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農木屋

面臨新的變局，多數人變得迷惘、喪志，有人堅持情勢沒大壞，力主向前衝，而我腦海想的卻是：過去八年，甚至自八○年代以來究竟發生什麼事，以致發展出如今的局面。想到當年胡適在和張君勱等人就科玄問題大打筆戰後，流連於整理國故行列，為的是繼承與批判；同樣地，我也想東施效顰來個整理私故。

一九八九年，我在《中國論壇》策畫了「民間社會與台灣發展」的專輯（第三三六期，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五日），自己也寫了一文。十餘年來有少數朋友索取此文，我也曾規畫以「民間社會」之名編輯專書，卻半途而廢，實在愧對自己與朋友。如今乍逢變局，索性重新打字（當年還是手工書寫的年代）貼於此，七千多字的長文就請眾人不吝賜正。雖然如今看來文字有些囫圇吞棗，且九○年代迄今的變化更值書寫，不過，那又是大工程，就留待我再好好構思了。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祇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祇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祇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卡爾‧馬克思

「哪裡存在著權力，哪裡就同時有著反抗；我們也必須認知到，反抗的形式可能是相當地駁雜」
──拉克勞與慕孚

「民間社會」成為時代的新寵

解嚴前夕，儘管空氣中仍彌漫著不安、冷凝的氣息；然而瘖啞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翠綠蓊鬱、萬頭攢動的景象歷歷可見；但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如何掌握這股生鮮活力，用以衝決舊體系、舊價值的網羅呢？凡此都成為反宰制運動家及關心台灣前途人士所關注的課題。

一方面是基於運動的需要，另一方面則符應著外來思潮（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異端學說」）的源源流入，激發了新的抗爭理念與策略。大約是在八六年下半年起，藉由「拍賣中華民國」（《前進》，一九八六年七月號）、「台灣的新社會運動」（《中國論壇》，第二六九期）等議題的發抒，南方朔漸次將「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圖像予以浮現，並鋪陳為立於台灣本土的論述（discourse）。其後江迅（郭正亮）、木魚（鄭陸霖）等新生代，集結在《南方》雜誌的羽翼下，繼續將「民間社會」（還包括「民間哲學」）的概念予以拓深，並轉化為運動的源頭活水。一時之間，冠上「民間」的物事逐一冒起，不僅成為反體制的符號表徵，而且也預設了支配／反支配的文化霸權（hegemony）爭奪戰已然展開。

針對這種新的反支配論述，左翼人士有了具體回應。藉著《前方》雜誌幾篇密集、火力旺盛的批判文字，使得《南方》不得不進一步爬梳、辯解其理論的脈絡與依據，結果八七年的夏天被烘照得極為熾熱。此後熱絡的文字爭戰雖不再；然而一場「靜寂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卻悄悄地到來，進而改變了人們的視野。「民間社會」與新社會運動的環環相扣、互為奧援，是有心人無法視而不見的現象。而且，這種理論與實踐緊密串合的事例，還是戰後四十年來較成功的一次。那麼，這種新生的反宰制力量是如何成形的？這種新的論述存著什麼弔詭和難題呢？筆者試由知識分子如何進行情況的分析、力量的對比，進而掌握文化詮釋權來作一初探，希冀藉由文化霸權的爭戰，進一步檢討既有論述的得失，並發皇為新的反宰制動力。

「民間社會」具有辯證互動的意義

相較於以往的「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批判理論」、「依賴理論」、「韋伯熱」、「傅珂熱」、「後現代論」，「民間社會」其實並未特別受到優渥寵眷。因為坊間所印行的有關「民間社會」的中英文書籍，祇有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札記》，尤瑞（John Urry）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寥寥幾本而已。其中，《獄中札記》的中譯本，譯筆極為生硬、佶屈聱牙，誤譯、漏譯更是比比皆是，若是對葛蘭西的思想沒有一些基本的理解，而試圖藉由中譯管窺他的「民間社會」理論精要，根本是癡人說夢話。而尤瑞的名號這幾年來，儘管被南方朔、木魚等人說得琅琅上口，然而揆諸台灣新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整個「民間社會」的論述，尤瑞中間偏右的理論架構，在此地並未受到青睞。相反地，像拉克勞（Ernesto Laclau）、金（John Keane）、巴比歐（Noberto Bobbio）等著力於「民間社會」或社會運動的理論大家，也並未被廣為引介。

