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neng = 忠＋寧

公民的劇場，公民在哪裡？／忠


即使演出後大家都有良好的感覺，然而，更深的反思卻始終叫人感到沉重，從五年前到今天，從學習、實踐、觀察、研究到再次實踐，Playback於我仍是個既鍾愛又沉重的劇場形式。
每次觀看(或稱參與更合適)Playback Theatre的演出，我們都見到圖中的場地佈置，這個「佈置」就如一個架構、一個儀式性的祭台，象徵著一種社群認同，透過參與者個人經驗及感受的再現，強化了社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這個架構中，觀眾接受主持人的訪問，訪談的內容或受訪者的感受，在演區中立即呈見；表現的形式是虛擬的，大家清晰地看到是演員在即興地扮演說故事人記憶中角色，所有道具及佈景都由椅子及彩布所代替，從美學的理想而言：這種刻意的欣賞距離，讓我們的思考空間更趨廣闊，我們不再將注意力集中在表演外部動作的真實性，反而更落力在記憶中的心理真實，進中步或再一次面對自我，也因而感受到自我受他者的認同及尊重。然而，在真正的實踐中，我們發現了華人觀眾與西方觀眾在審美上的差異，尤其當你運用以演繹感受為主的「流動塑像」時，西方觀眾比較懂得分辨這是一種內心感受的具象化手段，而華人觀眾則只會將一切表演都看作是對現實的模仿，會認為具象化的演繹是一種誇張。所以，很多華人觀眾都比較愛看演員即興地重現故事，看得也較專注。一方面我們可以怪罪我們的藝術教育培養了彊化的審美觀念，另一方面也更催促華人Playback團體要反思怎樣的演出式更適合華人社群的需要，況且華人本身也是個複雜的、多元的社群，以倫敦為例，「華人」其實包含了香港來的、澳門來的、台灣來的、大陸來的、馬來西亞來的、越南來的．．．．．．各種各樣的華人，不同的成長的背景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審美習慣，如果我們將Playback Theatre視為一種社會服務，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照顧到每一個社群，以至每一個參與者的需要？如何將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轉化成華人社群更容易接受的形式？
另一個在實踐中的遇到的問題，就是華人觀眾的主動性，他們一般仍然抱著看表演就是被動地坐著欣賞，等待「餵飼」的狀態，一方面希望看到比較完整的「故事」，一方面又不願意由自己發聲。

相較於一般傳統劇場而言，Playback Theatre的確開放出一種「民主」的「對話」關系，從口述史學的角度而言，在Playback的過程中，它「所涉及的不只是回憶的『能力』，而且更是回憶的公眾權利和社會作用」。然而，華人社群的公民意識似乎仍處於淺層的階段，而如Playback Theatre一類的互動劇場，追求的卻是政治學者Keith Faulks理想中的「公民身份」，是一種「強調互惠的理念，也是一個強調社會關係的理念。它絕不僅是一組讓個人無須對他人盡義務的權利」，簡單的說「公民身份是積極主動的，而非消極被動的身份。」而一場理想的Playback Theatre就如運作一個小型的公民社會，它的基礎是「同時包含權利與義務關係的公民身份」。當我們要求眼前演繹的是自己理想的戲劇，我們為什麼只懂在觀眾席中等待被滿足呢？
Playback Theatre在華人社群中能否有更深度的發展，似乎跟隨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進度，社會學者鄧正來在＜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中，指出形成中國市民社會的主要因素有三：一，國家政策的開放，為市民社會提供有利的空間；二，社會成員對公共事務的自發性與創造力；三，外資湧入和在與國際交往中所引進的國際慣例及行為準則。Playback Theatre在華人社群中，經常欠缺的是上述第二個因素。當然，積極的做法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將Playback Theatre或者更多鼓勵大眾自發參與的藝術模式，視為培養大眾公民意識的途徑，培養大眾在劇場中積極參與的習慣，漸漸將這種主動發聲／參與／創造的動力帶到社會的劇場裡，成就布萊希特的遺志。
只是這條路，還要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