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久不久就會在專欄寫些勁悶野，就像這幾篇，有些內容原本兩年前在倫敦時已想寫，後一直沒有機會，上幾個星期終於寫了，然而，由於放在腦海中太久了，寫的時候一點衝動都沒有。久不久就會這樣子寫專欄，悶到自己不想再讀自己的文字。


閱讀劇場，劇場閱讀／忠


寫作、閱讀、劇場之間的互動，真是個政治正確到不得了的行銷策略，不過，我們最好還可以看得見這些活動背後的文化意義，以及推廣這件事的文化使命所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1995年起，把四月廿三日定為「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希望藉著這個重要的日子，向大眾(尤其是年青人和兒童)推廣閱讀和寫作，以及宣揚跟閱讀關係密切的版權意識。不說不知，四月廿三日世界閱讀日是英國著名劇作家、詩人、演員、劇院老闆莎士比亞的死忌，不只我，我相信很多搞戲劇的人都不知道。據文獻記載一五九七年，莎士比亞將他的「一棟家宅、兩間畜舍、兩個花園、兩個果園和其他所有東西」以六十英鎊賣掉，去到倫敦當演員和劇作家；當時舞台導演此一職業並未受到重視，劇作家就是一個戲的話事人，受歡迎的劇作家就是一個劇團的靈魂，莎士比亞在倫敦成了劇界紅人，跟人合伙成立劇團，劇目愈演愈受歡迎，後來更獲得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贊助，名為「國王劇團」（即今日的皇家莎士比亞劇團），一六一一年，莎士比亞寫就名劇《暴風雨》不久就離開倫敦，也離開了劇壇，一六一六年四月廿三日死於家鄉特拉福德鎮。

閱讀、莎劇
　　世界閱讀日之前，澳門有好多關於閱讀推廣的活動，卻很少提及莎士比亞，這也難怪，因為澳門不像香港，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搞戲劇的都演過翻譯過莎劇，澳門大學很多年前在英文系裡有莎士比亞一科，後來老師離開了學校，科目也自此消失，澳門的劇團演過莎劇的也不多，印象較深刻的就只有曉角劇社九七年改編自《麥克白》（Macbeth）的《我若為王》，原來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五澳門藝穗，曉角又改編了《威尼斯商人》為《愛上龍華阿哥哥》，由於沒有看過也不知改編程度如何。至於外地團體來澳演莎士比亞也是有的，例如○四年國際音樂節的法國歌劇《羅蜜歐與茱麗葉》、○四年澳門藝術節的搞笑濃縮版《莎士比亞全集》（澳洲MG劇團），○三年澳門藝穗的《李爾在此》（台灣當代傳奇）以及二千國際音樂節的威爾第歌劇《奧塞羅》。回看這些莎劇演出，發現大部份都會將原著作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或刻意顛覆、解構，原汁原味的卻不多見。這種改編除了迎合當代觀眾的需要外，也關係到當代劇場的發展。

劇場、閱讀
莎翁之死，變成了今天的「世界閱讀日」，文學和劇場間本來是沒有界線，莎士比亞本來就是一個劇作家、演員和詩人，史上不少劇作家其實也是寫得之一，契可夫、果戈里的劇本和短篇小說同樣吸引，布萊希特既是劇作家、導演也是詩人；貝克特除了寫荒誕劇還會寫小說，以反戲劇和「冒犯觀眾」成名的彼德漢克，他一樣寫了《守門員的焦慮》這部有名的小說，還拍成了電影；當然，中國也有老舍和高行健。
　　法國劇場理論家阿陶發明了《殘酷劇場》理論，影響了六十年代歐美前衛劇場的發展，不少重要的當代劇場導演都被認為是阿陶的後代，《殘酷劇場》的首要法則就是「不演寫就的劇本」，他痛恨一直主導著歐洲劇場的「文學性劇本」，在他的影響下，身體動作組合和場面調度成了主要的劇場語言，儀式替代了情節、導演取代了編劇成為劇場的主導角色。於是，好一段日子，文字／語言好像在劇場界消失掉。現在回看，阿陶雖然痛恨語言，最後我們卻是從他的文字──劇場論著中去認識他，他的劇作更如一首超現實的詩，阿陶是演員、劇場理論家，也是一位詩人。他反抗的對象其實是劇場上的階級觀念和精英主義，而不是文學。
近年，文學又重新受到劇場界的注視，不斷有人將小說改編劇場作品。一部改編自文學名著的演出，在倫敦皇家劇院很快就爆滿，一隊一隊的學生跟隨語文老師到場欣賞，劇院的書店裡劇本與原著小說同時熱賣，劇院還會在演出前請來導演和原作者在劇院大堂開咪對談，文學作品對劇場而言，不單是一個「創作藍本」或「意念來源」，兩者之間還有更多延伸出來的發展空間。近一點，上月前進進劇團在香港藝術節中演出董啟章的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除了演出外，還延伸出很多「加料講座」，請來梁文道、梁款、何慶基、王貽興等不同界別的文化人和學者，從Blog談到公共記憶，從小說中的物件描寫說到歷史變化；這些講座如果令你覺得太知識份子，還可以看看從這個演出延伸出來的駐校計劃，藝術家以小說內容為起點，啟發學生進行各種劇場、視藝及文字創作。文學回到劇場，不只是一個市場策略，它延伸出來的影響力更不可忽視。

作家劇場
之前談到一些表演藝術以文學作品為題的例子，但其實外地很多寫作人卻是反過來，主動以表演藝術作為推廣自己作品的途徑。
兩年前到倫敦，因著朋友的朋友的關係，到了一間很古老的小教堂裡，朋友說一會有人表演說故事；「表演」開始前，看見一些工作人員在準備音響設備，小小的舞台上還放了一支燈一張椅，過了一會，那個朋友的朋友的「表演者」上台，他拿著一本書和一個演奏用的譜架上台，然後，他就開始坐下來讀那本書，一邊朗讀，一邊會有些配樂和燈光變化，而他也很自然地隨著內容做一些動作，一切都很簡單。那個朋友的朋友我已忘了他的名字，只記得他讀的那個故事叫《帝國的背後》。《帝國的背後》是他自己的小說作品，寫自己的童年記憶，也談到英國的教育制度問題，小說寫好了，就到倫敦不同的社區讀不同的章節，聽完故事後，你可以留下來，吃一些茶點，跟這位先生談談他的小說，說說自己的感覺，當然，聽完故事吃了茶點，你還可以隨意在捐獻箱裡放入一些金錢，作為對出版這本小說的支持。前年香港書節中，就有名為「演書」的一個節目，在香港寫小說和寫電影評論的潘國靈跟另一劇團合作，演繹他當年的新作《失落園》，潘國靈朗讀自己的作品兼吹口琴，據說他的夢想是搞個讀書小劇場。讀書小劇場，其實另一個香港作家黃碧雲早就做了兩次，一次是二千年的《媚行者》，另一次是二○○四年的《沉默。暗啞。》，後者從香港去到台北牯嶺街小劇場演出，門票被一掃而空。
　　今年是卡爾維諾小說《看不見的城市》出版三十五周年，五月份，台北四個著名的小劇場導演，將會合作導演這個小說的現代劇場版，蔡逸君、成英妹、郝譽翔和阿芒等寫作人參與文字創作，誠品書店開設一系列相關講座，文學刊物《聯合文學》也因此有個《看不見的城市》的文學專輯，好不熱鬧。寫作、閱讀、劇場之間的互動，真是個政治正確到不得了的行銷策略，不過，我們最好還可以看得見這些活動背後的文化意義，以及推廣這件事的文化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