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這是到達了某個年紀的表現吧?
年輕時總想著推翻, 割斷, 創新.
近來總想著文化, 智慧, 知識 的積累與傳承.

忠

藝術進村／忠


藝術家常指藝術的重要性被社會忽視，不過當社會，媒體突然高度關注起藝術的時候，卻又常常不是藝術家所樂見的。澳門過去十年來，受到媒體熱情報道的，大概就是政府部門印製的場刊太精美，未能善用公帑；又或追溯至十年前那個被政府屬下機構拒借場地演出的戲，新聞的內容都帶點負面色彩，這不但看到媒體與受眾的傾向，更說明藝術本來就是來自大眾，又常常與大眾主流意見對立東西。難道這就是大學老師說：矛盾統一體？
香港首個由政府主導誕生的「藝術村」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在營運不過四個月後引來某報高度關注，宣佈它的「失敗」，並以A1版面報道記者的觀察報告：「單位七成空置」，引來不少藝術家的不滿，由幾千字的報道，變成網上幾萬字的回應，究竟是藝術界的福或禍？見香港藝術村的討論，我記起我書櫃上一本舊台灣雜誌裡，也提到一個藝術村的失敗經驗。那就是很多澳門朋友到台北旅遊時必到的九份。

九份的藝術村

八十年代的台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彷彿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原來因金礦停採而自絢爛走入沈寂的九份，忽然又受到注目起來，侯孝賢、吳念真的電影，加上悠閒咖啡的廣告，使九份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一班藝術家同時也看上了九份，並發起藝術造村的構想；這構想不但吸引了藝術家，還有地方官員，以及媒體的注目。可是幾年後，這個藝術村的構想卻不了了之，對此，當時參與發起造村的藝術家認為政府不聽取他的意見，找教授來研究，卻只有研究生來訪問他，而且還將藝術村的構想變成一疊束之高閣的計劃書；而另一些觀察者則指藝術家自我固執的性格，以及駐村的方式不獲當地居民認同，從大環境看，藝術村「原來是因為當地的房價便宜恰可供一般的創作者低價購入成立工作室，但因其主事者未能詳細規劃且缺乏居民認同，藝術村便流於大壁畫與雕塑公園的形式，我們可以在頌德公園看見一些藝術家的雕塑作品。許多媒體在未深究本末的情況下，大肆報導藝術村將成立的訊息，不但變相炒熱了房價還意外吸引了第一批觀光客，當然那些觀光客都失望而回，節節攀升的房價更讓藝術村的理想漸漸成泡影。」藝術村的出現，不單是藝術家進入物質空間這麼單純的問題，它還牽涉到政治、權力和經濟的關係。

藝術家的秘密

藝術家梁寶認為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連串問題，是「源於一開始已沒有把地區特色視為有利條件，反而視為負面因素，卻妄想與世界接軌。例如只強調與地鐵站的連接，而不是趕緊使中心成為社區日常生活地標；只想到引入茶室畫廊，而沒有考慮藝術家如何可與社區共享價廉便利的工業材料及生活所需；只想到遊人方便，而沒有包容藝術家作為生產者的生產與生活習性（包括在工作室留宿）。」梁寶的意見，也令我想起我們的文化產業孵化點望德堂區，大家說這裡很有文化氣息，其實只說到該區物質空間的表象，沒有真正考慮到其他有利藝術家生存，以及有利社區藝術氣息得以成長的因素。整個區域中要找到「價廉便利的工業材料及生活所需」不容易，沒有太多廉價的住屋，就近可選擇的食肆也很少，如果這個真是一個孵化點，最起碼要讓作為生產者的藝術家願意留在這區，住得起這個區，可是整個望德區卻缺乏這些條件。當然，釋出一些公有閒置空間給文化團體作為藝術空間，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但這些藝文空間又跟社區的關係如何？
梁寶說：「北京７９８之『成功』，對不少藝術家來說是一場慘烈的失敗。」的確，在大家都愛用「７９８」為例來說明一切時，卻忘了其他藝術之外的因素對真正藝術發展的影響。政府說望德堂區要孵化本地文化產業後，在藝術家還未有能力留在這裡生產前，該處的樓價又升高了不少。
文化產業孵化點也好，藝術村也好，藝術的生產者是否有生產的空間與足夠的培養有關，藝術家與社區的關係也不一定是搞些什麼街坊看戲或社區工作坊，反而從一個人的角度去看藝術家，作為一個澳門市民、消費者，他們對社區回饋最直接的還是跟社區內的其他產業之間的資源流動，也就是說「就地取材」──展覽、表演用的材料購買或製作，以至如每日三餐、理髮、日用品消耗等生活必需。一般市民未必一下子了解藝術是什麼貨色，不過，從這種平常人的消費中交往互動，則起碼叫人知道藝術家作為一個平凡人的「秘密」。

