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二○○六年澳門劇場，我看／忠

一

今年離澳的日子很多，有些演出想看而看不到，有些只看了試演，所以有人覺得我數少了自己的心水，不妨都投個稿加入話題，新年是要熱鬧的。
以下五個演出都是二○○六年本地製作中的心水選擇：《五碌葛2006之唱好澳門》、《紅顏未老》、《鬱金香的雪印》、《在自己的房間》和《聽風的卡夫卡》。

由分別由兩個青年團體創作的《五碌葛2006之唱好澳門》（五碌葛）和《在自己的房間》（1983）一個在年初一個在年尾演出，表達的形式借鏡於台港兩地流行的非敘事和多媒體劇場，頗能吸引年青觀眾，然而，但更重要的是，形式的模仿背後，移殖來澳的，還有近兩年本地青年劇場漸少提到的社會議題，賭業、旅遊業和世遺效應為澳門帶來了急速的經濟發展，作為享受成果或被迫接受「成果」的新一代，以劇場回應了此一社會變化，近來很多社團、學會都在做有關青少年價值觀的調查，看這個戲，會省卻很多功夫。
小劇場是我的偏好，曉角實驗室終於在九月份演出了真正屬於曉角的實驗作品《鬱金香的雪印》，初次擔任的盧惠儀給劇社一份生日禮物，以美國女詩人普拉絲的日記和作品為題材創作了一齣很「女性」的作品，不但曉角，在澳門也少見；詩意化的身體與台詞，加上前後台團隊精神的重現，令人感到不過三十歲的曉角不該有老化的藉口。
上面三個演出都是場地小、支出小、觀眾少的實驗性作品，也是澳門新一代的編導的創作，澳門的業餘劇場經過了前一兩年的積弱，似乎有了一點「新」機，不過從「新」機到生機之間，還需要很多的力度。在每月都有專業外地藝團來澳演出的今天，業餘劇場必須要堅定自己的路向和風格，才可能培養真正屬於自己的觀眾群，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二

之前談過的幾部去年的心水劇場演出，都是一些低成本的小劇場製作，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無論在劇場美學和題材上都具有一定的實驗性，在有限的資源中發揮創意，也展現了自己對社會或自我的思考，最多不過每場一百人的觀眾量，沒有太重的市場負擔。這次要談另外兩個作品《紅顏未老》和《聽風的卡夫卡》。
　　《紅顏未老》是澳門藝術節的演出，而《聽風的卡夫卡》是由澳門文化中心主辦的本地節目。《紅》劇由移居加拿大的澳門劇人李宇樑編劇，故事以澳門近幾十年的歷史為背景，以一個女鬼尋找女兒的故事抒發作者對澳門現況的反思，是少有的真正思考澳門生活的長劇，可惜在舞台的呈現上，只著力於母女情與搞笑部份，未能將劇中內在的意涵表現出來；其實《紅》應有再排再深化的空間，但以該劇原有的規模而言，要重演恐怕不易，這也是澳門長劇創作不多的客觀因素之一，作為一個「榮獲」澳門藝術節「接納」的演出，是否只能落得如此下場？
屬於文化中心「劇場．閱讀．劇場」系列的《聽風》，其特點是以文化中心二樓大堂為演出場地的舞蹈劇場，在李銳俊一系列的環境舞蹈劇場中，未必是最好的一個，但作為打破該場地的「趕客」疏離感，這個演出算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簡單來說，《聽風》表達的是對過去的懷愐與當下的疏離，觀眾隨著演出者四處遊走，才發覺自己從來未曾如此親近過這些「公共空間」，坐在大堂的露台外，看著這個從個人記憶到集體記憶，從文學作品到公共議題的演出，我才驚覺到，我們為什麼跟澳門文化中心這個公共設施如此疏離？作為「公民」，我們跟這些「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的關係是什麼？面對日漸被「新建設」取替的集體記憶，如果我們只有無力感，那麼，是公共空間不夠「公共」，還是我們仍未自覺作為「公民」的身份？

三

《紅顏未老》和《聽風的卡夫卡》這兩個演出的共同處就是半官半民，由政府主辦，民間藝團／藝術家製作的劇場演出。近年由官民合作的文化活動愈來愈多，不論說故事比賽或校際戲劇與舞蹈比賽或藝術節戲劇或文化中心的演出等，我們都可以看到政府單位主辦，民間藝團協辦或製作的字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澳門藝穗節由民間藝團承辦的消息。普遍的說法是，這種官民合作的關係，一般重視民間團體在執行活動時的創意與彈性，然而這種合作關係在實際操作上是否真的如此完美？我看還要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
１．自主性：
欠缺自主性，藝團的創意從何而來？每個藝術家或藝團都會有自己的優點、弱項和處事風格，部門選擇與此藝術家／藝團合作時是否已了解此點？有些部門主管很有「idea」，一起腦力激盪是好事，但千萬別因此而剝奪藝團的自主空間；
２．互補長短：
藝團／藝術家當然不一定熟知公共行政的程序，甚至在行政工作上毫無經驗，而公共部門在藝術的創意，以及社會關係的熟悉與開展上，卻未必及得上民間藝團。彼此間都有自己的長短，應互相取長補短，而不是視自己的「專長」為唯一的標準；
３．合作關係：
筆者認為這是必須搞清的，基本概念上的問題。藝團長期擔當「被資助」、「業餘」的角色，加上中國人傳統的「父母官」觀念，官民合作很容易被看成一種「從上而下」的「施授」關係；政府部門讓民間藝團「承辦」活動，不是「給予機會」或「特別扶持」；「資助」民間藝文活動是有關部門的職責所在；「承辦」也好、「協辦」也好、「製作」也好，彼此是有共同的文化使命，彼此的關係是平等的。

未必每一次的「官民合作」都有「完美」的結果，即使是苦果也是一個好經驗，二○○六年，官民合作的文化活動增多了，不論暫時的成果如何，始終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問題是經驗累積出來的，是積極還是消極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