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都市革命／忠

從來未試過短時間內，三四篇的重讀同一本書，馬國明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像毒品一樣引人回味。不足一百版的小書，是令人重讀的動力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書中對香港近年多項大型地標的興建、舊區重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以至有關保衛天星等社會事件，進行了比較冷靜和宏觀的探討和分析，一個個例子，一點點分析，作為澳門人，彷彿在人家的舞台看到自家的故事，那似乎是下環街市、東望洋燈塔，擦擦眼睛，再翻翻前頁，才記起那是「喜帖街」或天星碼頭；他在說青洲、台山、祐漢嗎？不，原來是天水圍。

全面都市化

　　在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中，平凡的、但深入民心、街知巷聞的事物，要讓路給新奇和響噹噹的事物，尋常的和日常生活層面的事物，將被蜚聲國際的建築設計所替代，日漸消失；而如迪士尼樂園之類，人工化的，架空大自然，比真實還要活靈活現的主題公園、以供人消閒享樂為的目之大型建設，則標置著一種「崇尚新奇、名稱響亮、美輪美奐、瑰麗堂皇、優哉遊哉的生活型態」，將取代以生產和工作為主的「工業化時代」的生活型態。
「全面都市化社會」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法國理論家列斐伏爾提出的概念，列斐伏爾當年虛擬的見解，卻在今日的香港得以印證。「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是一場「都市革命」，就像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一樣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當然有造福人類之處，但前者造成了貧富懸殊、性別壓迫，後者更直接衍生出無產階級和環境污染，作為從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脈絡下來的「都市革命」，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是不是在解決上述的問題，又或者是衍生出更多新問題？作者提醒我們，它同樣是一柄「不能無知地對待」的「雙面刃」，並直指香港社會在回歸十年裡只知不惜工本地，以各項城市整容，或「中國的紐約」、「超級曼赫頓」等假大空的口號來應付「後九七年時代」社會結構轉型，卻沒有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去探討和正視社會「最後成型的型態」。彷彿也在跟澳門人說：在這種結構轉型下，嚴肅地「探討將變成怎樣的社會，比任何事情更為重要」。

遷拆與保留

驟眼看去，我們不能將馬國明在《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一書舉出的香港例子抽起，再將澳門的情況套進去，因為香港的「全面都市化」的標置是在原來十分平民化的地區，空降一座貌似豪宅的住宅樓盤、一些平凡但深入民心的建築物或橫街窄巷，如「老襯亭」、「天星碼頭」、「灣仔喜帖街」等，將由「蜚聲國際的建築師設計的建築」以及「那些樓高四五十層，門面裝潢瑰麗堂皇的『類豪宅』」所取代；香港的拆與建，跟澳門的情況相似，但澳門卻做了很多香港沒有做的「保留」工作，如果「天星」、「皇后」的遷拆是一種「去殖民歷史」的行動，那澳門在保留文物上的「努力經營」，則可說是將殖民歷史的遺跡不斷增值與再生產。港澳兩地近年同時經歷的「城市整容」，呈現出來的表像雖然看似十分極端，但兩者所強調的卻同樣是「消閒和享樂的生活型態」，同樣是一種「致力使社會的面貌容光煥發」的「形象工程」，「且將一眾尋常的、平民化的、日常生活層次上的事物盡量隱藏起來，起碼遷離鬧市的範圍」，「美化和重建把某一地區優質化的同時亦帶來貴族化，地區的租金普遍趨升，在這樣的經濟誘因下，重建的範圍進一步擴展」，也即是說無法彰顯、符合、負擔此一生活型態的人、事、物，都要被逼從中心遷離，被邊緣化。從文化角度而言，在這種標榜「消閒和享樂的生活型態」下，「文化必須要顯得悠閒和高雅」，因為那些「由普羅大眾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來的文化，亦必定佈滿各種跟權力周旋和反抗壓的印記，因此要從文化的層次剔除，否則跟消閒享樂的生活型態格格不入。」近年政府藝術節慶中，將大量資源都落在高雅、消閒式的明星音樂會、蜚聲國際的大型音樂劇和歌劇上，正正是這種「生活型態」的文化邏輯。被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只在於建立純粹從經濟效益出發的旅遊形象，缺乏從文化及歷史角度的深度思考，這些在殖民地時期本來就將平民百姓拒諸門外的建築物，現在轉換用途成高雅的博物館和政府大樓，更是高不可攀，而在觀光化的包裝，以及文化消費的大前提下，歷史建築群和舖上葡式石仔路的所在地區也同時進行「貴族化」和「邊緣化」的演變，加上即將接踵而至的「舊區重整」和「輕軌」計劃，澳門在這「全面都市化」和「觀光化」的「舞台」上，又將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面貌？

