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從《海角七號》的《快樂頌》組曲，到有著《安魂曲》調性的《一八九五‧乙未》上演；兩片都同時面臨了棘手的「日本問題」。若從傳統仇日反日立場來看，必然會質疑、醜詆兩片藕斷絲連的日本情結。即使單從電影美學來討論，兩片在處理「日本問題」時確實還不夠深邃細膩。

具體地說，《海角七號》的情書表述和歷史聯結太薄弱，而《一八九五‧乙未》讓大文豪森鷗外以醫官身分作為日方的代言人，固然多了浪漫味（森鷗外是日本近代文學浪漫主義的先行者），卻是旁觀性太強。當然，這不能怪電影演員或腳本有問題，森鷗外本身的雙重性格才是關鍵。

文藝評論家加藤周一認為，森鷗外所處的社會二重結構就是，其「近代化」是以國家內部的「非近代」作為支點來進行的。「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精神的是森鷗外，同時給德川時代的武士道精神以文學表現的也是森鷗外。一方面他強調文學藝術應從政治權力中獨立出來，以其自身作為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忠於帝室主義，遵從『家』的道德。也就是說，他既承認以西方為媒介的『近代化』之必要性，又要在非近代的傳統倫理尋找近代化的支撐點。」對於帝國外擴，森鷗外立場究是如何可以想見。再者，身為一個優秀的文學家，可他另個身分就不太稱頭，森鷗外似乎是個庸醫，更可怕的是他位居高位後作出不少錯誤決策，可謂醫政昏官。日軍征台陣亡者不過一六四人；但罹病致死者（幾乎全是瘧疾）高達四千六百二十二人，身為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的森鷗外，絕對難辭其咎，他的倉卒離台（在台時間僅有短短三個月），不少人認為是規避責任。如此角色放在電影裡，當然顯得尷尬，而難以對台灣強說辭。

倒是片中另個日方代言人──攻台主力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中將，理性與感性兼具，戰爭與和平的內在衝突，既鮮活又順之成理。出身伏見宮邦家親王第九子，卻捲入幕末的戊辰戰爭，他被擁幕派的奧羽越列藩同盟推舉為東武天皇，終究不敵薩長聯軍，能久親王被軟禁於京都寺院，明治三年（一八七○年）獲赦還俗，一八七二年承繼為二代北白川宮。這段經歷極其重要，一方面明治政府對幕末的對立方極寬大，最著名的莫如榎本武揚，身為幕府的海軍將領，戊辰戰爭期間率艦至北海道創立蝦夷共和國，自任總裁，兵敗下獄，一八七二年獲特赦，此後在明治政府任官，並封為子爵。對待幕臣尚且如此，何況出身皇族的能久親王必不會讓其受委屈，而這種「和平移轉」的態度使其深信接收台灣的工作必也如是！另一方面，這是能久親王一生最大的挫折，所以禁閉於京都期間，勤研佛經。這才有電影中意味深長的一段對話：「我被囚禁在京都寺院時，讀過《涅盤經》中描述的地獄，令我餘悸猶存，沒想到這樣的景象，竟在我手中成真。」這種雙重體驗放在乙未征台戰役，就形成激烈的化學變化了！

作為天皇御林軍的近衛師團，任務是接收明治政府新近獲得的一塊南方沃土，能久親王懷抱的是「和平移轉」信念，自五月廿九日登陸澳底，六月三日攻下獅球嶺，七日進台北城，十七日舉行始政式，一切都順利異常。孰料近衛師團南下新竹、苗栗竟遭客家義軍的強力抵抗，七月中三角湧（三峽）、大嵙崁（大溪）反抗軍再興，這一切讓總督府從「簞食壺漿」迷夢中清醒，樺山資紀總督遂要求能久親王今後對反抗者必須「嚴予臨機處置」，而七月從旅順抵台的近衛師團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執行「無差別掃蕩」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格殺勿論的同義詞。於是，上述能久親王的懺語有了最鮮明的現實印證。戰爭、屠殺未必以最猙獰的形象出現，文明、開發之名才是近代戰爭的本質，台灣人經過這場以文明之名的野蠻洗禮，百年來可曾體悟什麼？而形塑地獄之景的能久親王和山根少將，最後都歿於這場戰役（不論是官方的病死說，或民間盛傳的義軍所為說），是現世報嗎？因此，能久親王的代言著實鮮明有力。

總的來說，《海角七號》和《一八九五‧乙未》都拋掉單面向的國族主義和絕對的善惡觀，努力透過夾縫來自我詮釋，表現絕對是瑕不掩瑜。

電影詮釋的是久遠的歷史，會和當代人有關嗎？是的！儘管多數台灣人都罹了歷史健忘症，可歷史總會透過巧妙的場景訕笑、警惕當下的人們。就如《一八九五‧乙未》置入了相當多能久親王的戲目，可多數人遺忘或不知的是，日治時代台灣唯一的官幣大社──台灣神社，除了供奉大國魂命、大巳貴命、少彥名命三大神祉外，能久親王也在奉祀之列。戰後國民黨政權來台，在台灣神社舊址建起一座中國風格的豪華飯店──圓山大飯店。兩星期前，為了個北京來的「欽差大臣」入住圓山，藍綠在中山北路上演多場慘烈攻防，陳雲林或會冷笑於心頭，但他可知，能久親王或與其同體了！

再者，試問看了《一八九五‧乙未》首映的主政者，除了囿於舊國族遺緒而哽咽外，他看懂了什麼？「不先尋求內部的藍綠共識，卻倉皇渴求國共和解」，導致類戒嚴／激烈圍城的上演，較之驚覺「這不是接收，而是戰爭」的能久親王還要魯鈍愚妄！在多數人尚未進戲院觀覽之前，「一八九五」陰霾早已深藏不少台灣人心底。凡此都印證了義大利大思想家克羅齊的所言：「一切歷史皆為當代史」。

最後，「客家三傑」吳湯興、姜紹祖、徐驤所欲對照的角色，除了唐景崧、丘逢甲、林維源、林朝棟等清廷要員、仕紳豪族，也在暗諷彼時的「協力者」。「協力者」中聲名最響的自是高倡「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的辜顯榮，如今風光一世紀的辜家人在陷泥淖之際，是該一看《一八九五‧乙未》。還有，在《台灣通史》中特為三傑立傳的連雅堂，其後人更該一看。看什麼？莫以為有力者或跑或降後，台人就會乖順聽從！

不要妄言吳湯興等人是清廷的守護者，當唐景崧、丘逢甲都棄他們而去，當辜顯榮、李春生等已成皇國順民，廣大遭遺棄的台灣子民為守家園、護故土，捲起的反抗能量絕對可觀！沒錯，吳湯興、姜紹祖、徐驤等人從不是「愛錢、怕死、好面子」的多數台灣人效法的典範，集錢權於一身的辜家才是眾人心之所慕。然而百多年前北部的識時務／中南部的激烈反抗，若認真由政治經濟學角度鑽研，背後的階級差異與退路有無，就知激烈抗爭的能量源於何處？而這樣的抗爭精神今猶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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