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1月2日
當你見到天上星星,可會想起......
拆天星與我何干?/忠
出賣
香港朋友上星期來澳門,跟我談到天星碼頭和鐘樓的事,拆天星碼頭與我何干?只記得每次過香港,如果行程上許可,我都會選擇在其中一段路程中選擇天星小輪,那是在澳門沒有機會乘客公共交通工具;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我跟著湧去灣仔的人潮湧上了小輪,有人沉默地看海,有人拉著橫額準備示威,也有人在演碼頭上的行動劇......。朋友說,拆天星是香港政府「去殖民」的行動,然而卻用上了殖民地時期的手法去處理;他又問我,澳門政府會這樣「去殖民」嗎?我說,那是澳門很重要的資本,不只沒有「去」,還要「延伸」出很多「仿殖民」的產物,朋友哈哈的笑了幾聲,說那就是「出賣殖民」了。
出賣
香港朋友上星期來澳門,跟我談到天星碼頭和鐘樓的事,拆天星碼頭與我何干?只記得每次過香港,如果行程上許可,我都會選擇在其中一段路程中選擇天星小輪,那是在澳門沒有機會乘客公共交通工具;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我跟著湧去灣仔的人潮湧上了小輪,有人沉默地看海,有人拉著橫額準備示威,也有人在演碼頭上的行動劇......。朋友說,拆天星是香港政府「去殖民」的行動,然而卻用上了殖民地時期的手法去處理;他又問我,澳門政府會這樣「去殖民」嗎?我說,那是澳門很重要的資本,不只沒有「去」,還要「延伸」出很多「仿殖民」的產物,朋友哈哈的笑了幾聲,說那就是「出賣殖民」了。
「出賣殖民」對比「去殖民」,哪一樣更好?澳門怎麼這幾年來突然學得既環保又懂做生意?我們不但沒有刻意一報殖民之仇,反而將「某些」海盜的遺物轉換成有消費意義的東西;然而我們將部份殖民色彩「出賣」的同時,大部份殖民時期的集體記憶卻在極快的發展速度下「去掉」。
天星鐘樓最終逃不過被拆的命運,晚上七時,仍在碼頭絕食的人,扮鐘樓報時,有人一聽就哭了。去掉歷史建築,卻留下永恆記憶。相反,我們留下了很多歷史建築,去掉的卻是生活化的集體記憶:工人球場、下環街市、麗都戲院、東望洋山下的景觀......。懷舊也許是一剎的時摩,然而集體記憶凝聚社群的力量,卻不只是一句懷舊就可以抹去。在鐘樓前被警察抬走的熊一豆寫了兩篇行動筆記,他說:「去掉殖民年代的座標,不是去殖,只是去歷史而已。」這句話令我有些心虛,我們這些日子中不斷「出賣」和「去除」的究竟是什麼?
藝術作為行動
看牛房倉庫最近展出的《移動城堡》,其中一位來自台灣的參展者,展出她的行為錄像,她穿上特製的服裝,像個日本動畫中的「小可愛」,在地鐵、購物區及快餐店外做著一些武林高手練功夫的動作,引來途人圍觀拍照,每次看她對著那些消費品和漢堡包海報在「發功」時,我都很想問,她是很喜歡它還是想改變她?一般而言,行為藝術都傾向以身體、物質和空間的關係作為傳遞訊息的媒介,所以對很多人甚至將行為藝術等同裸露或對自己身體的傷害;然而看著這個「小可愛」的行為,你會發現行為藝術其實也可以很「cute」地帶出行為者對消費文化的再思考,不過這種「借力打力」的藝術「策略」,有時也有人質疑它,到底受眾會不會只當它是另一件很「cute」的消費品,會帶著多少反思離場?雖然「小可愛」的行為在公共空間中發生,但受眾的角色始終是一個「觀眾」,參與的空間有限。於是,在一些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上,還是有很多藝術工作者/社運工作者會採用更直接的、民眾有更大參與性的「文化行動」,這類文化行動透過「身體」,表達了語言以外的訊息,那可能是「被壓迫的印記」、也可能是「生活在身體上留下的痕跡」,與此同時,文化行動也在影響「觀眾」的「身體」記憶,造就受眾親身經歷的機會,與行動者形成共同的經驗。
香港一班公眾藝術工作坊
天星鐘樓最終逃不過被拆的命運,晚上七時,仍在碼頭絕食的人,扮鐘樓報時,有人一聽就哭了。去掉歷史建築,卻留下永恆記憶。相反,我們留下了很多歷史建築,去掉的卻是生活化的集體記憶:工人球場、下環街市、麗都戲院、東望洋山下的景觀......。懷舊也許是一剎的時摩,然而集體記憶凝聚社群的力量,卻不只是一句懷舊就可以抹去。在鐘樓前被警察抬走的熊一豆寫了兩篇行動筆記,他說:「去掉殖民年代的座標,不是去殖,只是去歷史而已。」這句話令我有些心虛,我們這些日子中不斷「出賣」和「去除」的究竟是什麼?
藝術作為行動
看牛房倉庫最近展出的《移動城堡》,其中一位來自台灣的參展者,展出她的行為錄像,她穿上特製的服裝,像個日本動畫中的「小可愛」,在地鐵、購物區及快餐店外做著一些武林高手練功夫的動作,引來途人圍觀拍照,每次看她對著那些消費品和漢堡包海報在「發功」時,我都很想問,她是很喜歡它還是想改變她?一般而言,行為藝術都傾向以身體、物質和空間的關係作為傳遞訊息的媒介,所以對很多人甚至將行為藝術等同裸露或對自己身體的傷害;然而看著這個「小可愛」的行為,你會發現行為藝術其實也可以很「cute」地帶出行為者對消費文化的再思考,不過這種「借力打力」的藝術「策略」,有時也有人質疑它,到底受眾會不會只當它是另一件很「cute」的消費品,會帶著多少反思離場?雖然「小可愛」的行為在公共空間中發生,但受眾的角色始終是一個「觀眾」,參與的空間有限。於是,在一些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上,還是有很多藝術工作者/社運工作者會採用更直接的、民眾有更大參與性的「文化行動」,這類文化行動透過「身體」,表達了語言以外的訊息,那可能是「被壓迫的印記」、也可能是「生活在身體上留下的痕跡」,與此同時,文化行動也在影響「觀眾」的「身體」記憶,造就受眾親身經歷的機會,與行動者形成共同的經驗。
香港一班公眾藝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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