澳門小事（四）：誰的撻？


　　什麼時候澳門開始流行起「茶餐廳」？是我的童年記憶出錯了，還是「集體記憶」真是捉摸不定？在我的童年記憶裡面，其實大多數都是「咖啡室」、「咖啡檔」、「冰室」，很少比例是「茶餐廳」。
　　我承認我對這個名詞太執著了，然而，每當我一聽到人家說「澳門茶餐廳文化」之類的話，我還是混身不自在，我不懂得將「茶餐廳」和「咖啡室」的分別說得清清楚楚，而實際上劉德記、安記、南屏雅聚之類，你叫它「茶餐廳」也有人會認同，但我記得以前大部份澳門人都叫它們做咖啡室，而「茶餐廳」只是勝利、金寶之類，比較大型的可鋸扒的一種，比例上比咖啡室少很多。不過，現在大部人都將它們混為一談了，因為那是香港主流媒體的慣用語，用這些人所皆知的慣用語來溝通帶來了方便，但很多時卻會記了事物的本來面目，明知「葡國雞」其實是「澳門雞」，不過為了方便和好賣，就必須「葡國」下去。
　　關於食物名稱的澳門故事，最吸引我的莫過於「葡撻」的故事。大家都知葡撻的創辦人叫安德魯。一九八九年，從英國來澳的安德魯將葡式奶油撻改用英式奶黃餡，成了著名的澳門小食，跟妻子離婚後，澳門市面上便出現了兩家不同名稱的葡撻店。然而，葡撻的故事，還未完結，聽說安德魯過世了，還聽說他過世前有一個心願，打算將「葡撻」，正名為「安德魯撻」，證明自己在對此撻上的創造性，不過，名字未來得及改，安德魯就過世，葡撻今日仍然叫葡撻，未來也許因為論述上的方便和好賣，仍要叫葡撻。「安德魯撻」不過是傳說一宗，真實性有多高我不知道，但卻是跟「麪家」變成「便利店」的故事一樣，成為今日澳門一則非常貼切的寓言，賣掉經營多年的麪舖，讓兒子得到生活上的溫飽，卻失去了工作中獲得的認同感；茶餐廳很方便地概括了咖啡室、士多與「七仔」的恩怨、葡國雞仍然隱瞞自己的混種身世、葡撻最終也得不到父親的姓氏．．．．．．。這些澳門小故事，都關於上一代跟下一代傳承關係的斷裂，都關於身份認同的不可能。