也就是說，「民間社會」理論的提出，始終是在學院之外由少數知識菁英所引領，尚未在學術殿堂裡進行深邃、沈潛的研討。儘管因此，使得這個論述存著許多罅漏（後頭將會進一步討論）；但也因為一開始，它就緊扣住社會現實，使得它的架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能增益許多更有、更堅實的內容和形式。迥異於前此的各種舶來思潮，「民間社會」表現出：

１.論述儘管並非精深博大，卻因為透過知識菁英的有效中介，使得理論和實踐得以進行精彩的辯證互動（近日「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所推行的新都市運動即其顯例），實踐哲學在台灣有了新的契機。

２.透過新的社會結盟形式，使得進步人士及受壓抑、受宰制的群體得以結合，第一次躍上中國／台灣的歷史舞台，並徹底撼動了黨國威權體制的基礎。

就現階段而言，「民間社會」的提出的確發揮了「造勢」的功效。若以葛蘭西的用語來說，台灣非學院內的知識菁英（即俗稱的「民間學者」），突破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樊籬，漸形展現了「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身段。因此藉著南方朔、《南方》成員和左翼激進知識分子的辯證對話，就可體察出力量對比的消長來。

情況的分析，力量的對比

其實早在《國民黨無望論》一書裡，南方朔就斷言八五年之後的國民黨政權發生了正當性危機。而在黨國體制卵翼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由於受到八○年代之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長波（long wave），以及各中心國為了「復甦的競爭」所展開的保護主義之影響，台灣的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這一「兩極結構」（劉進慶語）發生了齟齬矛盾；加上國民黨的技術官僚無能應對這一時期所產生的各種政、經、社會問題，於是「一人領導」的東方威權主義體系開始剝落、崩塌。在不確定中隱然包含著新的生機，蟄伏冬眠了四十載的民力正蓄勢待發，重新尋求新的歷史意義。

然而國民黨的政權危機，並不意味著民力的必然解放，因為它的「壓迫性的國家機器」依然強大而有效的守護著這一「利維坦」（Leviathan）；經濟危機，也不是民心向背的唯一指標。正如葛蘭西所強調的，經濟危機本身不能直接造成主要的歷史事件；它們祇能創造比較有利的基礎，用以傳播一定的思惟和解決整個國家生活的方法。同時也必須將人民的抗爭視野由純粹的經濟／行會（economic-corporative）階段，提昇到新的倫理／政治面向。換句話說，受壓迫與受宰制的「弱勢群體」要從經濟利益的「討價還價」行動，蛻變為重尋歷史意義的文化霸權實體，而這一切均有賴知識分子的組織、詮釋才能克奏全功。就在八六年，南方朔一方面提出「拍賣中華民國」的新議題；另一方面又以「凝聚民間智慧、思考台灣走向」的口號，直陳民間和統治者的對應關係。

在〈國家‧資本家‧人民〉一文（見於許津橋、蔡詩萍編，《一九八六台灣年度評論》），南方朔宣示了「一個廣泛的『人民─民主鬥爭』已在台灣展開。……亦即，面對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基礎，以『一人統治』的『黨─國家體制』為動員及制裁體系之『民間社會』的再現。」這裡的「民間社會」，依南方朔的說詞是「在政治學上，國家之外的人民自主部門，或者是經濟學上相對於國家支配的部門」。這種定義既和十八世紀古典政治理論家如洛克、盧梭、亞當斯密、佛格森（Adam Ferguson）的認定不侔，也和黑格爾、馬克思定義的「布爾喬亞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大相逕庭，再依筆者對葛蘭西政治思想粗疏的理解，這種「民間社會論」也不盡符合葛蘭西的原意。筆者可以大膽的斷言，這乃是經過尤瑞等人予以整型過的葛蘭西圖像，而不是葛蘭西的原貌。

