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文學國度

九歌出版社總編輯　陳素芳

‧編到快300號的信

「海音逝世，我寫不出長文心裡很差，人老了，沒有靈感，只有感傷。怎麼辦？」2001年12月17日，琦君寫下最後一篇文章『最後的握手－－悼念摯友海音』，三張稿紙外，她隨函寫下這段話。

1986年，琦君散文集《此處有仙桃》獲國家文藝獎，她人在美國，由我代為領獎，她餽贈黃花絲巾，回信答謝，開始與她通信，從「敬愛的琦君女士」到「親愛的琦君阿姨」，書信往返，直到2004年五月，她回台灣定居。

2001年她回大陸溫州老家主持「琦君文學館」開館，回程來台小住，她對我說：「你寫的每一封信，我都編號，現在已編到快300號。」感動又愧疚，我脫口而出：「下次我去美國看你。」如果我也將琦君寫的信編號，那應該是將近400號了。

琦君對文章要求高，往往剛收到一篇文章，第二天又來一封信修正，她說寫完文章再看一遍，少一字也通，那就代表有廢字，她修正的文章就是在刪「廢字」。她知道我和老闆蔡文甫會為她剪報，常隨函寄來文章在海外發表的剪報，卻常是與國內內容相同題目不同的文章，幾次我都以為又是一篇新文章，剪稿成篇，書一本本出，直到1997年最後一本散文集《永是有情人》。

回琦君信成了生活的一部份，有時三封回一封，惹的同時有兩三位文友打電話來說：「琦君說你沒回她的信。」停筆之後，她的信來的更勤，有一陣子，一星期會收到兩三封，寫不出文章與頭暈風濕的老毛病，成了她的愁苦，在許多封信裏都透露著這個訊息：「朋友對我這麼好，我卻不再寫文章了，沒有靈感啊。文債，很重，書債也很重，只好先贈書以還債。」信裏她竟說自己沒有成就，因為連著幾封未及回，我去長信安慰，她回信：「你的信對我是一帖振作的良藥，原已垂頭喪氣的人，一讀再讀就活過來了，我聽你話，一定不放下筆，再寫，邊寫邊哭也甘心。」「你封我「大師級」，我汗流浹背，我從來不敢作大師夢的。」然後是一段令我啞然失笑的話：「你跟我，就像宋詞寫的：將你心，換我心，始知相憶深。」

她總是記住別人的好，而且不吝讚美，出版她作品的出版社，爾雅、洪範、三民、九歌的負責人，常常掛在嘴邊，晚年作品幾乎都在九歌出版，寫給我的每一封信都不忘附筆問候蔡先生，有一次還說：「蔡先生人真好，真想收他作乾弟弟。」我終於知道她為什麼有那麼多乾女兒。我為她辦一些轉信，買藥，買書，寄書等小事，她來信稱謝，說我是「有為的青年」，她總在信裏說某某人很誠懇，為人熱心，我跟她說誠懇熱心的人是你。不是嗎？在美國時她總熱心的為文友改稿，推薦出版，出書時還寫序，熱線不斷，電話費暴增，惹的另一半李唐基不得不嘮叨。

替琦君傳遞訊息一件快樂的雅事，有一次她寫道：「張作錦的文章我極欣賞，見到他請代我致敬佩之忱，他如肯在書上簽名，我將感到萬分榮幸。」不知是誰「萬分榮幸」，接到訊息，作老果然惶恐的直呼「不敢當，不敢當」。看到好友，爾雅出版社的負責人隱地寫新詩，寫的一手好古詩詞的她，動念想寫新詩，還寫信問詩人啞弦，要我為她買書，寫著：「八六老婦學寫新詩，不是愚人也是痴，哈哈哈。」

‧雪夜見故人

2003年後，她的信漸漸少了，每一封的開頭總是「頭暈，手抖的利害，走路歪歪斜斜」，而字跡潦草的「非常想念」、「十二萬分想念」更是字字催促著我赴美，5月以後她不再寫信，有事也由先生代筆。我擔心不赴美，會終身憾恨。於是，2003年11月底，飛抵美國，遇上那年的第一場雪，住進琦君家中，我以為那可能是今生最後的相聚。