忠

澳門小事（三）：士多

說到「七仔」與澳門老店的恩恩怨怨，影響最大的當然是一些做了幾十年街坊生意的士多仔，士多仔與「七仔」之間應該會有很多故事。
我住的地方附近已沒有士多了，即使像士多規模的，都寧願將自己叫作「便利店」，要找士多，新橋區一帶還保留著一些，堆積如山的貨物，顧客不可以隨手選購，老闆一定會問：「想要咩？」然後，將你要的貨物遞到你手，這種人與人之間如此直接接觸的消費模式，現在看來十分忴貴，其實我小時候卻不太喜歡，小朋友入士多，老闆總會過早地將你叫住：「細路，想要咩？」一來不喜歡被說中了未長大的身份，二來，總覺小朋友在士多裡都是被懷疑的，特別被人注視著，很不自在。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士多因為老闆的親力親為，令士多因著老闆的性格不同，而散發出不同的氣質，記憶中小時候光顧得最多的是黑沙環祐漢那家在校車站旁的士多，那是間家庭式經營的士多，老闆感覺較親切，買東西時會跟你討論玩具該選什麼顏色的問題，另一間在筷子基一間學校的旁邊，人們都叫他駝背仔，他對我們這些小孩特別兇，每次買東西時，都要咬緊牙關地說出自己想要的，現在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刻，當時卻是跨過了一個個成長的關口。
自從有了超市，購買日用品、零食或玩具時的自由就大得多，沒有老闆將你叫住，你真的可以自己的手去選購你想要的，或純粹想看看的貨品，整個過程可以完全不與其他人溝通，也沒有太多機會要鼓起勇氣喊出自己想要的東西。超市之後是便利店的興起，「七仔」開得快，老士多也消息得快，比起士多的老闆，「七仔」的店員總是表現得親切的，當然現在澳門的「七仔」店員表現得還不夠熟練，只要你到台灣其他地方的「七仔」，你即會明白那種「親切感」如何達到機械化的程度，如何以親切的呼喚，催促你走到櫃檯付款的速度。
現在士多的老闆大多都是老人家，不會刻意為你散發「親切感」，在那個跟你家裡的沒太分別的雪櫃中，拿給你一罐汽水，一般都不夠冰凍，從老人家的手上接過那罐不冷不熱的汽水，回望那成牆堆起的貨物，眼睛總想多停留一會，彷彿什麼快要消失似的。

忠

澳門小事（二）：麪家

「一間老字號的麪家，從母親傳給兒子，兒子也搞得不錯，起碼成了那一區裡出名的麪家；後來麪家的舖位給『七仔』看中了，於是出高價收購，母親看見那天文數字就心動，兒子卻希望繼續在那裡經營麪家，因為找另一個舖位開一間新麪家不容易，而這個年紀出外找工作則更不可能；可惜，母親最後還是將舖位賣給『七仔』開便利店，每個月給兒子一些錢，兒子不愁生活了，卻沒有了一直幹得不錯的工作．．．．．．」朋友說這是個近年在澳門很流行的故事，我卻是首次聽見，當中可能有些轉述過程中的虛構成份，但我還是深信這則頗能反映澳門現況的寓言，那是比卡夫卡筆下的《變形記》更變形的澳門故事。無需工作，每月有收入，不是人人期待的生活嗎？如果說，人的生存價值就只是賺到足夠生活的錢，這算不算一則令人滿意的故事？
　　一間日夜辛苦經營的麪家，曾經也是我一個中學同學的年少理想，那時我們成績都很差，學業上沒什麼動力，同學經過一家麪店，看著那個在爐前煮麪的師傅，突然很感慨地對我說：「我想學煮麪，開間麪檔，簡簡單單咁一世。」也許當然我們唸的書，真的讓我們生活得好像很「複雜」，他才有個要「簡簡單單」生活的念頭，更重要的是在校內，他是個有名的壞學生，怎樣看我都像比他更有自己的理想，然而，那一刻他對我說了個對未來的期盼，而我卻只懂張著嘴，看著那個煮麪師傅，作為一個初中生，即使有理想，都是些想像中的作文內容，然而，他卻如此實在；現在回想，這位在學業上完全沒法找到認同感的同學，那時很渴望可以找到一些讓他找到自我價值的事，即使那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煮一個好吃的麪。初中還未讀完，他就給趕出校了。多年後，偶然在街上跟這位舊同學相遇，看他一身打扮，相信不是個麪家老闆，我當然沒有勇氣再問他關於煮麪的事，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後來的工作中，找到自我的認同與價值，但當我聽到那個麪家變便利店的故事時，我就想起這位同學，然後，腦袋裡浮出了些關於生存價值的問題。

