是因為要完滿一個藝術要求？還是可以幫助學生更了解劇中的訊息？因為一個學校巡迴演出其實不止一次性地將藝術帶給學生，而且是藝術與學校之間的一道橋樑，也許更是校方對表演藝術首個最近距離的印象。那麼，一個帶到學校的演出該堅持些什麼？該犧牲些什麼？這是一條不易拿捏的尺度，一些藝團認為對學生接收訊息有決定性影響的堅持（如最普遍的學生要坐在地板欣賞和觀眾人數限定等），卻不一定容易讓校方了解，這涉及到一個說服行為，不要看輕這個少少的解說工作，又或者不要對這種不被理解的「平常事」感到不耐煩，只要這次校方明白了，對以後其他藝團到學校演出都有很大幫助。這個星期跟著《心靈劇場》到一些北區小學和特殊學校中演出，有些學校明顯已習慣了藝團的到訪，也有些學校則是首次面對的，恰好劇中有大量互動，學生的參與成份較高，甚至會跟隨演出者離開座位在場中奔走，將活動室或操場或禮堂變成一個嘉年華會場，基於安全理由，校方絕不可在場中排開椅子，這個「堅持」就要工作人員花費一些唇舌，來跟校方做好預先溝通了。
　　如果學校巡迴演出，是表演藝術介入了學生和老師校園生活，那麼，每次藝穗節所強調的「全城舞台」，就是讓藝術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公共空間。

解禁

「全城舞台」是澳門藝穗多年來的特色，也可能是一個包袱。回歸初期澳門城市發展處於「固本培元」的狀態，城市景觀處於相對穩定，不會像今天一樣每日都有新改變，所以，在最初幾年的藝穗裡，可以玩出很多環境演出的可能性，今日澳門的城市景觀可謂瞬息萬變，舊的拆卸，新的興建，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市民每日都在參與「全城舞台」和「環境劇場」。在這種情境下，要發掘有趣又可用的表演空間一來不容易，二來也不知什麼樣的「舞台」才可再讓人有驚喜。
今年藝穗以「民間傳奇」為主題，大部份的節目都在澳門舊區，貼近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間中發生，似乎帶著頗重的懷舊味道。新橋勞校幼稚園舊址是其中一個有點懷舊的演出場地，學校雖然已遷出，但裡面還保留著幼稚園的設施和佈置，台灣和澳門劇場人合作的《手提箱》和西班牙樂隊的《玩具反斗交響音樂會》將會在這裡演出。那天入內檢查電力時，我們將門打開，一個小學生拖著媽媽走過，看見我們在幼稚園內，他興奮的向媽媽說：「學校門打開左，解禁呀！」原來，懷舊並非成年人的專利，他的「解禁」也提醒我，記憶似乎人人都可有擁有，可記憶的流傳卻是會被封鎖的，當人人都將目光注視在新的大型建設上，當象徵著一代人集體記憶的景物換上新裝時，「懷舊」便不是單純的感性，而是帶有某種社會意義的活動。
　　本屆藝穗是最多本土視覺藝術展覽的一年，四個展覽有三個在公共空間中出現，其中《澳門，妙妙妙》將以一些貓的蹤跡引導觀賞走進澳門的舊街道，那些小街小巷，一般澳門居民也沒有太多機會進入，上月跟一班藝穗義工沿著展覽路線走了一圈，發現那些小街道小社區的天空特別大，到處可見的摩天建築，在這裡抬頭竟然看不見，小屋小路小樹小石櫈，不是用街燈偽造的泥黃色，是兒時的澳門街。找到多少貓蹤，可能不再重要，在尋找的過程中，重新發現澳門，讓「記憶」解放出來，才是它的「妙」處吧？

