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都市革命／忠

從來未試過短時間內，三四篇的重讀同一本書，馬國明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像毒品一樣引人回味。不足一百版的小書，是令人重讀的動力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書中對香港近年多項大型地標的興建、舊區重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以至有關保衛天星等社會事件，進行了比較冷靜和宏觀的探討和分析，一個個例子，一點點分析，作為澳門人，彷彿在人家的舞台看到自家的故事，那似乎是下環街市、東望洋燈塔，擦擦眼睛，再翻翻前頁，才記起那是「喜帖街」或天星碼頭；他在說青洲、台山、祐漢嗎？不，原來是天水圍。

全面都市化

　　在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中，平凡的、但深入民心、街知巷聞的事物，要讓路給新奇和響噹噹的事物，尋常的和日常生活層面的事物，將被蜚聲國際的建築設計所替代，日漸消失；而如迪士尼樂園之類，人工化的，架空大自然，比真實還要活靈活現的主題公園、以供人消閒享樂為的目之大型建設，則標置著一種「崇尚新奇、名稱響亮、美輪美奐、瑰麗堂皇、優哉遊哉的生活型態」，將取代以生產和工作為主的「工業化時代」的生活型態。
「全面都市化社會」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法國理論家列斐伏爾提出的概念，列斐伏爾當年虛擬的見解，卻在今日的香港得以印證。「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是一場「都市革命」，就像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一樣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當然有造福人類之處，但前者造成了貧富懸殊、性別壓迫，後者更直接衍生出無產階級和環境污染，作為從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脈絡下來的「都市革命」，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是不是在解決上述的問題，又或者是衍生出更多新問題？作者提醒我們，它同樣是一柄「不能無知地對待」的「雙面刃」，並直指香港社會在回歸十年裡只知不惜工本地，以各項城市整容，或「中國的紐約」、「超級曼赫頓」等假大空的口號來應付「後九七年時代」社會結構轉型，卻沒有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去探討和正視社會「最後成型的型態」。彷彿也在跟澳門人說：在這種結構轉型下，嚴肅地「探討將變成怎樣的社會，比任何事情更為重要」。

遷拆與保留

驟眼看去，我們不能將馬國明在《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一書舉出的香港例子抽起，再將澳門的情況套進去，因為香港的「全面都市化」的標置是在原來十分平民化的地區，空降一座貌似豪宅的住宅樓盤、一些平凡但深入民心的建築物或橫街窄巷，如「老襯亭」、「天星碼頭」、「灣仔喜帖街」等，將由「蜚聲國際的建築師設計的建築」以及「那些樓高四五十層，門面裝潢瑰麗堂皇的『類豪宅』」所取代；香港的拆與建，跟澳門的情況相似，但澳門卻做了很多香港沒有做的「保留」工作，如果「天星」、「皇后」的遷拆是一種「去殖民歷史」的行動，那澳門在保留文物上的「努力經營」，則可說是將殖民歷史的遺跡不斷增值與再生產。港澳兩地近年同時經歷的「城市整容」，呈現出來的表像雖然看似十分極端，但兩者所強調的卻同樣是「消閒和享樂的生活型態」，同樣是一種「致力使社會的面貌容光煥發」的「形象工程」，「且將一眾尋常的、平民化的、日常生活層次上的事物盡量隱藏起來，起碼遷離鬧市的範圍」，「美化和重建把某一地區優質化的同時亦帶來貴族化，地區的租金普遍趨升，在這樣的經濟誘因下，重建的範圍進一步擴展」，也即是說無法彰顯、符合、負擔此一生活型態的人、事、物，都要被逼從中心遷離，被邊緣化。從文化角度而言，在這種標榜「消閒和享樂的生活型態」下，「文化必須要顯得悠閒和高雅」，因為那些「由普羅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來的文化，亦必定佈滿各種跟權力周旋和反抗壓的印記，因此要從文化的層次剔除，否則跟消閒享樂的生活型態格格不入。」近年政府藝術節慶中，將大量資源都落在高雅、消閒式的明星音樂會、蜚聲國際的大型音樂劇和歌劇上，正正是這種「生活型態」的文化邏輯。被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只在於建立純粹從經濟效益出發的旅遊形象，缺乏從文化及歷史角度的深度思考，這些在殖民地時期本來就將平民百姓拒諸門外的建築物，現在轉換用途成高雅的博物館和政府大樓，更是高不可攀，而在觀光化的包裝，以及文化消費的大前提下，歷史建築群和舖上葡式石仔路的所在地區也同時進行「貴族化」和「邊緣化」的演變，加上即將接踵而至的「舊區重整」和「輕軌」計劃，澳門在這「全面都市化」和「觀光化」的「舞台」上，又將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