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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1,2009 18:12
余光中:為梵谷招魂
余光中:為梵谷招魂
迄今我就梵谷之畫已寫過四首詩加上七篇文章,演講梵谷恐怕也已近十次。隔了百年加萬里,我竟一再為梵谷召魂,召來我家,成了家人……
半世紀來,進出我家的客人不計其數,偶爾也有長談甚至留宿的,但是沒有誰會長住下來,更不會因為住得夠久,竟變成了家人。倒是有幾個「非我族類」的外人,天生有緣,先是單來看我,不料來得久了,日漸熟稔、親切,賓主不分,終於住定下來,成了家人。不過戶口簿上沒有他們的名字,而左鄰右舍也從未發現他們的蹤跡。
這種有緣來歸的另類家人,各有各的觸機,各有各的因緣,滴水穿石,終成正果。這種歸化的家人不遠千里而來,有時反而匯入一個家庭的「文化背景」,對於那家的下一代,耳濡目染,不言而喻,在身教、言教之外,另有默化之功。出入余宅的古人不少,可是大半是專來訪我,於我家人不算陌生,卻也不很親近。例如李白、杜甫、李商隱、蘇軾,只能算是我的貴賓,還不足以被家人認親。對我私交頗久的李賀與龔自珍,她們最多點頭微笑而已。外國詩人如濟慈、葉慈等等,她們也不過以禮相待。華滋華斯是一例外,我家的二女兒幼珊和他比我更熟,但其他三姊妹並不如此。真正得我全家熱烈歡迎、視同家人的,不會很多,但至少包括梵谷、披頭、王爾德三位,不,六位。
迄今我就梵谷之畫已寫過四首詩加上七篇文章,演講梵谷恐怕也已近十次。隔了百年加萬里,我竟一再為梵谷召魂,召來我家,成了家人……
半世紀來,進出我家的客人不計其數,偶爾也有長談甚至留宿的,但是沒有誰會長住下來,更不會因為住得夠久,竟變成了家人。倒是有幾個「非我族類」的外人,天生有緣,先是單來看我,不料來得久了,日漸熟稔、親切,賓主不分,終於住定下來,成了家人。不過戶口簿上沒有他們的名字,而左鄰右舍也從未發現他們的蹤跡。
這種有緣來歸的另類家人,各有各的觸機,各有各的因緣,滴水穿石,終成正果。這種歸化的家人不遠千里而來,有時反而匯入一個家庭的「文化背景」,對於那家的下一代,耳濡目染,不言而喻,在身教、言教之外,另有默化之功。出入余宅的古人不少,可是大半是專來訪我,於我家人不算陌生,卻也不很親近。例如李白、杜甫、李商隱、蘇軾,只能算是我的貴賓,還不足以被家人認親。對我私交頗久的李賀與龔自珍,她們最多點頭微笑而已。外國詩人如濟慈、葉慈等等,她們也不過以禮相待。華滋華斯是一例外,我家的二女兒幼珊和他比我更熟,但其他三姊妹並不如此。真正得我全家熱烈歡迎、視同家人的,不會很多,但至少包括梵谷、披頭、王爾德三位,不,六位。
梵谷來我家最早。我早已知道他,但真正認識卻是因我存之緣。那時我們尚未結婚,她家裡正好有伊爾文‧史東所著的《梵谷傳》原文,還有三兩種梵谷的畫冊。馮至的一首十四行詩即名〈梵谷〉,寫得不算很傳神,給我的印象卻非常深刻,只是當時看不到梵谷的畫,無從印證,還是隔了一層。其實當時我連印象派都不清楚,甚至印象派這名稱,還是在季羨林的文章裡初次見到。
我讀罷史東的傳記,大為震撼,竟然決定要譯成中文。正是1955年,我在台大畢業才三年,翻譯的成果不過是三、四十首英詩與漢明威的《老人和大海》。要譯一整本畫家的傳記,不但得懂他的畫風,更得略知他前面和周圍的其他畫家。這三十多萬字的傳記,我是在身心俱疲的困境中發奮譯成的,也就是說,我對梵谷的認識,從初遇到深交,是逐句、逐頁、逐章,圖文參照,琢磨發展的。我的譯文橫寫在白報紙上,初稿改正後經我存直書謄清在有格稿紙上,才由我送去《大華晚報》社逐日連載,幾乎忙了一整年。後來這譯本屢經修訂,由最初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到大地出版社,再到今日的九歌出版社,我存一直都參與校對。從1957年《梵谷傳》初版到現在,梵谷的靈魂一直和我們常相左右,儼若家人。