錯置

　　香港藝評人荷方上周在文化版寫了一篇有關藝穗三個視藝展的評論，文中說到「一件文藝復興時期大師的雕像不一定比當今學生集體創作的公共藝術重要。」這觀點在今日澳門而言，尤為重要。今時今日要在澳門展出一件世界級大師的藝術作品，並非十分稀奇的事情，加上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澳門的「藝壇盛事」長買長有，然而，澳門藝術家反映本地生活文化的創作，卻彷彿總是沒有足夠的展示空間，而一些名不經傳的年青藝術家，或者中小學生，他們透過藝術創作展現他們對澳門社會、生活空間的一些看法，似乎很偶爾才可以從那些視藝教師口中聽聞一下。作為一批為數不少的，城市空間的使用者，他們如何看待他們日常生活環境？他們對今日的生活環境有什麼期待和感受？
　　現正於塔石廣場展出的路牌創作展《我在街頭，等你》，正正是八間年齡和成長背景各異的中小學生，透過貌似澳門特色路牌的媒介進行創作，多個「路牌」的再創作，都以該校本身所處的社區為題材，如學校附近的街道名稱和特色，另一些則嘗試呈現澳門現狀的觀察和反思。展覽最具特色之處是以路牌為媒界，而經同學們再創造的路牌，雖已改頭換面，但卻又被放置回公共空間之中，大多數位於北區的參展學校，彷彿藉此「錯置」在這個城市中心地帶，城市最新焦點的機會向主要活躍於中區的市民，展示另一個社區的生活感覺。說「錯置」，因為路牌置放之處已再不是路，中央圖書館門前曾經是巴士靠站的馬路，現在已成為廣場的一部份；另一個「錯置」是展覽本來的計劃是在一條真正的街上，只是由於種種關於公共空間使用的考量問題，例如是否會對途人造成障礙或令人產生誤會等，直至開節前的兩天，策展人、承辦單位和主辦單位才真正達成共識，決定將路牌放在這個具爭議性的廣場上，竟然又產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藝術介入公共空間，考慮的問題往往超越了純美學的探索，策展人和藝術家必須從自我中心的世界中跳脫上來，更多地從文化、歷史、安裝技術，甚至在法律上，了解這個空間與藝術作品的關係，一方面爭取自己應有的文化權利，另一方也要尊重其他市民本來對此空間使用權，中間必須有很多包容和很長時間的協商，不可錯置。

地圖

　　今年藝穗在宣傳上十分強調地圖和路線，因為工作坊、展覽和演出場地大部份都集中在白鴿巢至三盞燈，即花王堂區一帶，這些地方很多都不是坐巴士就可以到達，拿著地圖用走的方法去尋找反而更能體會當中的趣味。
　　問題是，澳門地方小，一切都很方便，所以只要有一丁點不方便的情況出現，人們就覺得十分不方便，當中又以「交通不便」最為嚴重，例如沒有車位可泊的地方，不方便；沒有巴士到達門口的地方，不方便；很多澳門人都以為自己住在一個大型屋村，而不是一個城市；這問題年紀愈輕愈嚴重，我認識的大部份年青人，只知道如何從家裡到學校的路線，住處附近街道名不知道，甚至很少進入一些住處旁邊的非必經之路，要不，你索性每次都約他們去信達城、噴水池或水M高M好了。
　　放學後，從另一條路回家，找一些沒有走過的路到達目的地，在行冤枉路的同時發現更多新奇的事物，也許就只是我還在學那個年代的事；現在即使用電單車代步的，也巴不得可以瞬間轉移，不需要過程，只要最快速度達成目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小孩子的探索精神被「方便」取代了，是什麼叫大家都害怕走一些沒有走過的路？現在我們常常談「創意」，「創意」不一定是與生俱來的，在一個不鼓勵冒險、探索精神的社會裡，很難培養有創意的人，而創意不能單靠在房間、在課室內或在電腦前孕育出來，身體力行的經歷也很重要。
　　去過愛丁堡、首爾、新加坡和香港的藝穗節，前兩者都在宣傳中附上地圖，參加者不止要去看劇場看展覽，還是一個尋找的過程，在尋找下一個展演場地的過程中，會遇上更多可能比演出更有趣的風土民情。回到今年澳門藝穗那張地圖，如果你不嫌紙質較重，也不妨帶在身上，在尋找那些展演地點之餘，多享受一下點與點之間的連線，因為在這些路線上有一個並非用旅客目光塑造出來的澳門舊城區，那裡充滿本土生活的氣息，沒有鋪滿葡式石仔的廣場和大街，沒有方便的車位和車站，走進橫街窄巷你份外留神，也更需要花點時間去觀察你周遭的景物。
　　這不是一份專門為旅客而設的地圖，澳門人拿著它也許也會有新發現，只是，澳門人就是不習慣看地圖，有哪個澳門人會拿著地圖來行澳門？單靠這份地圖改變不了這個習慣，只是，我們是否就該保存這個很有特色的「傳統」？