新的人民─民主抗爭策略的浮現

然而問題不在於南方朔是否扭曲、誤解了civil society在西方的意涵，葛蘭西的意圖如何又是另一個課題；關鍵在於南方朔的提法，是針對台灣特殊的歷史結構和他對統治者的分析所拈出的新策略。解嚴前夕，儘管政治異議勢力充當反宰制運動的先鋒，而且頻頻奏效，功不可沒；但不可否認的，這股勢力是要向統治者攘奪國家機器，權力的分配是第一義，至於整個價值體系的重新評估不是力有未逮就是未曾兼及，所以在尋求新的反宰制聯盟上並不成功。至於長期遭受黨國體制及國家資本主義荼毒的社會集團，大多流於零星式的抗爭，並沒有喚起集體的聯盟行動；是專業社運人士和進步的知識菁英積極的投入，新社會運動的雛形才被勾勒出來。「民間社會論」的提出，既為某一社會集團的行動提供精神武器，也為不同類型的社運行動甚至和政治民主運動的結盟給予極豐沛的活水。

因此，並不是「民間社會論」導出台灣社會力的奔流躍進；而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它提出了情況的分析（國際外交和經濟保護主義對台灣的衝擊、政治接班的危機、國家資本主義的過度臃腫和與民爭利等），以及力量的對比（關於改造社會所必須的條件是否具備、各種不同的社會集團所達成的團結、自覺和組織的程度如何等），所以「民間社會論」提供了台灣版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策略。它廣結了各個不同的社會集團，不僅針對政經體制，也對整個文化、意識形態、生活形態進行全面的批判，而最後目標就是國家本身。

在《南方》陣營裡，江迅、木魚等新生代，則進一步在理論的層面為「民間社會」（還有「民間哲學」）辯護。於是尤瑞、湯普森（E. P. Thompson）、拉克勞都成為入幕之賓，「民間社會論」在理論上遂完成了多種聯結（articulation），其目的就在反對經濟決定論、階級化約論。在這些論述裡，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主張政治和經濟的運作有其自主邏輯，不可相互化約，藉此強調「民間社會」是一多核心的社會實踐交錯的場域，每一個社會實踐都有其「支配／反支配」的形態存在，因此階級鬥爭並不具本質優位性。透過「確著的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有效中介，反宰制的有機戰線得以形成，一個新的「人民─民主抗爭」就在台灣誕生了。

或許是《南方》的作者群太年輕了，以及在實際的運動過程（包括民主運動、工運、農運、學運等）並沒有站在第一線的經驗，加上理論本身也有其自主的運作邏輯，所以這套論述儘管炫目耀眼，頗能一新耳目，卻不免讓人感覺過於「純淨」，抗爭的策略甚至有機械論的意味（雖然這些作者群極力否認這一點）。雖然有著一廂情願的囈想；然而筆者還是肯定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體察到在瞬息萬變的時代裡，抗爭手段與策略是不能一成不變了。而就在南方朔及《南方》成員賡續延展了「民間社會」圖像的同時，左翼的激進知識分子集團又作了什麼回應呢？

「正統」左派的回應

自《夏朝論壇》於八六年下半停刊後，部分人馬簇擁到《前方》旗下亟思重振雄風（另有部分人員則以《海峽》作為另闢蹊徑的基地）。就在八六年夏天，《前方》連續以三期密集的批判文字直搗「民間社會論」及「民間哲學」的大本營。綜觀這些批判文字的內容，主要還是立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架構，大肆批判「民間學派」犯了幾項謬誤：（一）嚴重扭曲了西歐「市民社會」得以發展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並掩飾了台灣「市民社會」的放大過程，因此是虛幻、短視的看法；（二）將社會矛盾簡單化約為官民矛盾，是喪失了分析焦點的皮相形式論；（三）「民間學派」主張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分化，會使各階級在現有體制去找代表的位子，而不會想去直接控制國家。這是劃地自限的取消派主張，是新版的體制內開明派；（四）「民間學派」主張的經濟民間化，其實是將國家（官僚）壟斷資本開放給私人壟斷資本，並無助於勞苦大眾。因此，它祇是在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系裡的私人壟斷資產階級找說詞而已；（五）「民間社會論」是台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虛無主義的表徵，既迴避了統／獨論爭，也罹患了嚴重的「意識形態恐懼症」。

