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日本的漢字能力檢定協會，依例會在每年的十二月十二日於京都清水寺揭曉年度漢字，二○○八雀屏中選者為「變」。從國際政治、氣候暖化、金融海嘯、日本政局、食品安全等俱「變」看來，年度漢字倒也貼切。倒是台灣這邊就貧脊許多！儘管今年《聯合報》大張旗鼓搞什麼「台灣二○○八代表字大選活動」，但先前《中國時報‧浮世繪》在○二至○四年的「台灣‧一字千金」，以及「二○○七台灣生活一字」，最後結果都是「亂」字當道，就已預告《聯合報》的產品不會更高明；果真台灣人始終揮不走「亂」象陰霾，亦可知此間集體創意之低落！平心而論，可以印證「變」的事例還真不少。其中，有個「變」異影像，讓我彷彿回到從前。

十三日凌晨一點左右，台北地院裁定前總統陳水扁無保開釋。讓我目不轉睛的鏡頭，不是「重見天日」的阿扁講了什麼話、誰圍繞在他身旁，而是他瘦了一圈的臉頰以及變長變柔的髮絲，活脫就是那位八○年代初出茅廬時的正義律師、秀異市議員模樣。當然，所有人皆知剎那就只是轉眼雲煙而已。返家之後的阿扁已然重整門面，繼續以油光、倨傲的面貌和司法搏鬥，年輕、正義形像早已一去不返。

可那回到從前的影像卻讓我凝思良久，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驀然想起了廿世紀重量級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鄂蘭原是以根本之惡來刻畫希特勒、史達林那樣的極權主義政體；然而當以色列特工於一九六○年前往阿根廷綁架前納粹高幹、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主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並押回耶路撒冷進行審判後，鄂蘭以《紐約時報》特派員身分參與審訊的報導工作，她並未將艾希曼描寫成殺人不眨眼、無惡不做的人間魔王，反而是用「平庸性」來形容艾希曼這種平凡無奇、一切聽命行事的德國官僚。希特勒這種根本之惡若無萬千欠缺良知、思惟能力、理性判斷的平凡人物百般配合，是難以造就極權惡果。

儘管鄂蘭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邪惡之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關於猶太人自身也必須負起一些責任的說法，在國際間（尤其是猶太人社區）曾掀起濤天巨浪般的辯論；不過必須承認，鄂蘭的人性觀察極深邃、夠鞭辟入裡，「人普遍傾向於作惡，以至於遵從與道德律相違的格律」，畢竟芸芸眾生都是在絕對善與絕對惡之間游移。

以此觀照阿扁的諸般惡行，他貴為一國元首，卻無力貫徹執政意志，只能蓄意詐欺支持者，進而整個扁珍家族陷入貪腐濫權洪海，不過，相比於蔣毛雙手都沾滿千萬人的血跡，以及馬可仕公然槍殺艾奎諾的行徑，阿扁的作為屬於雞鳴狗盜之輩，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權力暴發戶雷同，這一切猶屬「平庸的邪惡」。根本之惡和平庸之惡俱屬人類文明的腫瘤，都得強力批判、拔除。惟兩者認知方式有異、處置亦不盡相同。所以如今泛藍權力集團以伐桀紂、討武曌之名猛攻扁珍家族，似乎是以絕對善自居，就完全觸碰不到「平庸的邪惡」形成之因。

「平庸的邪惡」既和人性的幽黯相關，也涉及法政結構，它不像根本之惡只產生於少數的梟雄惡棍，是人人皆可能面對的時代課題。那麼阿扁又如何從一個人權律師、打倒舊黨國的正面領導人，驟變為貪腐濫權，行徑跡近無賴的負面人物呢？是因承載過多的政治、道德期待，躁進短視的結果遂讓人權律師便宜行事，摭拾舊黨國的扈從主義體制；再因權力乍得、誘因太多，公私官商領域全混在一塊，欠缺理想、學養、氣度之後，扁式「平庸的邪惡」由此誕生──我先前有有篇文章〈南朝士風何以致此？──民進黨執政六周年哀語〉亦請一併參照。須注意者，自以為是征討絕對惡的泛藍陣營，如今讓保守的儒家修齊治平說詞回魂（修齊和治平既無邏輯連結，歷史更證明這純屬烏托邦的唯心想像），加上「好人」政權的選出，卻只能端出一道叫「無能」的菜色，而無能極可能就是貪腐的另一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