寧靜的夜晚，外面的世界積雪一吋吋深，溫暖的室內，白髮皤皤，身體瘦小的琦君，精神奕奕說著我們共同認識的人，我問她頭暈不暈，她說好朋友來頭就不暈了，說起林海音、何凡，神色黯然，「那麼光鮮的人，怎麼就走了。」老友一一離去，她萬般不捨，翻開舊照片，50年代的女作家林海音、鍾梅音、潘人木等，身著旗袍，手挽皮包，一字排開優雅的站著，她指著自己：「那時我還挺好看的。」然後開使用溫州話念起恩師夏承涛的詩句：「滿眼青山獨往時」，她說﹔「只要閉上眼睛，夏老師的樣子就在我眼前。」

琦君家在紐澤西，與紐約僅隔一條橋，寧靜的小社區，一排排獨棟的二樓洋房，極好的居家環境，卻不一定是養老的優勝美地。在前往車程40分鐘外的超市路上，唐基先生對我說起回台的意願，他希望我勸琦君，我想，一個80幾歲的老人照顧另一個年紀更大的老人，住在冬天積雪盈腳，往任何地方都需開車的地方，他的決定是正確的。只是琦君為什麼需要我勸？她喜歡台灣，台灣更喜歡她，老友多，書迷到處都是，更何況曾經住了30幾年，異域美國有什麼讓她放不下？我想起了往年母親節後總會收到她的信，說起與兒子相處的情形，見到兒子，開心不已，連吃飯的菜色都寫的令人垂涎。有時電話沒打通，不禁抱怨「今年的母親節不說也罷」再用大篇幅說兒子遠在異地工作辛苦，媳婦又是如何懂事乖巧，然後再補上：「佛家說：人生就是還債，如能以債為樂就好了，可惜我沒有如此好修為。」她放心不下的是早已成家立業的兒子，她近乎哭喊的對我說：「我回台灣，兒子會以為我拋棄他啊。」

‧說再見的方式

2004年5月琦君夫婦回台，正式入住淡水潤福，剛回來，每次見面，就問說﹔「我在哪裡啊？」扶著助行器，緩步前進，口裡念著：「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陸」，然後掩著嘴，看向唐基先生，小聲對我說，「他說現在不能說回大陸，」我說怎麼辦？「明年不要回大陸」說完，自己開心的笑了開來。

琦君回台，媒體大幅報導，喚起大小讀友懷舊情懷，紛紛詢問她的舊作，九歌早已有計劃重新整理她的舊作，新書出版，我帶給她看，她開心的逐字念著：「我以前文章寫的這麼好啊？」然後懊惱的說：「我都不記得了。」又像個不死心的小女生抓著我問：「你說，我可不可以再寫？」眼前瘦小的老婦人與她文章中那個胖胖的小女孩身影交迭，委屈時嘟著嘴，身體往沙發裡縮，欲言又止，好像在等待大媽溫暖的擁抱，開心時，拍拍手，週遭的人都感受得到她的快樂。她說：「現在的事都不記得，過去的事記的一清二楚」，說起母親，「我大媽人太好，她好可憐」，談到二媽，她告狀似的說：「二媽好凶，會罵人。」然後又嘆氣說：「舊時代的女人命都苦，二媽也是可憐人。」再來上一段詩詞：「但得此心春常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與琦君促膝談心，有時就像一次次重讀她寫童年的文章。然而回到辦公室重編她的作品，面對文字，卻又像是一種向她說再見的方式。

這半年來，她胃口越來越小，眼睛閉著的時間卻越來越多，我去看她時，她勉力撐開眼皮，輕喊我的名字，就不再說話，她是在想著她的大媽，還是什麼都不想？我聯想到的字眼是「疲憊」，感傷鋪天而來，愈哭無淚。

一位在琦君臨終前照顧的護士說：「我12歲時讀她的作品，現在36歲，能夠為她作人生的最後一件事，我覺得自己好光榮，好福氣。」知命之年不知命，生命的功課多了一門「告別學」。回想前塵，展讀琦君20年來寫給我的書信，悲欣交集，想起那位護士說的：「好光榮，好福氣」。

本文刊載於《文訊》雜誌第249期，9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