藝廈的留白／忠
　　　　　　　　　　　　　　　　　　　　　　　　　　　　　
　　本月初，香港有報章以頭版全版報道開幕才四個月的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大標題是「藝術工廈七成單位無人／政府出地 廉租資助藝術」，記者指他們「過去半個月3次巡查發現，這些工作室的真正使用率，最多一次只有約25%，甚至有單位懷疑被用作貨倉，或是門外塞滿信件，反映長時間無人使用。」而「即使部分「使用中」的單位，使用情况亦耐人尋味，例如5樓的一個單位空空如也，只放置了一部電視機，不斷播放香港歌手黃貫中的訪問片段」，更直指「中心現時的運作模式明顯出現問題，當局必須盡快檢討及改善，否則這個良好的嘗試，可能會以失敗告終。」並勸中心該參考北京798藝術區和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的經驗。由石硤尾工廠大廈改建而成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上述報道刊出後，即引來很多藝術家（包括中心租戶）的回應，藝術家的回應主要分成三大類：一，藝術家工作室不等同展覽或商場，當然不會經常開放給公眾參觀；二，香港藝術家多數非全職創作，日間會做很多不同的兼職，不可能經常留在工作室中；三，將該藝術中心與798藝術區和百老匯電影中心比較，無論從各自的背景和營運方式而言都不合理。有藝術家更指出，記者描述的「黃貫中訪問」其實是一個裝置展覽，而錄影片段中人則是藝術家本人而非黃貫中。並批評「逐戶走訪見冷清，上月中開放日熱鬧情況卻隻字不提。如此以偏概全只怕誤導讀者，讓大眾錯想藝術工作者濫用社會資源，而受領資助者亦得任人賞弄。」執筆時，藝術家們正在發動聯署，要求該報道歉，未知往後發展如何。
　　平常問人，藝術有什麼用時，大都會大大方方說「陶冶性情」或近年流行的「為城市建立文化形象」之類的答案。可是它裡頭還有深藏不露的一面，社會大眾對藝術的理解，往往會引來十分尖銳又難以定論的爭議，總之會跟上面的「大方」差異很大──尤其當藝術作為一種由公帑資助的項目時。回歸前，澳葡政府的「公共藝術」（中葡友好紀念物）政策和「文物保護」政策不是常常被評為「亂花公帑」嗎？而去年文化局和民署的演出、展覽場刊也因為「過份精美」而受到公眾關注。

負面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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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忠

或者，我也曾經是失蹤的象。

　　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我們一起離開了澳門。
　　偶爾（曾經常常），我會懷念那半年在倫敦的日子，不過，後來發現懷念的或者不是倫敦不倫敦，而是離開。離開不作為一個地方，卻是一個地方，我將那個澳門凝固放入行李，帶著去離開。然後我在那叫做離開的地方，感受一種成長的喜悅，而今竟然是四年前的事了。
　　三十幾歲人，哎呀，還講成長。四年其實很短，卻被生活拉得很長，四年其實只夠辦一次勞民傷財的奧運，為奪金而且不被恐怖襲擊而唱國歌，照樣可以感動流淚；被訪問時常常被問到為什麼要離開演藝學院，在英國做了些什麼，我不好意思說離開已是最大的意義，在一個地方半年算什麼？離開安全的地方半年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回來這四年我的成長，比那半年還要快四倍以上，不過都說不上喜悅，都是逼迫都是快車衝過斑馬線急煞被安全帶拉傷肩肌，這種成長都要讓人學會將寬容、愛、坦誠多加一條密封拉鍊，當然也算成長了。
　　或者，我也曾經是失蹤的象。走上那升降機不停的、只有遇上火險時才有機會到達的防火層，我曾經將那門推開過，失蹤。這四年裡，我對很多人來說或許也是失蹤人口，在他們的框架與系統裡失蹤。站在危險的邊境，有人拉我有人推，有人老遠盯緊我，有人視而不見，我只想在這種空氣下學會將我在我自己心裡面失蹤。
　　有段日子，很逃避再看那半年拍的照片，怕太過於留戀，近來我終於又故意的再打開，原來我已經不怕了，反而重看收拾行李回澳時所寫的文字，才因為那種簡潔，愕然。

即使很忙，總要看些沒關係的書。
最近我選了這一本。本來是《男人與狗》的，站在書架前突然改變了主意。
很多電影的場面交織在情節裡，也偶然很董啟章。
今晚看到O城那一篇。


《失蹤的象》
作者：陳志華
出版：廿九几 x kubrick

然後,
我許下平凡的願望,
容我做想做的事,
盡力量做該做的事.
就這麼平凡.