儘管這些「正統」左派人士的看法並非無由，例如國營事業開放民營後，如何在經濟正義上落實。「民間社會論」的確有它的難處（因為這是新的社會實驗）；台灣的「民間社會論」較著眼於共時性（synchronic）的考量，而未曾慮及在不同時空範疇下所衍生的歷時性（diachronic）變化，所以它與西方「市民社會」的意涵並不一樣。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批判文字始終沒有對準箭靶，以至於儘管力道猛勁卻箭箭落空。當南方朔及《南方》成員具體指陳了「民間社會論」，係針對台灣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而發──當然，這些觀察是否周延、正確又另當別論。《前方》的人士猶沈湎於古典馬克思主義所織造的架構裡，未能對「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局勢也在變」的台灣進行縝密、長期的「趨勢觀察」。當不隨個人意志而轉移的社會結構已悄然質變時，他們卻以堅定的主觀意願武裝成八○年代的唐吉訶德，舉矛衝向風車。表面上看來，「正統」左派是主動出擊；然而事實上卻是對八○年代後期的變化作出被動、迷惘的回應。換句話說，在八○年代後期，宰制集團與反宰制集團正進行一場新的文化霸權爭戰（以南方朔的用語，就是「搶位子」），而反宰制陣營裡，不同的社會集團也在進行力量的對比。雖然「民間社會論」能取得多少優勢，尚在未定之天；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回合裡，「正統」左派是略遜一籌。這種力量對比的消長，又不得不檢討知識分子廁身其間的作用。

知識分子角色的重組

按照葛蘭西的識見，「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分子的職能」。因此，他打破傳統的勞心／勞力分法，而以是否能符應那一時代的生產體系特質，區分為傳統的／有機的知識分子。而在解構的年代裡，傅珂（Michel Foucault）更劃分了確著的／普遍的知識分子，由「真理」與「權力」的角度嵌入各個領域（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心理、文化各面向），就地戰鬥再進行全面的聯線抗爭。於是，有機的（確著的）知識分子逐漸塑造為改造主力。大師已然隱退，人民／知識分子的結盟更形密切了。

檢證戰後四十年的台灣知識分子命運，可說是一頁壓迫／反抗的滄桑史。大陸籍的雷震、殷海光、徐復觀、柏楊、李敖，本土的楊逵、呂赫若、吳濁流、李萬居、張深切、陳映真等，無一不成為這場時代悲劇的見證人。由於宰制是直接、全面與殘虐的，所以知識分子無法形成有效的聯盟，祇能固守自己的良知，喚發為言論上的批判；也因為壓迫是直接來自於政治的非道德面，迫使多數知識分子（雷震、李萬居等人除外）退居到非政治的領域，重構道德陣營。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率皆為傳統的（普遍的）知識分子。不過，這是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使然，我們不能以今日的戰鬥標準來苛責他們。

七○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政治異議分子（黨外）的積極投入反宰制行動，並有效串聯，雖因美麗島事件的發生，使多數異議菁英琅璫入獄。卻也因此打開一道反宰制的出口，並促發了更多社會集團的覺醒；然而當宰制的形式愈形精緻、複雜、間接之後，前此的抗爭形式，無論是道德優位或政治優位勢得改弦易轍，才能延續抗爭的事業。宰制不會自動消失，如今的宰制形式（黨國體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流通形態）不僅在於政治／經濟的剝削，而且還包括文化／意識形態的改造。所以新社會運動的鵲起，提供了有機知識分子得以成長的沃土；而有機知識分子的積極投入，使得運動更能取得合理性的基礎，兩者的互動揭櫫了全面反宰制行動的開始。要理解「民間社會論」可能具有的意涵，就必須放在這樣的框架來考量。畢竟「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理論與實踐上的弔詭