忠

澳門小事(一)：雪糕車

也許主題是「民間傳奇」，在澳門藝穗的部落格中，看得最多的都不是關於藝穗節或藝術的消息，而是聯播系統裡，由不同作者書寫的澳門民間故事、人物和場景，有澳門傳奇人物、澳門傳奇建築、澳門特色食品的來源、澳門怪現象等，從集體回憶到當下時事都包含其中，給人的感覺是，澳門，除了賭和文化遺產外，其實還有很多跟我們日常生活十分貼身的小故事，也許這些人、物、景不算五光十色、也沒有被國際組織劃分成應受保護的「榮耀」，微不足道卻是大家一說起就會熱論不休的親切。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形容為民間傳奇的雪糕叔叔，推著流動雪糕車的「雪糕叔叔」，澳門現在還有嗎？作者統計過：「原來現在全澳僅剩下五部流動雪榚車」。我的驚訝不在於這些雪糕車僅餘的數量，對我來說，這些雪糕車對我來說，來來去去沒有太大分別，不就是只有一部嗎？有趣的是作者竟然對「雪糕車」這麼地認真，在變化如此急速的社會裡，竟然還有人有這個閒情，去數算雪糕車的數目，我看著這種對雪糕車的執著，慢慢開始估計作者的年齡，又或成長的區分，也許以前就讀的學校門外，每日就有一部雪糕車守候著，叫這位學生，每日都偷偷地惦念它裡面的三種口味；在我的記憶裡面，那部寫明是澳門土產的「美的」雪糕車，大概只是很多學校門前一個被圍觀的景點，因為小學時校規上規定「不可隨街吃東西」，我妹妹就因為曾經在雪糕車買了一個三色雪糕，被同學揭發而給學校記了一個缺點，所以大部份時間，我都只能夠背著書包，穿著那套穿上後，就有很多校規在身上的校服，在圍觀者的背後經過。那時我們常常以為穿著校服在街上吃東西，是有歪校風的事，到了許久的後來，才知這校規原來是為我們好，怕我們吃了不潔的食物。
稍後高年級一點，學會反叛，專門做些老師說不的事，雪糕車還不是我們反叛的目標，因為在街上拿著雪糕一舔一舔的，看起來有點幼稚，有損反叛的姿態；即使想吃，也只會到士多買個雪糕杯。而士多、到後來的超市，再到現在的便利店，又是另一些澳門故事了。

忠

沙滾滾，願彼此珍重過／忠


　　「為什麼要保護一個已經停用的碼頭？為什麼要用傷害自己的方法來抗爭？什麼是「保育」？」看著有關香港皇后碼頭報道，難道你不會想想這些問題？最沒趣的社會就是一味拋出「共識」與」結論」，一個有生氣的地方，人們應該對身邊事物時時反思，時時提問。