桌子之下

　　十多名澳門劇場界的朋友報讀了韓國Nottle劇團的工作坊《身體的歸途》，好幾位在工作坊完結後一個星期內肌肉仍然叫痛。忘了告訴參加者，Nottle的拿手好戲就是如電影慢鏡般的動作，動作放慢了，但力量與情感更能擴張到空氣當中，演員沒有嚴格的身體訓練和體能要求，是難以達成的。
　　Nottle的身體訓練很重視身體動作的重心所在，這個訓練也許對城市生活慣的演員來說，不是一下子就習慣或體會得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的時間都花在上半身上，甚至都集中在手部以上，如在使用電腦時、吃飯時、上班時，玩電玩、傳送短訊等，都是上半身的活動；上月日本行為藝術家霜田誠二來澳演出的一個行為藝術作品，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一個觀察，作品的名字叫《桌上》，他認為動物是沒有桌子文化的，人類卻常常用到桌子，而桌子常常將我們的身體一分為二，分成上、下半身。從霜田誠二的作品中，我也想到一些表演與文化之間的問題，也就是為什麼澳門演員很大一個通病就是只用上半身演戲，無論聲音、台詞或上半身如何富有感情和行動性，但身體的另一半卻像死掉一樣，只能按導演的指示來走台位，彷彿與上半身沒半點內在關係，即使是一些動作較大的或跑動較多的演出，也會給人一種「下盤功夫」不夠紥實的感覺，這也許不單是身體訓練上的問題，也是生活的習慣的問題；我們都習慣了在書桌、在辦公桌、在飯桌前工作，所有動作都集中在上半身──甚至只有胸部以上，以至，下半身與上半身的關係漸漸疏離，所以日子久了不但有肚腩，而且還患上了想到說到卻行動不了的病症。相反，韓國人入屋脫鞋，吃飯時愛坐在地板上，甚至連睡覺時都睡在地板上，身體與地面關係比我們要密切得多，所以在演出時，他們對身體重心的掌握十分準確，而我們的演員卻是除非導演有台位指示，否則下半身常常像被固定在地板上一樣，即使站著，下半身仍留在桌子之下。
　　每個人的身體，其實都記錄了個人的文化和歷史。這是個人的身體，也是城市、國家、民族的身體。
獨立
　　　　　　　　　　　　　　　　　　　　　　　　　　　　　　　
　　韓國Nottle Theatre，澳門藝穗將團名譯作「勞動花園」，因為據團長Won在電郵中說Nottle是labor’s garden的意思，後來在另一篇簡介中又解釋為labor’s field（勞動者的田野），勞動和種植正是這個劇團的特色所在，他們大部份成員都住在一起，那是位於韓國北部鄉間一所由空置學校重建成的小型藝術中心，那年我們到中心寄宿了兩晚，跟他們一起煮一起吃，發現他們有一個每日清潔、練工、煮食、排戲的時間表，不是一般人們心目中，日常生活亂七八糟、跟生活規律完全絕交的藝術家。我問Won，我們在這裡留宿要作些什麼？他說：「煮食，不煮就沒飯吃。」他們也真的編排好我們一起參與煮早午晚餐的時間表，早上見他們在擦地板，中午默默地跟我們一起做菜，一會兒就見他們在排練室裡，變成一個充滿光彩和能量的表演者，所以他們說：Theatre is live！
　　今次他們來澳門藝穗演出，地點被安排到牛房倉庫，他們很喜歡那裡的歷史感，但卻略嫌地面太硬也不夠平，不太適合他們的演出，我馬上想到要不要改在另一個地點演出？但澳門有木地板，而面積上符合他們要求的小劇場，基本上是零，如果他們堅拒在這裡演出，該怎麼辦？他們用我們完全聽不懂的韓語討論了兩三分鐘，然後問我們要了些木料，然後說ok！隔天我們一起吃中午飯，飯未吃完，兩個壯男就突然消失了，一問之下才知他們已出去找工具，然後他們回到牛房倉庫，男的女的一行五人帶上手套就開工，據在場的技術人員透露，他們用了一個小時左右，就在倉庫內用十多塊平台建起了一個小舞台，告訴我的那個位技術人員是表現得目定口呆的。
世界上很多藝術家都等待著政府及企業的資助，同樣有很多藝術家完全距絕資助，如日本的野戰之月劇團，以出版刊物養活劇團，換取創作的自主；Nottle Theatre他們在經濟上仍接受政府的資助，不過，劇團成員從生活以至在劇場上的表現，卻堅守著一種自給自足的精神，是真正稱得上「獨立」的藝團。「獨立」不只是經濟上有沒有受到束縛，它同時關乎劇團或個人本身的狀態與能力，在高度依賴政府資助的澳門藝術發展而言，「獨立」離我們的藝術家也許還太遠。