一、無法在文化霸權危機中，引出主導的力量

當黨國體制的權威、震懾強度不如以往，民間的社會力蜂起，在「愛拚才會贏」、「咱要出頭天」的吶喊聲中，「民間社會論」直指國家／民間社會才是根本的矛盾，的確達成了各社會集團理論上的結盟。換句話說，緣於四十年來黨國體制的君臨天下，而今各社會集團相繼揭竿而起，其力道、心理的宣洩對象直指這個體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宣洩之後，如何在文化霸權的危機時刻裡找尋自己的位子，原有的人民／國家矛盾就會被更具體、直接的各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所取代，如何面對這新的情勢。「民間社會論」或恐力有未逮。

再者，運動可分為有機的（指涉的是長期的抗爭戰略）／一時危機的（conjunctural，偶然、暫時性的）。因此儘管「民間社會論」力主超階級的人民聯盟形式，卻也承認「民間社會」不是一個同質而統一的整體；但如何釐清何種運動是有機的，那些是一時危機的，則極為含糊其詞。至於掌握有機運動中的主導力量並成為改造的主力，始終未見「民間社會論」提起。但見南方朔又提出「拍賣中華民國」（見《新新聞》一二五期）的舊議題，並力主徹底的資本主義化，國家的徹底解組有利於人民民主的確保云云；另外《到執政之路》的作者群，再度把焦點放在political society的權力重分配上，似乎認為civil society潛藏的矛盾不是問題似的。「民間社會論」將人民帶到人民─民主的抗爭場域，卻又任意地放牛吃草，果真相當地「後現代」！有人直斥這樣的論述其本質是「形左實右」，就不是沒有道理了。

二、壓縮時空底下的理論混合體

正如南方朔所言，台灣目前所面臨的乃是「被壓縮了的時間」──西方兩、三百年來由封建以迄於後現代的制度與規範問題，台灣必須在數十年之內予以解決。相較於這種壓縮的時空，「民間社會論」也反映著類似的特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阿圖舍（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論、傅珂的權力觀、尤瑞的政治／經濟／民間社會三分說、杜漢（Alain Touraine）的行動社會學主張、拉克勞與慕孚（Chantal Mouffe）的激進民主論（radical democracy）等，都被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然而其中的理論弔詭卻顯而易見：葛蘭西的「民間社會」是作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交戰的場域，到了尤瑞手中卻成為排拒國家干預的保守論調；杜漢仍然承認勞工階級在成就社會主義改造上有其重要性，而拉克勞與慕孚則否認社會有其本質性，也不認為有文化霸權中心的存在，階級鬥爭祇不過是眾多反宰制行動之一而已，有的祇是各集團（陣線）之間有機的聯盟而已。因此沒有終極的意義，祇有局部的確著性（草根民主或激進民主）。

面對如此繽紛歧異的理論，在多元的西方社會都無法綰合為圓融的論述，在台灣社會竟能兼容並蓄成為「鉅型」的反宰制論述，委實令人歎服！同時，放在實踐的層面，「民間社會論」由於要超越經濟決定論、階級化約論，所以心儀拉克勞與慕孚的各陣線聯盟的主張。但是他們忽略了拉克勞、慕孚是以歐美先進國家為範本，介於第三世界國家和先進社會之間的台灣能否一體適用，恐有疑義！更進一步說，拉慕二人根本不預設國家／民間社會的對抗架構，本地的「民間社會論」則矛頭直指黨國體制，這固然是因為台灣民間社會的力量無法和歐美相埒所致；但既然黨國體制過於強大，便應積極導出反宰制的行動主導力量，「民間社會論」卻又不此之圖，豈不怪哉？再就階級運動而言，被箝制了四十年的這股人民力量正待開發，「民間社會論」卻又急於掛出反階級化約論的招牌，尚未開始就倡議超越（儘管不是否定階級），無異是撇清界限，又如何善用它呢？凡此皆是「民間社會論」在理論與實踐上面臨的弔詭。

總之，「民間社會論」的提出，代表反宰制文化霸權爭戰的開端，也是理論與實踐互動的第一步。然而經過分析之後，可以發現這種互動還不是堅實、有機的，　民間社會論」仍處於「初階論」而已。唯有進一步確定主導的力量與方向（不是命定論所稱謂的「必然趨勢」），才能建立更樂觀、壯碩的行動聯盟，如此「民間社會論」才不致淪為「進一步，退兩步」的賭局！