1958年,我去愛奧華讀書,除了參加詩作坊之外,還選修了兩門課:美國文學與現代藝術。美國文學是我本行,至於現代藝術,則是對於梵谷興趣的延伸。那一年長女珊珊誕生,其後七年,她的三個妹妹也相繼而來。在她們成長的歲月,我家的書架上,總有《梵谷傳》的譯本,封面雖有變換,但文生那憂鬱而深思的眼神,朝夕都灼灼俯對著她們。同時家中的畫冊也逐年增多,其中當然多冊是梵谷的作品,「眼熟能詳」。帶她們出國,美術館中,只要有梵谷的原作,當然也不會錯過。日後珊珊留美,主修藝術史,和家庭背景自然有關。最盛大的一次「朝聖之旅」,可想而知,是1990年不遠千里去阿姆斯特丹,參觀梵谷逝世百年大展,在「梵谷美術館」飽覽了一整個下午,意猶未盡,又去小村奧特羅,在楓林深處的「庫勒‧穆勒美術館」回顧梵谷的素描與早年的油畫。最後又和我存帶了幼珊、季珊和瘂弦的女兒景苹,去巴黎北郊的奧維,像踏進梵谷的夢土一般,去看那祟人的教堂,那滿田燦豔的向日葵,豐盈的麥穗,更在文生與西奧的雙墓前低徊懷古。
1990該是我家的「梵谷年」,除了遠征荷蘭去朝拜「聖文生」(St. Vincent)之外,行前我還為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國時報》與荷航合辦的梵谷百年展專輯寫了長文〈破畫欲出的淋漓元氣〉,並以〈寂寞的火山〉為名在北美館發表演講。行後回台,又就此行的觀感寫了另一篇長文〈壯麗的祭典〉。前後兩文都收入了《從徐霞客到梵谷》一書。迄今我就梵谷之畫已寫過四首詩加上七篇文章,演講梵谷恐怕也已近十次。隔了百年加萬里,我竟一再為梵谷召魂,召來我家,成了家人。
【2009/12/12 聯合報╱余光中】
我讀罷史東的傳記,大為震撼,竟然決定要譯成中文。正是1955年,我在台大畢業才三年,翻譯的成果不過是三、四十首英詩與漢明威的《老人和大海》。要譯一整本畫家的傳記,不但得懂他的畫風,更得略知他前面和周圍的其他畫家。這三十多萬字的傳記,我是在身心俱疲的困境中發奮譯成的,也就是說,我對梵谷的認識,從初遇到深交,是逐句、逐頁、逐章,圖文參照,琢磨發展的。我的譯文橫寫在白報紙上,初稿改正後經我存直書謄清在有格稿紙上,才由我送去《大華晚報》社逐日連載,幾乎忙了一整年。後來這譯本屢經修訂,由最初的重光文藝出版社到大地出版社,再到今日的九歌出版社,我存一直都參與校對。從1957年《梵谷傳》初版到現在,梵谷的靈魂一直和我們常相左右,儼若家人。
1958年,我去愛奧華讀書,除了參加詩作坊之外,還選修了兩門課:美國文學與現代藝術。美國文學是我本行,至於現代藝術,則是對於梵谷興趣的延伸。那一年長女珊珊誕生,其後七年,她的三個妹妹也相繼而來。在她們成長的歲月,我家的書架上,總有《梵谷傳》的譯本,封面雖有變換,但文生那憂鬱而深思的眼神,朝夕都灼灼俯對著她們。同時家中的畫冊也逐年增多,其中當然多冊是梵谷的作品,「眼熟能詳」。帶她們出國,美術館中,只要有梵谷的原作,當然也不會錯過。日後珊珊留美,主修藝術史,和家庭背景自然有關。最盛大的一次「朝聖之旅」,可想而知,是1990年不遠千里去阿姆斯特丹,參觀梵谷逝世百年大展,在「梵谷美術館」飽覽了一整個下午,意猶未盡,又去小村奧特羅,在楓林深處的「庫勒‧穆勒美術館」回顧梵谷的素描與早年的油畫。最後又和我存帶了幼珊、季珊和瘂弦的女兒景苹,去巴黎北郊的奧維,像踏進梵谷的夢土一般,去看那祟人的教堂,那滿田燦豔的向日葵,豐盈的麥穗,更在文生與西奧的雙墓前低徊懷古。
1990該是我家的「梵谷年」,除了遠征荷蘭去朝拜「聖文生」(St. Vincent)之外,行前我還為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國時報》與荷航合辦的梵谷百年展專輯寫了長文〈破畫欲出的淋漓元氣〉,並以〈寂寞的火山〉為名在北美館發表演講。行後回台,又就此行的觀感寫了另一篇長文〈壯麗的祭典〉。前後兩文都收入了《從徐霞客到梵谷》一書。迄今我就梵谷之畫已寫過四首詩加上七篇文章,演講梵谷恐怕也已近十次。隔了百年加萬里,我竟一再為梵谷召魂,召來我家,成了家人。
【2009/12/12 聯合報╱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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