角色
　　　　　　　　　　　　　　　　　　　　　　　　　　　　　　　　
今年藝穗的節目是如何出現的？兩個團體如何分工？是民辦？是「投得」承辦權？還是官民合作？不知被問過幾多次。節完了，主辦單位該是回應這些問題的最佳角色吧？談到「角色」，這次藝穗的也可算是一個很複雜的「劇碼」，角色很多，但未必每個觀眾都懂得他們的戲份，或者當中的演員也未必能搞清楚自己的戲軌。評這齣戲，或者該從人物關係開始。
藝穗節的節目當然由承辦團體提供，然而，遞交計劃書的是兩個不同的團體，兩個計劃書就該有兩個不同的辦節方向，即使是同一個節目，在不同的辦節方向上也會出現不同的演繹方式。民署與三位評審在兩個不同的計劃書裡，各自再挑出部份節目來放在今年藝穗節中，等於將兩個不同的計劃書打散後，抽出部份元素，再合拼成一個全新的計劃；這個新計劃，即是第三個計劃，究竟有沒有成型？兩個原本各自為政的團體，如何理解、認同和執行這個原來並不是他們最初所計劃的「澳門藝穗2007」？還是各自完成了自己原計劃中的節目就算了事？整體宣傳上如何互相協調？是否需要一個「藝術總監」（或聯合藝術總監）去執行（導演）這個新計劃？如果今年藝穗節真有檢討的話，這個「二合一」的承辦方式，相信是首先需要檢討的。另一個要檢討的是「挑節目」的評審方式。
世界各地的Fringe　Festival　(香港於八○年代譯為「藝穗節」，其他華語地區也相繼使用此譯名)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取向，即使在澳門，不同的人都對Fringe有不同的理解與期待，這是Fringe的有趣之處，也是它為什麼每次舉行前後都有那麼多議論出現的原因，永遠不會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Fringe存在，也可以說唯一獲大眾認同的，就是Fringe的開放性，它可以讓很多平常不易看見的節目出現，也讓一些平常不易參與的民眾出現在節目之中，所以一個藝穗節的整體辦節方向是否具開放性，往往比它裡面有多少精彩節目更為重要，主辦單位最初在兩個計劃書中挑節目，而不是在整體計劃上去作選擇，一旦以節目為挑選單位，就會形成一定的「封閉」傾向，以節目為核心而不以辦節理念為依據，或者是比較容易去作評選，但它就跟澳門其它現存的藝術節沒多大分別，一開始就跟它的「開放性」背道而馳。

檢討
　　
今年藝穗可說是一個十分大型的實驗，實驗的課題至少有三個，實驗著民間藝團承辦大型藝術節日的可能性，實驗著兩個取向風格各異的藝團合作的可能性，實驗著官民合辦大型藝術活動的可能性，而前兩個實驗的效果，很大程度地受到最後一個實驗的影響，亦即主辦單位（官方）與承辦單位（民間）的合作形式。
　　翻查剪報，去年民署宣佈將由民間藝團承辦澳門藝穗時，提到邀請民間藝術團體參與承辦，是「利用他們更活潑、更專業的思維，加上較少行政架構負擔之便」，而民署最後則「退居成為提供資源的主要機構。」之後又提到「過往藝穗節中，可見不少商業單位願作贊助商，配合活動的開展，民間藝團主導活動後，有利商業機構直接參與藝術活動。」現在看來，這個由官方「主辦」，但同時又希望由民間「主導」的藝穗節，究竟距離上述的願景有多遠？今年藝穗仍由民政總署作主辦，還管理了票務和贊助，承辦藝團只負責節目的製作和宣傳；展演節目對民間藝團而言，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同時間處理這幾十個節目的行政工作，又要將之變成一個整體作宣傳確是一個大考驗，而偏偏跟宣傳工作關係極為密切的票務和贊助卻無法自主，正正跟民間藝團「較少行政架構負擔之便」的理想形式背道而馳，票房收入是宣傳的主要動力之一，也可以轉化成運作整個節的資源，而贊助更是直接跟宣傳的資源有關，官方機構的參與度也真的成了「行政負擔」，或許真的懷著好心讓承辦團體兼顧少一些，卻正正成了壞事，加大了整個行政程序的複雜度。
　　作為首度官民合作辦舉的藝穗，在官民雙方的角色上似乎仍十分曖昧尷尬，當中也許未能發揮到雙方優勢，反而凸顯了彼此的弱點，當然，要是真正從這次「實驗」看清楚問題也不壞，這更有利於檢討和發展。既然民間主導是一個普遍受到認同的大方向，那麼「澳門藝穗2007」更應該及早進行檢討，並制定長遠的發展策略，盡快成立一個獨立的活動策劃機構，專職負責下一屆澳門藝穗的諮詢及籌備工作，這樣才算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