不懂，提問

飯店內電視直播皇后碼頭清場情況，老闆娘問：「大熱天時，點解唔留喺屋企涼冷氣，咁辛苦唔知為乜？」雖然並不支持，但也帶著幾分憐憫。守在碼頭的一群，自有他們的支持者，但同時也有一群不理解他們的人，首先官員不願意理解，當然也有很多市民的不理解。儘管行動的人都宣言過，解釋過無數次，然而官員不懂，很多人仍不懂。或者，從「推銷」的角度而言，行動者無法將他們的理念傳播給其他人，就是一種失敗；然而，對城市發展的反思，對歷史的尊重、對公民權力的維護，是否也可以像售賣產品一樣「行銷」？我們可不可以用「行銷」方式的成敗來衡量事件本身的價值？我們可不可以「推銷公民意識」、「推銷環保」、「推銷珍惜」、「推銷愛」？或者，我們就是生活在一個「市場」決定一切的時代，有些東西，其實她本身就是大家可自然擁有的，自然就存在的，例如大自然、公義、自由、理想、自我價值等，我們都會要求人家給自己推銷，彷彿那只是一件額外的，生活中沒必要的擺設。彷彿你不懂向人們推銷，「環保」就沒價值；你無法說服大眾，「公義」就不存了。
　　對很多人來說，守著碼頭那一群，也許用了未能馬上理解的詞彙去說明他們抗爭下去的理由，或者他們就是不懂也不想推銷，有些東西應該自然擁有的，自然就存在的，就在歷史的鏡頭下潛移默化。今日抗爭的不懂說──即使他們聲嘶力竭，有權者聽不懂──只懂對著鏡頭從容微笑，其實都大家處於一個新時代，有很多說不明，看不懂的新題目，分別只在於無權與有權。一個碼頭倒下，兩個碼頭倒下，一個舊街市倒下，一座修道院倒下，大家卻學懂了問：什麼是「保育」？飯店老闆娘都問：「大熱天時，點解唔留喺屋企涼冷氣，咁辛苦唔知為乜？」建築的消失，卻出現了一些學懂提問的人。

答案的問題

看著警察將皇后碼頭上的人搬走，我突然想起上個月看的一齣舞台劇，情節中有一個搶答遊戲比賽，主持人問最後一個問題：「『我唔知，等於唔存在，等於冇發生過，ｘ你！駛唔駛ｘ咁認真，吓？！』請講出以上答案的問題。」參賽者啞口無言，觀眾都笑了，因為舞台上說髒話，是最容易讓觀眾笑的法寶之一，有趣的是，笑聲後，觀眾很快就隨著台上的演員沉默下來，大概大家都發現，這個答案的問題，不是想不到，而是選項太多。每一個人也許都會經歷過類似的情節：自己努力地為某些事情而堅持，甚至以為是大眾的事而堅持時，最後人家卻給你這麼一個粗口答案，這是何等重重的一擊，而說話本身的暴力，不只源於句子裡面的髒話，而是在於當中對個人堅持的強烈否定。就像《小王子》裡的一幕，小王子不斷追問飛機師：「綿羊會不會吃花？」飛機師說：「我很忙，我正忙著很嚴重的事情！」小王子氣得哭了，我正忙著的事，比你堅持的事重要，正正就是這種否定的暴力，只是當這種無形的暴力，加上粗口作修飾，裡面的攻擊性便給呈現出來。
台灣作家紀蔚然寫過很多通篇粗口的劇本，人們問他為何筆下人物如此爛口？他說髒話是一種釋放原始能量的語言暴力，我們不會用殺死對方來渲泄怒氣，唯有用粗口去釋放壓抑了的情緒，但弔詭的是，基於形式本身的缺憾，粗口沒有讓說的人得到完全解脫，反而會愈說愈累愈抑壓，因而產生無力感，所以某程度上他認同粗口是弱者的語言。紀蔚然的說法又叫我想起，早前在工廠大廈天台有人企圖跳樓的一幕，報章的說法是，那個最後沒有跳成的樓「癱瘓了中區的交通」，而現場所見也真夠民怨沸騰的，很多人仰望著那個在死亡邊緣的生命時，口裡都是粗口，大概意思是「遲唔跳、早唔跳，黃金時間先來跳。」粗口本身的傷害性很小，但當說這類粗口的人愈來愈多時，那種明知無法改變現狀的無力感便愈來愈大，在以犧牲小數人來維護大眾利益的前提下，這種弱者式的粗口似乎也愈來愈受歡迎。其可怕處並非當中的無力感，而是將個人的無力，轉化成對他人的攻擊。
演出完結後，觀眾問：「答案的問題」其實是什麼？導演說，是「本土行動」的成員告訴他的，那是一次有關原址保留皇后碼頭的街頭訪問中，一位受訪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