忠

開源節流／寧

星期三過香港，住了一天，發現酒店內平時會免費的物件，都沒有了，如咖啡、茶包、護膚品、梳等等，而毛巾呢？比上年到同一間酒店的少了一半，數一下才發現上年酒店的毛巾數字是八條或七條，因為金融海潚酒店要開源節流，所以這種免費或可減少的都減少了，雖然我並不覺得人客有減少到，這次我們去都有很大群國內的同胞。無論如何，其實沒有這些免費的東西對我的影響真的不大，最多要喝茶就落seven自己買，這個我ok，反而使我想到……

沒有過一兩天，就得知中國很多地方旱災，連水都沒有，但我們一打開水龍頭就有不絶的水，若我們有海潚的反應，開源節流一點，那邊箱的人民，會否有多一點的水用呢？我們的水都是在國內買來的，有錢真的……

在香港行街街時段中，被一個環保團體叫停了，除了簽了個名支持外，他還不停邀請我們捐錢，最後同行三人都堅決沒有給錢，他一句反問我，是否認為捐錢的排列，環保不是第一位，這時我停了一下，對，我真有這個想法，而第二個就是，環保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生活態度而不是捐錢，捐了錢又不行動這是環保嗎？現代的人錢真的是萬能，沒有錢真是萬萬不能。

幻燈／忠

　　K，他相機裡的記憶卡壞了，丟失了一些相，隔幾天買了張新的記憶卡，他說：我的玩具復活了。說的輕鬆，卻明明知道他對那些在壞了的記憶卡裡的「記憶」有些在意，可是沒法子，記錄一旦被數碼化，要丟失時，一點情面都不留。
我知道K同時也愛上了菲林機，又和兩三好友在研究這種「新」玩意，我覺得數碼機真的很方便，令拍照的權力下放到任何一個普通人手上，相對菲林機，數碼相機似更環保，沒有一卷卷的膠片，沒有一張張相紙，在電腦看就可以。然而，又因為方便，我們相對「環保」的數碼機時，大多數時候卻是抱著一種不會節制、浪費的心態，載得滿滿的磁碟機裡，其實有很多隨意拍下，然後隨意忘記的影像，這些大部份不太珍貴的視覺記憶，容易／隨意獲得，容易／隨意丟失。也很反映今日人們的生活習慣，以及對待記憶的態度。
　　跟K談起菲林以及對不可預知的影象的期待，我在一個舊的膠箱裡找出幾盒幻燈片，相對菲林，幻燈片對這一代彷彿是更遙遠的事，我在朋友自製的簡陋燈箱面上，將那一片的幻燈排開，那竟是十年前回歸後，在街上亂拍的幻燈片，那時，誰都沒想到我們如此「善用」我城的歷史印記，一些滿載殖民地色彩符號、標記或物件，都面臨被移除和抹去的命運，又有很多新的，我們不能說它是「殖民」又有異於本土文化的景、物、符號，突然隨著那陣子的歡慶一湧而至，於是我顧不得技術的優劣，將一卷之用剩的黑白幻燈菲林放入借來的照相機裡，從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千年的一月一日，每天在街上邊走邊拍，至於為什麼是黑白？我忘了，大概黑白相就給我很靜的感覺，隔離了其時景物裡過份的喧囂，當我按那幻燈機的按鈕時，「叱吒」的映出一張相片，保留了攝影當時的現場感，卻滅了現場的環境聲。
　　有段日子，我很喜歡用幻燈設備來上課，在電腦及投映機進駐教室時，我剛好離開教職，於是家裡也留著很多十年前澳門街景或公共雕塑的幻燈片。十年後的今天，聽說已沒有人要拍幻燈片了，曬幻燈片的店舖聽說也沒有了，但我仍迷戀幻燈片一張張被「叱吒」的投映出來時，那種不流暢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